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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马金莲:将每一个字都书写在土地深处
来源:文艺报 | 苏 涛  2026年07月01日08:47

马金莲初登文坛的2000年左右,恰是“80后”在文坛引发诸多讨论之时。在彼时文坛一派众声喧哗的景象之下,马金莲展现出相当的独特性。她的文字中没有对传统的故意挣脱与叛逆,这和青春文学、网络写作截然不同;此外,其创作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对欲望的过度呈现以及在小说技法上的过度炫技等,均保持相当的距离。读者在这位“80后”回族女作家身上看不到任何时髦的文坛标签,她不受消费主义写作的影响,扎扎实实地将双脚踩在厚重的西部大地上,自觉坚守在西海固的精神高地,安静地写作。某种程度上,马金莲辛勤的耕耘背后,是她生命内里的精神追求,是她心目中一直潜藏的对文学神圣性的守护。在各种新话语的流变之中,马金莲的写作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当下还有值得珍视的、恒定不变的东西。要理解马金莲及其文学,这一点尤为重要。

忠于经验又走出经验

马金莲的创作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与生命经验,并诚实地进行表达。她的文字守持于“诚”与“真”,通过乡土生活、女性立场、儿童视角完成自己的文学创作。其中,至为重要的便是她的女性书写。

马金莲笔下女性世界的隐秘心语及其成长故事,具有十分独特的辨识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女性书写并不是先有一种观念、理论,而是源自生命根部的渊源和经验。这在她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中就已展现出来。如果将马金莲作品集的名称稍加罗列——《碎媳妇》《马兰花开》《绣鸳鸯》《河南女人》《午后来访的女孩》《化骨绵掌》《我的母亲喜进花》《爱情蓬勃如春》等,便能从中勾勒、还原出马金莲笔下女性的形象谱系及其成长轨迹。读者从中所见到的每一个个体,并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女性,“她”鲜活、具体,也困惑、悲伤,努力地成长与出走,即便在艰难的人生时刻也倔强而真实地生活。

以《碎媳妇》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其人生轨迹展现了马金莲的写作风格:生命如一条小溪流般,没有大的曲折;生活似被一个固定机位呈现,从日出到日暮。她笔下女性的青春、爱情以及婚姻,都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中被揭示。那是一种中国西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生命状态。读懂这些女性,你才会了解马金莲为何如此言说,她的笔致缘何如此稳定与舒缓。这种看似“滞缓”于时代风潮之外的女性书写,成为马金莲思考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基点,也成为她所操持的语气语调和话语方式。她于新世纪初期创作的这类纯良的女性形象,为丰富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作出了独特贡献。

可贵的是,马金莲没有囿于自身经验的舒适区,而是有意识地尝试突破自我,不断刻画出不一样的人物形象。在女性经验的突围上,马金莲至少从两个维度完成了自我超越。首先是在诗意的书写之外,正视乡村女性的生存夹缝和精神境遇,其中《掌灯猴》《舍舍》《鲜花与蛇》《项链》等小说颇为重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马金莲女性书写的厚度与力度。尤其是短篇小说《掌灯猴》,在层层推演下,将一位农村“丑女”的伤疤缓慢揭示,展现出马金莲非比寻常的叙事才华。在《午后来访的女孩》《化骨绵掌》等小说集中,马金莲笔下的女性由乡土世界进入城市空间,她走出自己经验写作的习惯场域,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深层的现实感与时代意识。

因此,通过对马金莲女性书写的考察,可以窥见一名优秀作家的成长史。在忠实于自我经验的同时,走出经验写作的惯性,从而让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普通女性,在真实而日常的生活中挺立,这正是马金莲写作的独特意义。

对人生命运的深刻体恤

2013年首发于《民族文学》的中篇小说《长河》,为马金莲带来了不小的声誉。马金莲也凭借小说集《长河》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正如授奖辞所言,作品“从生老病死等基本生命活动中提炼深微的经验,在日常琐细的回族乡村生活中照亮温润的人性,气象从容悠远,语言灵秀隽永”。2018年,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的创作由此进入一种井喷式的状态,短短数年内发表了大量小说作品。

