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虹：文学的信徒
我们在深夜抵达金山岭，除了夜空中明亮的星星和一幢幢陌生的房子，什么都看不清。空气凛冽，是雪后的清冷和锋利。
一切在次日早晨变得清晰起来。我在清晨醒来，透过轻薄的窗纱看见一座白雪皑皑的树林。那是一座横亘在公寓前的低矮山坡，雪覆盖着山坡，恍惚间使我以为见到了冬日的北欧森林。
最初的那几日，我们没有到更高的山上去。我们在冬日之光下走一样的路，从公寓到理想国，然后是老梦面包、食堂、超市，最后在天黑之前回家。我遇见一张完美的写字桌，它紧靠着落地玻璃窗，后面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基本动作》，中午阳光会悄无声息地洒在桌子上，雨后林蛙会在窗外的院子里跳来跳去。午后我们会去看鹿。每天会有七只梅花鹿在草地上吃风（闽南语的“出去玩”）。有时候云雾笼罩着山林，我们站在路边看远山淡影。
那段日子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再也不当文学的“赌徒”。我想成为文学的“信徒”。在山上时，我和阿乙因为《文艺风》而有过一场漫长的笔谈。阿乙是文学的“亡命之徒”，他终究无法从文学之神那里逃脱出来，那是他的命运。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文学的“赌徒”，我以为文学能使我陷入困顿，也能救我脱离贫穷，从此让我过上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我忘了十赌九输，赌徒是没有好下场的。
怎么可以指望文学赐予你什么呢？文学已经赐予我们太多了。多年以前，一个夏天午后，当我独自窝在床上读门罗的小说时，有一瞬间我的灵魂充盈着一种饱满又深沉的幸福感。那一刻的我无欲无求，仅仅被一个微小、迷人的故事深深触动着，那便是文学赐予我的幸福时光，是我的文学时刻。后来这样的时刻不止一次降临到每天上午的诗歌时光中。
文学还会开我们的天眼。还是在山上，一个记者对我讲述了她在大学的经历。入学面试时，面试官问了她一个从未听过的问题——“你在金字塔的哪一层？”顿时她惊讶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个社会到底处于哪个阶层。几年后，在社会学的课堂上，她还明白了一个真理——那些处于金字塔中上层的人总是有一种向上的乐观，而身处中下层的人看到的则是脚下的深渊。这是文学和社会学的相同之处。它们使我们看见差距、不公。我们一边恐惧地望着脚下的深渊，一边义无反顾地写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在反抗绝望，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看起来像是软弱的退缩者。
我曾在西蒙·梅萨·索托的新电影《诗人》里看见了一样的恐惧。那是我在山上看的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那是一首迷人、深沉的存在主义英雄颂歌。日渐衰老又古怪的诗人奥斯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年轻时出过一两本诗集，还得过文学奖，但不知怎的，他的失败却像一团越来越大的阴影那样笼罩着他。他失业、酗酒、离婚、啃老，成了一个被人嘲笑又同情的落魄诗人。在回到学校教书后，他认识了富有诗歌天赋的女学生尤拉迪，不愿意看到这颗诗歌的种子被埋没，于是不惜代价地栽培她成为诗坛新星。
尤拉迪的成功或失败当然不是奥斯卡能够掌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都掌控不了。最终他能做的只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诗歌的信徒。这是一个诗人的归宿。
“我在这里/一个男人/老派的恐龙/背着委屈/罪有应得/脆弱的做梦人/但别就此失去信心/在这位尘世诗人身上/他正努力写一首/快乐的诗”。（奥斯卡·雷斯特雷波诗作）
我们在山上度过了整个三月。在那里我们经历了一场精神重建，看了一些书和电影，写了一点东西，也沉浸在一场又一场令人难忘的对话之中。最后几日，我们越爬越高，在山顶迎来了早春的山桃花。很快那里就会绽放漫山遍野的杏花了。
下山时，公寓前面的树发芽了，草地上的雪人也消失了。听说马场道的海棠花开了。尽管我还是感到失落又忧伤，尽管前路一片虚无，但四月终归会是好时节，就像我的朋友慧敏说的，风会帮我们开花。
这样寂静又奢侈的生活是文学之神赏赐的，是我不配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