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策纵是享誉世界的美籍华裔学者，其代表作《五四运动史》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典范，在海内外影响深远。他的学术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外，亦深入红学、训诂学、古典诗及新诗批评等多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周策纵与艾青曾围绕“朦胧诗”的可理解性问题展开数次交锋。尽管艾青对“朦胧诗”的批评立场已为学界所熟知，然而周策纵作为海外学者介入这场论争的契机、与艾青观点分歧的深层逻辑，以及这场跨越地域的对话在“朦胧诗”论争谱系中的意义，仍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将依托相关史料与新见文献，系统梳理这场论争的缘起、过程与焦点问题，辨析周、艾诗学观念与审美立场的差异，进而将这场被忽视的诗学对话置于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脉络中，考察其如何与新诗史中的重大论争形成呼应，从而为反思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路径提供历史参照。

一

“中国周末”与论争的缘起

周策纵与艾青关于“朦胧诗”的意见分歧，始于1980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举办期间的“中国周末”活动上。此时恰值中美建交后的特殊时期，这次文化交流不仅肩负着文学对话的使命，更承载着以人文交流促进两国相互理解的时代使命。在此特殊历史节点上，双方关于诗歌“懂”与“不懂”的观念论争，逐步升级为一场跨越时间与地域的诗学对话，也从侧面映照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诗发展面临的多重张力。

1980年8月，艾青、高瑛夫妇与作家王蒙，应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尔之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开启了为期4个多月的访问。9月12日晚，“国际写作计划”的首次“中国周末”活动在聂华苓家中举行，艾青是现场最受瞩目的诗人，获得了近乎英雄般的礼遇。到了9月14日，诗歌座谈会则由礼敬转为思辨，艾青的发言论及当时国内初兴的“朦胧诗”现象。艾青访美前后的中国诗坛正处于变动之中。1979年，《诗刊》相继推出北岛、舒婷的作品，标志着这一诗歌潮流的登场。1980年4月，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召开，谢冕、孙绍振等学者为“朦胧诗”发声。同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进一步推高论争声浪。1980年下半年起，对“朦胧”“晦涩”“古怪”的批评与“朦胧诗”的“崛起”相互交织，成为诗坛焦点。正是在此诗潮涌动、新旧碰撞的背景下，艾青踏上了赴美之路。也正因如此，当海外诗人、学者表现出对新诗潮的宽容，甚至推崇时，艾青便难以保持沉默了。

关于这场论争，艾青与周策纵均留有文字记述。艾青作于1980年9月的《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是一篇生动的现场纪实。他在向海外同行介绍中国大陆诗坛近况时，指出诗坛的几种倾向：部分青年诗人追求含蓄与深刻，却导致诗作“令人费解”；另一倾向则是模仿成风，“看见一种诗叫响了，大家都照样写”（1）。周策纵、郑愁予、袁可嘉等人围绕诗的“懂”与“不懂”发表见解。郑愁予强调了“悟”的重要性，认为理解隔阂可能源于文化差异或社会关切的不同。袁可嘉呼吁应鼓励年轻诗人探索新路，在他看来，“新诗已走了六十年了，不能老是走一条路”（2）。周策纵提出诗应“不拘一格”，反对将某类诗定义为“主流”（3）。总体而言，多数发言者倾向于支持诗歌风格与表现手法的多元探索，这与艾青所坚持的诗歌应便于理解、沟通现实的观点相左。

时隔7年后的1987年，周策纵撰写《新诗多元一元论：记和艾青谈诗的懂与不懂》，对当时的讨论做了另一角度的回顾。他写道：“现在不妨先从几年前我和艾青先生讨论的一个问题谈起。原来1980年我们参加爱荷华大学‘中国周末’文学讨论会的时候，有人问他对诗的看法，他第一句就说：‘诗一定要让人看得懂。看不懂的诗绝不能算是好诗。’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不简单的命题，“懂”这个字就得弄懂，是否单指理性的明确认知？是否要全部懂呢？’但当时人多嘴杂，也就没有讨论下去了。”（4）尽管二人在细节回忆上略有出入，但核心分歧清晰可见：艾青重视诗的社会接受度与传播效果；周策纵更强调诗学本体的开放与认知的多元，并意图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艾青的诗学观深植于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开始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之中。他警惕纯诗化立场与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对诗的评价不应过分偏重外在的形式技巧，诸如诗行的整齐、文字的雕琢、声音的悦耳等，而“应该偏重在它怎样以真挚的语言与新鲜的形象表达了人的愿望，生的悲与喜，由暗淡的命运发出的希望的光辉和崇高的意志”（5）。他尤其强调诗人应该代表人群传达对于世界的情感与思想。这种创作观念明确排斥修辞的游戏与封闭的自我呓语，也内在地指向一种与读者对话、向社会敞开的诗学姿态。

