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电视剧中的基层党员形象—— 信仰之真 生活之实 情感之深
《大山的女儿》剧照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余名党员。百余年后的今天，全国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一亿，中国也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党员，尤其是扎根基层的党员，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基石和先锋的角色。新时代以来，电视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伟业，塑造了一大批可敬、可信、可亲的基层党员形象，成为我国电视剧人物形象长廊里闪耀的新星。
可敬：坚守初心使命
新时代以来，广大基层党员奋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一线，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成为百姓和观众心中的可敬之人。
他们可敬在坚韧顽强、矢志不渝的无私奉献。为了解决草王坝村极度缺水的生存危机，《高山清渠》中的黄大发带领村民用几十年的时间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生命之渠，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又通过修路、拉电、发展产业，彻底改变村庄落后面貌。为了让贫困山区的女孩能够改变贫困失学、辍学早婚的人生轨迹，《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历经艰难创办免费的女子高中，通过教育改变了数以千计的山区女孩的命运。为了保护高原精灵藏羚羊，《生命树》中玛治县副县长多杰面对无人区的严酷自然环境和巡山队缺经费少弹药的困境，用生命实现了对环保的中国式阐释。在他们身上，“当代愚公”成为信仰和理想最长情的注脚。
他们可敬在身先士卒、吃苦在前的先锋引领。《小城大事》中的月海镇镇长李秋萍和书记郑德诚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以“集资、合伙”的创举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滩涂之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山海情》中的村干部马得福说服世代居住在涌泉村的村民自愿迁往还是一片戈壁沙滩的闽宁镇，通过引水灌溉、接通用电，种蘑菇、劳务输出等实际工作，带领群众从“等靠要”走向主动致富。而《大山的女儿》中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面对基础设施薄弱、产业推广困难的百坭村，通过改变村民观念，改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推广砂糖橘等特色农产品，带领百坭村百姓顺利脱贫。在这些人物身上，“开拓创新”成为干事创业的自觉方向。
他们可敬在实事求是、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人世间》中面对棚户区改造与居民安置、国企改革等难题，市委书记周秉义始终坚持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化解遗留问题，获得群众认可。面对光明县发展滞后、财务危机频发的不利局面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的基层生态，《县委大院》中的县委书记梅晓歌通过基层调研在矛盾中寻找破局之法，实现了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县委书记严东雷通过转变基层干部队伍发展观念和工作作风，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中实现了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在他们身上，“实干兴邦”化作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足迹。
可信：遵循艺术规律
如果说坚定的信仰铺陈出基层党员形象可敬的“质的坚定性”，那么，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符合艺术规律的三重辩证统一则赋予基层党员可信的“性格的丰富性”，从而造就了立体、真实、接地气的新时代党员形象。
首先，是身份和事业的辩证统一。党员作为一种身份，规定了人物的行为框架和行动方向，其具体职业则将这种框架和方向落实到实际的人物性格逻辑中：对于周秉义等人而言，面对的是一域的建设，如产业转型、作风转变、绿色发展等，关键在于发展理念和统筹协调；对于李秋萍等人而言，面对的是更为具体的事件，如保护藏羚羊、搬迁涌泉村、建设月海镇等，关键在于勇气胆识和观念引领；对于黄文秀等人而言，面对的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如百坭村如何脱贫不返贫，大山里的女孩如何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等，关键在于扶贫扶智和持续奉献。这同与异的辩证统一赋予电视剧中党员形象以真实具体的时空环境和行动逻辑，奠定了其可信的第一重底色。
其次，是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电视剧往往在宏大叙事和微观视角的交叉中凸显党员个人与家庭、群体关系的丰富性。《山海情》《高山清渠》等电视剧的叙事时间长达数十年，横跨中国多个发展阶段，角色也身处不同时代场景和复杂人物关系中。《山海情》中马得福的个人命运在微观上与涌泉村的搬迁、闽宁镇的发展以及得宝、水花、麦苗等人密切相关，在宏观上则与东西协作扶贫、脱贫攻坚等历史语境密切相连。《山花烂漫时》《大山的女儿》等则采取双向叙事的模式，在个人追求（建女高和百坭村脱贫）与对象发展（女孩改变命运和村民实现致富）的相互映衬中增强基层党员的可信度。
再次，是英雄与平凡人的辩证统一。电视剧塑造的基层党员形象通常是故事的主角，往往具有某些英雄化的特质，而创作者通过将他们置于日常的烟火气中，让基层党员形象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和落地感。《生命树》中的多杰对无人区和藏羚羊保护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他沉默少言、性格爽直，但内心深处饱含对女儿的愧疚、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玛治县百姓的大爱。《高山清渠》中黄大发修建水渠，其行为动机不仅来源于内心对因缺水而死的父母的执念，也是对养育自己长大的草王坝村民的回馈，更是为了兑现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无论是《山花烂漫时》中的张桂梅，还是《大山的女儿》中的黄文秀，她们将伟大寓于日常，用时间铸就英雄，在平凡中成就不平凡的伟业。正是这些“不完美”的英雄、“有痛感”的基层干部成就了电视剧中一个个更加可信的基层党员形象。
可亲：重视情感共鸣
“可敬”构成了基层党员形象稳重而坚实的精神内核，“可信”则赋予这一内核以血肉丰满的生命质感。与此同时，创作者以浓烈而深沉的情感为纽带，将信仰的温度与现实的厚度熔铸于人物命运之中，形成一种贯穿始终、绵长悠远的“情致”叩击观众心灵。正是这种情与理的共振、敬与信的共生，最终让基层党员形象能够真正走进观众内心深处，成为更加“可亲”的存在。
逻辑真实奠定情感共鸣的基础。所谓逻辑真实，一方面指人物行动逻辑起点的真实。张桂梅之所以坚持要办一所女子高中，不仅是源于山区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实，更在于“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的深层初衷。另一方面则是电视剧给予人物成长逻辑背景的真实。《生命树》中多杰对博拉木拉无人区的治理观念经历了从“发展经济”到“环境保护”的转变，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环保”理念也正逐渐开始成为中国发展的内生需求。人物行动逻辑和时代逻辑双重真实的叠加，使观众对电视剧中的基层党员有了共情的起点。
关键情节提升情感共鸣的强度。《山海情》中，有两个情节段落让观众被马得福深深打动。一是劝涌泉村村民搬迁。他一方面通过拜访村中李老太爷，用自己读书改变命运和涌泉村生存困境的对比，做好情感铺垫和理性说服；另一方面，在妹妹马得花通过大喇叭痛斥老一辈故步自封，点醒其落后思想会让子孙后代继续受穷的基础上，马得福用“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的深情解释，化解了村民“失根”的心结。二是带领村民种蘑菇。得福和得宝兄弟成功种出蘑菇的段落，形成剧内人与剧外人同步“云养菇”的情感共鸣。这些段落也进一步成为网民进行切片传播和二次创作的资源，形成情感互动的长尾效应。
年轻态审美激发情感共鸣的深度。年轻态审美是新主流电视剧最典型的美学风貌，其目的在于通过青年主角、青春事业、青年演员的三重叠加，消融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打通屏幕内与外的隔阂，实现代际之间情感与价值的深入沟通与共鸣。观众既可以在剧中看到父辈的青春岁月和同代人之间的人生选择，在党员干部与青年群体的互动中看到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能收获青年演员的扎实演技和创造魅力，在多重情感流动中深化对基层党员形象的认同，真正实现价值引领。
从信仰之真到生活之实，再到情感之深，新时代电视剧对基层党员形象的塑造形成了完整链条，从而让人物穿越荧屏在观众心中长久驻留，实现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艺术使命。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