小说《长河》共分为四章,分别描写四位主人公的人生无常。四个人物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四个案例,恰好涵盖了人生的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阶段。这部作品的重量,正是通过对活着和死去的灵魂的深刻逼视来实现的。马金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涤掉了一种刻意与精致,她保留了生活原本的粗粝、不如意,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疾病和死亡。她的小说中没有人生中骇人的一面,没有戏剧与矛盾的撕裂;相反,她的写作注重诗意与抒情性,承续了“诗化小说”的传统,折射出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观。她对平凡个体的观照和对人生无常的敏锐共情,充满了苦难下的深情感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维护着文学创作应具的人文底色。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在马金莲这里,这种爱是贫瘠生活里的希望和良善。马金莲有一部短篇小说《难肠》,“难肠”这一方言土语精准浓缩了西北乡村社会的艰辛感。马金莲的叙述却伴随着苦难之外的暖意,这也是马金莲对生活最本真的态度。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种清苦的幸福”。这种“清苦的幸福”体现在她以具体年份为题创作的“年代”系列小说中,如《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等。在这些作品中,她在追忆童年、怀念往昔中打捞光阴长河里的日常和温情,进而呈现素朴美好的乡村伦理精神。与同时代其他短篇小说注重故事性的倾向不同,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童年视角与回忆视角的相互交织,在一个自然而懵懂的世界中,她淡化苦难的一面,让人隐约感到一种打动人心的美。她对那些逝去年代中的“干粮”“浆水”“酸菜”等物象的书写,是真正沉入生活细部的“微观诗学”,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间,展现出她对乡土中国的绵密心事。如在《1985年的干粮》中,母亲坚持将如奢侈品般的白面馒头给孤儿奴海子吃,从而维护了贫困中的那一抹温情与尊严。在马金莲不动声色的细腻叙事下,展现的是一种身体与灵魂相交织的写作,背后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体恤。

对西海固的深情凝视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持续发力的同时,马金莲的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和儿童题材长篇小说《小穆萨的飞翔》《数星星的孩子》等作品相继问世,展现了一名优秀作家在文体拓展和艺术探索上的不断精进。从初登文坛对扇子湾的细致描摹,到《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之后对故乡的深度开掘,马金莲立足西海固,对故土进行着持续的书写,进一步让西海固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理空间。可以说,马金莲对西海固的历史与现状深谙于心。经过数年深耕细作,马金莲带来了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对她而言,这是一部对西海固进行全景式呈现的集大成之作。作品在宏大时代主题与微观日常表达的张力间,在对干旱贫瘠的故乡和对坚忍厚实品格的书写下,史诗性地展示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80万字的体量不但对作家而言是个巨大挑战,亦是马金莲对当下碎片化时代所作出的诗意抵抗。更为重要的是,《亲爱的人们》让我们对现实题材创作依旧充满敬意,这依然是中国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样态。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写到21世纪的当下,跨越改革开放40余年,囊括几代人的发展历程。马金莲在展现现实主义精神底色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真诚态度。

时至今日,在马金莲身上丝毫看不到任何的趾高气扬、矫揉造作,相反,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谦虚而亲切的态度、真诚且美好的情感。尤为可贵的是,马金莲在成名后并未离开西海固,而是依然以在场的方式坚守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在马金莲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双脚沾满泥土式的写作,她将每一个字都书写在土地深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有底气写真正的农村、真正的乡土”。她的写作是有实感的,与那些在想象与幻想中进行乡土书写的作家相比,马金莲及其创作提供了一个真诚而踏实的存在。乡土生活是当下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但如何理解和进入乡土,则是作家之间重大的区别所在。今天的许多作家,可能和书写对象特别是乡土现场之间有相当的隔膜,马金莲这种书写乡土的态度,为其他创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纵观马金莲的文学创作,作家始终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扎在脚下这片厚重的大地上,以一种朴素而诚实的叙事方式进行创作。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AI时代,马金莲的写作正在树立一个文学的标尺,即如何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种不变就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动人力量所在。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