在艾青的诗学体系中，诗歌是一种承载社会意志的审美行动，其价值须在读者那里获得确认。正如他所指出的：“当诗人把他的作品提供给读者，即是诗人把他对于他所写的事物的意见提供给读者，他的目的也即是希望读者对于他所提供的意见能引起共鸣。”（6）既然诗歌要在读者处、在社会与艺术史的影响中确立自身的位置，那么让目标读者“读懂”便成为基本前提。由此观之，“读不懂”意味着社会效用的丧失，这也构成了艾青批评“朦胧诗”的核心依据。

而周策纵则基于跨文化视野和史学训练的习惯，更强调认知的严谨与诗学定义的开放性。他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有深刻洞察：“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另一个缺失看起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就是对‘是’什么，‘不是’什么不够重视。”（7）在周策纵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堪称中国文明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正在于其崇尚新知，着力探究事物的本质、成因和方法，而非拘泥于“应该如何”（8）。基于此，他对艾青的观点提出质疑：与其执着于规范新诗的发展方向，不如澄清新诗的本质特征，以及可理解性的基本范畴。因此，周策纵对“懂”的诘问，并非反对诗的可沟通性，而是反对将其简化为某种单一标准。

周策纵对新诗的关注，与其对五四运动的一贯研究兴趣密切相关。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活跃于北美诗坛，是纽约“白马文艺社”的核心成员。在他的视野中，海外汉语诗歌占据着一个独特的文化位置：既未受中国大陆文学体制化进程的规约，也未被中国台湾地区的现代派诗风所笼罩，反而得以“继承新诗早期的作风”（9），保持着自由生长的状态。因此，周策纵援引胡适的评价，将纽约视为“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10），尝试将海外汉诗纳入中国新文学的史述脉络，并为其争取某种“正统”继承者的历史地位。这一立场，既能解释他何以将海外汉诗作为大陆当代诗歌的参照系，也暗示了他对多元、实验性诗学路径的青睐。

“中国周末”活动以交流为基调，正如王蒙所言，“国际写作计划”意在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增进互相理解，“人们爱中国，关心中国，渴望着了解中国，而中国也盼望着更多地了解世界。衣阿华的‘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作家和各国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寻求友谊和知识的机会”（11）。此时周策纵与艾青的论争虽未深入，但其分歧却无法被忽略。这不仅是两位文人的观点碰撞，更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诗在重启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复杂张力：一方旨在延续并调整诗与人民、现实的固有联系，另一方则呼吁在美学与认知上保持开放与多元。这场未充分展开的论争，为之后持续数年的笔战埋下了伏笔。

二

论战再起：从爱荷华到北京

艾青的美国之行从1980年8月持续至1981年1月。在此期间，国内诗坛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也急转直下。《诗刊》1980年第10期所载《与青年诗人谈诗》一文，整理自同年7月23日艾青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发言。他在谈话中对部分青年诗人的创作倾向提出了批评，尤其指出北岛诗歌存在的问题，认为一些作品之所以晦涩难懂，往往源于诗人过分沉浸于个人的感受与观念中，未能建立起可与读者共鸣的审美通道。他专门列举北岛的短诗《生活》（内容仅有一个“网”字）为例，直言“这样的诗很难理解”（12）。这一批评常被解读为艾青对北岛诗歌的彻底否定，然而历史地看，艾青不仅一度真诚地欣赏北岛的才华，也曾给予他帮助与鼓励。然而，这段原本融洽的关系，终因诗学理念上的分歧而未能持续。

1980年12月，《诗探索》创刊号将艾青的《答〈诗探索〉编者问》作为重磅文章推出。艾青在文中将“看不懂”的诗视作排除读者的“无效劳动”，认为此风源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盲目模仿：“中国人，有些年轻人中间，学外国看不懂的诗。看不懂怎么学？学外国的看不懂。这个倾向，我以为是应该排斥的。”（13）这番批评激起了部分青年诗人的强烈不满，其中贵州诗人群体的言辞尤为激烈。可以想见，当1981年初艾青回国时，所面对的已是青年诗人的批评与挑战，这难免令其产生被“缺席审判”的愤懑。与此同时，诗坛的理论格局亦在重塑，“崛起论”的理论建构日趋完整。无论从创作实绩还是理论声援来看，“朦胧诗”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一局面，促使刚回国的艾青必须作出系统回应。

