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蓝：精神在上，生活向下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二十年成就一个诗人。诗人自明向诗的探索已经二十年，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我已默认自己是个诗人。”这是诗人的自证，因为诗者的孤绝，常常是“没有别的一切为我们作证”（海子《我，以及其他的证人》）的。因此，诗人只好在语言中安顿一颗心，作为存在的证据；只有一个人独自来到语言中，凝练为语言的一部分，才算是真的存在。
自明的组诗《老黄历》就有这样的立意。河北定州的大定村，是诗人的故乡。大定村，这个被诗人称为“孤岛”和“世界尽头”的地方：村后有季节性的河流，名沙河，在断流续流中充满不确定性。村庄名为“大定”，或许与沙河“不定”的性格相关联。因村庄建在“不定”的沙河岸边，以“大定”名之祈求安定，既是为村庄祈福，又深含着卑微的“人”面对世界时的心意。
自明的诗就产生于“沙河”的动荡与“大定村”祈愿安定的相互调和中。所以，他才在中年的孤独中不断向故乡回望，用沧桑的脚触碰故乡的泥土，重新审视故乡的悲欢。在动荡与安宁的角力中，诗人既是一个体验者，又是一个观察者，他因此能够从容地摇摆于“在”与“不在”之间而潜心创作。于是，“大定村”的风物人情，因他的审视呈现出别样之真实，并在语言中散发出新生的光辉。
“我满腔的浩荡也很平静”
诗人自明从来都是其原乡“大定村”的一分子，他走遍这块深沉的土地，带着北方人的孤独和卑微，在故乡的周围谋生。诗人抬眼望见的是成群结队的人、事、物艰难的流徙与生存，像麻雀一样惊惶，像野草一样生息，却不断地为这土地带来生气。而他自己故意从这个集体中疏离出来，成为一个“落单者”（《野望》），即一个勇敢的“单独者”。因为这样的疏离而使他泯然于众人，获得了新的视野。他的目光不仅有宽阔的视域，更有真挚、悲悯的情怀作为动力，所以能见物，能动情，能哀民生之艰难。
诗人有这样的视域和情怀，恰恰因为他甘愿成为“单独者”的姿态。也许在单独的时候，他更能感受这块土地的温度，感受这块土地上精神能量的流泻与灌注。当他“独坐沙河岸”“独来塘边看荷花”“秋夜独坐”“独享山雀啁鸣”，孤独带给他的不只是“塘边磐石的孤独”，更是“苇丛蛙鸣的热切”。所以，在诗人自明这里，“孤独”与“热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孤独”更像是联结“热爱”的通道。他走过这个通道，到达一片开阔地，心胸为之浩荡，也获得了一份难得的平静。诗人在孤独的心境中，逐渐学会与自己相处，进而融入自然万物之中。
“快把人从面孔里救出来”
诗人在这组诗中满含深情地写了“祖母”“祖父”“父亲”“母亲”，写了“麻雀”“白鹭”“野草”“荷花”“小麦”“狗尾草”等自然之物，还写了“晾衣绳”和“毛线”等生活物什，在诗人眼中，这些物象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诗人通过对“祖母”“祖父”“父亲”“母亲”的抒写，与“大定村”重新建立了血缘性的亲密关系，让我们感知到那被称作“故乡”的“世界尽头”，尽管如同“孤岛”，也是温情所系。比如，“祖母说，雨滴里自带种子/麻雀吃饱饭，就不停地衔这些草籽/它们也是这块土地上的耕作者”（《野望》）；“不必回家，只要抬头/就能望见母亲用尽一生时间/为我晾晒的棉花，曾包裹我/娇嫩的婴儿之躯”（《天边的云》）；“把身体蜷曲成孕儿模样/峰峦就有了母爱的温度”（《山行》）……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读到了诗人的眷恋与赞美。因为有了这样的牵绊，诗人才无数次返回故乡，用诗心触摸这里的每种事物。
诗人在这样日复一日地触摸中，发现生命的谦卑与高贵交织在一起。比如，“它们朝西南飞，掂着草尖/低飞。绝不超过立秋时节/玉米的高度”（《野望》）中谨守尺度的审慎；或者“我陶醉于戌时的大定村/沙河岸边，清凉透过衣衫/一缕缕沁入心脾和骨血/野草、蟋蟀、浮云、流水……/被这些短暂的事物包围着”（《秋夜独坐》）中的尊重与和睦；或者“恰巧有数只鸠鸟/贴着湖面滑翔，趾爪抓破镜光/我们在彼此的形态里，共振”（《望湖笺》）……我们从这些诗句中看到了万物的自足与圆融，正是在无数这样的瞬间，诗人将“孤独”升华为“热爱”。这一升华如此重要，如同从绝境中找到了一条新路，诗人因此治愈了内心不时涌动的“悲愤与绝望”，与“世界尽头”达成和解。或者说，这“世界尽头”也因此成为“世界开端”。诗人说，“快把人从面孔里救出来”，而救赎的力量，正来自诗人对现实、自然与平凡生活的重新认识和发明。
在诗人的凝视中，“麻雀”成为“耕作者”，“狗尾草”成为“光明草”，“小麦的芒刺和空虚”成了“健康完整之爱”的新内容。诗人凭借一己之力，把万物从固有的观念中，拯救了出来。
“找一处缺口把自己砌上”
在自明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一种主动献身的精神。这种献身精神并非空置与高蹈的，而是自有其脉络与传承。
诗人在《孤悬》这首诗中这样写道：“一位父亲向他的儿子递出尺骨/和桡骨，不惜再加上肱骨/血已干涸，他失去双亲多年/如今，连自己也即将失去。”我们看到“父亲”给予“我”的是组成其生命的元素。这种给予，不是物质的传递，而是将血脉和骨力毫无保留地献出。
诗人在另一首题为《高楼赋》的诗中，再次描写了这种献身精神。与前面不同的是，这次献出与建造相关联。诗人将“人”的精神创建与建筑工作合为一体加以呈现，一方面表现精神创建之难，另一方面细描建筑过程的精密。我们看到严守着精神尺度建筑的加法，同时，又能感受到“减无可减”的减法，二者在“人”的身体与精神间达到平衡。“心宽百丈”的前提是在无尽消磨中抵达无限宽阔，但要做到这一点须在不断舍弃之后，而最后的步骤是献出自己。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沿阶而下，寻找一处缺口，把自己砌上”。这种精神让人想起古代的铸剑师以身祭剑的壮举。于是，诗人的自我融于大化，肉身与精神合二为一。
诗人因此可以坦荡地这样说：“这三种黄，全部在我的骨头上/有突破皮肉的趋势/我活着就是为了消耗，用尽这些黄/让骨头雪白，让河水澄清”（《老黄历》）；或者化身为小麦说：“我愿意被你收割/我愿意把我的全部都奉献给你/但请允许我抖落我根须上的泥土/用以归还我的父母”（《小麦》）。我们读这样的句子并不觉得矫情，其根源就在于诗人骨子里汩汩流淌的真诚与对献身精神的承继。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古属冀州，别称燕赵，自古就有燕赵遗韵。自明的诗继承了燕赵风骨，又融入了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他的诗与他周边的环境相映照，他的生活是属“人”的生活，尽管粗糙尽管坎坷，却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赤诚的创造者，成为这片土地生产出的珍贵的精神回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