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国当代影视研究与创作实践中，“影视文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且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关于影视文学的概论性著作并不少见，但真正能够兼顾文学本位与影像本体，并在历史纵深与理论思辨之间达成平衡的作品，却不多见。梁振华所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概论（1949—2025）》，正是这样一部力求打通文学与影视双重维度的力作。该书以70余年的时间跨度，构建起一幅涵盖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影视文学的宏阔图景。作者身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与一线影视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使这部著作既保有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深度，又充盈着创作一线的切身感悟，是当代影视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成果。

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影视文学”这一概念处于某种未定状态。它时而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延伸领地，时而被归入影视研究的次级范畴，更多时候则被搁置在学科分类的夹缝之中，成为一个人们习于使用却疏于深究的模糊能指。该书首先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重释与勘界。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对“影视文学”的理解，必须同时从“影像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影像”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指向作为影视艺术前文本的剧本形态，后者则意味着以文学的思维和方法来审视已成型的影视作品。两个维度看似分立，实则构成了一种一体两面的认知框架：影视文学既不能脱离影像的本体特征而被孤立地谈论，也不能被降格为文字的附庸而丧失自身的独立性。

这一界定拒绝了两种常见的化约主义。一方面，它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对影视文学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剧本的文字层面，必然会导致对影视艺术本体特征的忽略”，从而与那种将影视文学简化为“可阅读的剧本”的文学本位立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它也警惕着影像本体论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将文学对影视的滋养简化为一种过时的前史。就此而言，该书实际上是将“影视文学”重新定位为一个关系性范畴——它既不是文学的一个亚类，也不是影视学的附属分支，而是文学与影视两套表意系统之间的交叉地带、对话空间与互文场域。

在方法论层面，该书明确标举“及物”原则，即“将理论概括融入对具体艺术文本的评析与阐发当中”。近年来，影视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理论话语膨胀而文本细读萎缩的倾向，大量研究耽溺于挪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影视作品进行“套娃式”解读，却疏于回到作品本身进行细致的叙事分析和形式把握。该书倡导与践行的“及物”批评，构成了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纠偏。

翻开目录，一幅中国当代影视文学的编年地图徐徐展开。从革命战争的影像书写（《南征北战》《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到红色年代的成长叙事（《董存瑞》《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新生活的咏叹与思索（《李双双》《新局长到来之前》）；从启蒙语境下的先锋影像浪潮（《黄土地》《红高粱》），到世俗化时代的喜剧勃兴（《甲方乙方》《疯狂的石头》）；从21世纪初的类型化趋向（《士兵突击》《潜伏》），到新主流电影的生成与拓路（“建国三部曲”、《战狼》系列）；从“她时代”的银幕倒影（《失恋33天》《你好，李焕英》），到IP潮与网络剧集的审美迭代（《甄嬛传》《琅琊榜》《庆余年》《漫长的季节》）……这一序列勾勒出影视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版图中的一条生动而清晰的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非简单罗列作品，而是通过流派、思潮与现象的梳理，将具体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譬如在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剧的类型化趋向时，该书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作品的相继出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大众文化的崛起、“市民社会”想象的生成联系起来，揭示了类型叙事的社会认识价值。这种历史化的阐释路径，把作品视为美学文本与时代文献，使该书不仅是一部影视艺术史，也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化与精神嬗变的心灵史。

该书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将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影视文学实践纳入统一的论述框架，尝试构建“华语影视文学共同体”的论述格局。该书以十二章的篇幅，系统论述了香港电影的类型演进与台湾电影的风格变迁。从香港武侠功夫片的演进轨迹到香港电影“新浪潮”，从香港喜剧片的多元样态到香港动作片的现代类型，从台湾乡土电影的写实主义到台湾爱情文艺片的“琼瑶时代”与“后琼瑶时代”，从台湾艺术电影的风格化呈现到国际化与产业化语境下的台湾电影，这些论述脉络清晰，构成了一部独立的港台影视简史。这种体例安排体现了一种学术自觉：华语影视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尤其是在全球化与产业化的语境下，三地影视的互动、融合与各自突围，是理解中国影视文化当代转型的关键视角。

在技术狂欢的时代谈论“影视文学”，本身就需要一种定力。当AIGC开始介入剧本创作，短视频与微短剧以碎片化叙事重塑受众的审美预期，“影视文学”这一概念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该书恰恰在这种时代语境中重申了一个根本性的信念：“穿透一切形态与技术的表层，影视文学的内核始终是人类对意义建构与情感共鸣的不懈追求。”

这一信念贯穿全书。无论是对《霸王别姬》“史、诗、思的融通”的阐发，还是对《人世间》“与时代同构的民生图景”的解读；无论是对《觉醒年代》“革命史的深度观照与诗性书写”的分析，还是对《我的阿勒泰》“自然与个体的诗意生存”的体认，该书始终以“文学的视角、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法、文学的精神”作为方法论的核心。这并不意味着将影像还原为文字，而是以一种人文主义的姿态，守护着艺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切关怀。

总之，该书既是对一段波澜壮阔的影像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对文学精神在影像时代如何自处与创造的深刻思考。它提醒着我们在今天的数智时代，依然需要保有观看、阅读的耐心与思考、阐释的能力。而这，或许正是“影视文学”在当下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