在《美国归来答客问》中，艾青重申了对新诗创作的核心主张：诗应该借助形象思维传达思想情感，并注重对现实的反映。在被问及对“朦胧诗”的看法时，他回应说，这类诗并非一无是处，但连编辑都“看不懂”的诗不宜发表。艾青特别区分了“朦胧诗”与其鼓吹者，并指出：“‘朦胧诗’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评论家。本来，作为一种风格的朦胧是可以存在的，但调子越唱越高，不是引导，而是一味吹捧，对年轻人毫无好处……其实，后来真正‘崛起’的是那些评论家。”（14）及今思之，艾青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崛起论”者在急于为新诗潮正名的过程中，往往陷入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强调“断裂”多于“延续”，未能理性审视新诗的发展历程与诗学传统。

1981年5月12日，艾青在《文汇报》发表长文《从“朦胧诗”谈起》，进一步阐述了对“朦胧诗”以及新诗发展的见解。他一方面坚持诗必须让人能看懂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从审美角度主张应区分表意不明的“口齿不清”与具有艺术韵味的“表达含蓄”。艾青的批评聚焦于两点：一是诗歌中流露的自我中心倾向，认为其“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15）；二是“崛起论”者的推波助澜。尽管艾青理解青年诗人的历史境遇，洞察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16）的言说姿态，但他对“崛起论者”却持有鲜明的批评态度，认为其片面鼓吹朦胧诗人，否定新诗的传统，从长远看不利于青年诗人成长。

总体而言，艾青此时的回应虽偶有激愤，但基本是理性的。他关于诗歌的可解性、“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强调，也与其一贯的诗学主张一脉相承。倘若没有后续风波，艾青或许会逐渐淡忘在爱荷华时与周策纵的争论。然而，周策纵的回国访问，却使双方潜在的紧张关系公开化。

1981年夏，周策纵回国。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他与多位作家开展了一次交流。这次交流对话后由亚丁（17）整理，名为《各家诗人谈诗》发表于《北方文学》1981年第11期。尽管刊发后周策纵和艾青均对整理稿表示不满，批评亚丁记录不实并激化矛盾，但实际上整理稿的核心观点并未偏离二人的一贯主张。亚丁所做的“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零散的分别交谈整合为众人齐聚一堂的“对谈”（18）场景；二是对部分表达进行了修辞层面的调整，例如将周策纵原本谦慎的语气改为更直接，甚至略显傲慢的口吻。

周策纵事后特别澄清，整理稿在某些具体表述上与他本意不符。例如，他原意是肯定艾青，同时认为年轻一代的诗风也值得提倡，但整理稿的表述却削弱了这种平衡：“他又说我说过：‘国内近年来出了一些抒情诗。郭小川、贺敬之写的还好，还有李季。艾青以前的诗我很喜欢，后来就不如以前的好了，不那么能够引起回味。’这些话我都没有说过，我只说过：‘大陆上曾有个很长的时期，大家都去写标语口号式赶任务的诗，很少有含蓄和令人回味的好处……艾青早期的诗清新可喜，有时意境也很深远，我很喜欢。后来有个时期也不免有些政治口号浅显的诗，我们无法欣赏。但像他的《海岬上》里的一些短诗和散文诗就很优美，也敢说真话。’近来老一辈的诗人偶然还能写好诗的，他是最难得的一个。不过年轻一代人的诗风已比较老一辈的繁复瑰丽而突兀，那也是应该提倡的。”（19）尽管周策纵和艾青都指出亚丁在细节上的失实之处，但二人均未质疑整理稿中对“朦胧诗”所持的基本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艾青虽然赞同文艺应走向大众，但并不主张以审美妥协为代价，也并非完全否定个人化的诗歌表达。在他看来，理想的诗歌应当在大众化、审美追求与语言创造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最终实现个人经验与他人乃至群体的有效沟通。周策纵则在文中明确为“朦胧诗”辩护，其立场更具去政治化与美学本体论的色彩。他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指出“国内的诗写得太明了，太单纯”（20），主张诗应在审美与形式上更具突破性。他质疑“懂”作为评判标准的绝对性，认为“有些诗不能让人读懂，也许是因为它更高明、更深刻，现在的人还达不到诗人的思想境界”（21）。在“自我”的表达问题上，他更与艾青针锋相对，强调一切诗歌在本质上皆是“自我”的艺术化呈现。

《各家诗人谈诗》的刊发，使周策纵的海外观点直接介入国内的论争，艾青由此感到一种“腹背受敌”的压力。周策纵的论述不仅与“崛起论”者相呼应，而且从比较诗学的层面为“晦涩诗风”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艾青所秉持原则的权威性。尤其令艾青难以接受的是，周策纵将“看不懂”的诗解释为“可能更高明”的逻辑——这从根本上解构了艾青批评的立足点，并将诗学论争提升至诗歌本质与接受美学层面。这场源于审美差异的对话，至此已升级为关乎新诗现代化路径与话语权的论辩。

三

跨洋论争与诗学道路之辨

艾青对周策纵的回应，经历了从相对缓和到日趋激烈的过程。1981年11月9日，艾青在《愿青年诗人健康地成长——为〈青年文学〉创刊而作》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文学教授”主张“难懂的诗也应该发表”（22），强调诗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应当让人读懂。此时他的语气仍带有商榷意味，尚未脱离说理的范畴。然而这种相对的克制并未持续太久。当艾青读到《各家诗人谈诗》后，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随之写下的《迷幻药》一文，情绪明显激烈起来。他直接批评该文倾向明显，片面呈现了周策纵的观点：“《北方文学》的整理稿，主要是介绍了周先生的观点和经过挑选的附和周先生的观点，倾向性很明显，用意也是很清楚的。”（23）艾青重申，诗可以存有不同风格，但“难懂”不应成为普遍追求，更不能因此责备读者。他尤其反感推崇海外诗歌、贬低国内诗歌的论调，并回顾新诗发展史，指出从五四至80年代，中国诗歌界对外国各种流派的翻译和借鉴已相当广泛。在他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学习外国，而在于如何创作出既有“时代的气息”、又有“民族的风格”的作品（24）。这表明他的关切已从“懂”与“不懂”的具体争论，上升到新诗如何建立自身现代品格这一根本问题。

艾青进一步借台湾诗人高准的评论，将“朦胧诗”的“难懂”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审视。他触及了一个新诗史的重要问题：自李金发以来，“晦涩”“难懂”的争论便伴随着新诗的发展，并在三四十年代的部分现代主义诗人，以及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现代派诗歌中延续。艾青警惕“朦胧诗”重蹈某些现代主义探索的覆辙，过分追求语言实验与内在玄思，可能导致诗歌脱离大众。他主张当代诗不应简单回到“纯诗”或“现代主义”的旧路，而应开创一条既具现代意识，又能与读者沟通的新途。

借助高准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批评话语，艾青将那种缺乏真情实感，生硬模仿西方，最终沦为“极少数自命诗人的一小撮人自我陶醉的迷幻药”的创作倾向，直接与周策纵所支持的诗歌方向相联系。文末他尖锐地写道：“有人竟想到处推销这种迷幻药呢！”（25）此处“有人”正指向周策纵，艾青借此对其所倡导的诗学路径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严厉指责。

艾青的批评迅速引发回响，早年曾受其提携的诗人吕剑随即撰文声援。他质疑周策纵以海外诗歌为标准评判国内诗坛的做法，并饱含深情地为艾青辩护。吕剑认为“朦胧诗”并非横空出世的美学革命，而是历史上现代主义诗风的延续，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此难以将其视为“新的美学原则”。吕剑的论述始终贯穿着对本土诗歌尊严的维护，以及评论标准应扎根汉语诗歌传统的自觉意识。

面对批评，周策纵数年未曾公开回应。不过，1982年2月2日，香港《明报》刊出《朦胧诗的懂与不懂问题——周策纵与艾青之争》，作者梅之闻站在周策纵的立场，对艾青的批评作出系统性回应。梅之闻梳理了双方的分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简单来说，就是‘懂’与‘难懂’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朦胧诗’是诗的规律，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即使现代人看不懂，也不要紧，虽然‘任何诗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同时代的读者所理解，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诗人，却绝不会仅仅为了投合读者传统的欣赏习惯，而放弃真理，放弃自己应有的艺术追求’。反对者却说有些‘朦胧诗’连高级知识分子都看不懂，那么发表给谁看呢？”（26）梅之闻对艾青将周策纵比作“迷幻药推销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看来，艾青所喻指的“迷幻药”，实际是指向那种缺乏生命力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机械模仿。梅之闻强调，周策纵所倡导的并非这类空洞的诗歌实践，他反问道：“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对国内新诗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海外只有‘迷幻药’而没有‘浓缩程度高’而‘有味’的诗作么？”（27）在此基础上，梅之闻进一步呼应周策纵的主张，认为诗歌应当保留一定的晦涩感与意义的多重空间，并指出这正是诗歌艺术本质的重要体现。

直到1987年，周策纵才发表长文《新诗多元一元论：记和艾青谈诗的懂与不懂》，系统回顾这场论争。他首先澄清了因访谈整理可能造成的误解，进而将辩论提升到诗学原理的层面。周策纵追溯胡适的“明白清楚”诗观，指出“诗一定要让人能看得懂”这一命题在逻辑与历史上均难以成立：“我对他那句‘诗一定要让人能看得懂’这个广泛命题，最初只是怀疑到它的指认和周延方面，因为这个问题过去已争论了许久……并不是一个简单可肯定或否定的问题。这个命题也不是艾青先生最先提出来的，那个所谓中国‘新诗老祖宗’胡适之先生早在五六十年以前就说过：‘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批注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胡先生所谓懂，如果是指理知上的完全了解，我们认为他说的根本站不住。”（28）在周策纵看来，历史上许多杰出的诗作并不明白清楚，诗歌的“懂”牵涉感受、联想等多层次审美体验，不能简单等同于理性认知上的透明。他的论述实质上为诗歌的“晦涩”或“朦胧”赋予了合法性，视其为拓展精神世界与审美空间的内在需要。

这场跨洋论争，表面是关于诗歌可解性的争执，深层则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核心矛盾的当代映现，即诗歌的现代主义探索与大众化诉求之间的持久张力。自新诗发轫以来，“晦涩”与“明白”、“纯诗”与“大众诗”的论争不断。其中，现代主义探索注重内在真实、语言革新和审美自主，常受到“难懂”的批评；而大众化的诗学实践则强调社会关怀、现实介入和传播效用，多推崇“易懂”的价值。艾青与周策纵的立场，恰恰对应了这两种诗学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典型立场。艾青的忧虑源自其历史经验，他曾亲历了诗歌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时期，深信诗歌不能失去与时代、人民对话的能力。他对“晦涩”的警惕，包含着对诗歌脱离现实、疏离读者的深刻担忧。周策纵的坚持，则体现了对诗歌艺术独立性与复杂性的维护，在经历了相对封闭的文学生态之后，这种坚持具有开拓表达空间、促进艺术探索的积极意义。

时过境迁，当我们回望这场曾充满火药味的论争，其意义已远超简单的是与非，它映照出“朦胧诗”论争乃至新诗现代化进程中所内含的困境：诗歌如何在吸收外来艺术精华，走向语言与形式更新的同时，保持与本土现实及读者的联系？又如何在肩负社会文化责任的同时，守护其作为艺术的独立与深邃？艾青所警惕的诗歌与公众脱节的风险，在“朦胧诗”以降的当代诗中确有所显。而周策纵所倡导的开放与多元的诗学观，也为突破表达的单一，激活汉语诗歌的潜力，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这场跨越时空与地域的对话，是新诗在重启现代化探索之际的一次反思，它使我们重返那些根本性的诗学命题：诗的本质、读者的位置、传统的转化，以及现代的抵达。这些声音，至今仍回荡在关于诗歌何为、诗向何处的探讨之中。

注释：

（1）（2）（3）艾青：《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艾青全集》第5卷，第274、274、274、275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

（4）（19）（28）周策纵：《新诗多元一元论：记和艾青谈诗的懂与不懂》，《弃园诗话》，第186、187、188-189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5）（6）艾青：《诗与宣传》，《诗论》，第105、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周策纵：《序》，《弃园文粹》，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8）周策纵：《认知·评估·再充》，《五四运动史》，第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9）周策纵：《〈海外新诗钞〉序》，王润华、黎汉杰编：《周策纵序文集》，第216页，香港，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

（1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蒙：《别衣阿华》，《王蒙文存》第14卷，第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谈话》，《艾青谈诗》，第6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3）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艾青谈诗》，第17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4）艾青：《美国归来答客问》，《艾青谈诗》，第18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5）（16）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艾青谈诗》，第80、8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17）亚丁原名李翰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80年代赴法深造并旅居法国，译有萨特的《理智之年》和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等。

（18）据周策纵回忆，他与艾青、朱光潜、冯至、冰心、毕朔望本为分别交谈，可整理稿描述为众人相聚一堂，共议诗的形式与风格、“朦胧诗”、诗画关系等，并制造出众声“声讨”艾青的场景。见周策纵：《新诗多元一元论：记和艾青谈诗的懂与不懂》，《弃园诗话》，第186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

（20）（21）亚丁整理：《各家诗人谈诗》，《北方文学》1981年第11期。

（22）艾青：《愿青年诗人健康地成长——为〈青年文学〉创刊而作》，《艾青谈诗》，第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3）（24）（25）艾青：《迷幻药》，《艾青谈诗》，第93、95、9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6）（27）梅之闻：《朦胧诗的懂与不懂问题——周策纵与艾青之争》，《明报》（香港）1982年2月2日。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6年第３期

（韩亮，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