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机运：略论传统家庭在网络文学中的结构化想象
摘 要：中国传统家庭在网络小说中时常被描述为强调“嫡庶尊卑”的僵化结构秩序。这种传统家庭的结构化描写，最初用于展现小说内部的家庭等级关系，后来演变为反映不平等关系的泛化流行话语。通过“嫡庶尊卑”的结构化叙事，网络小说对社会普遍体验到的不平等感知作了具象再现，从而形成了有效体现当下情感结构的叙事套路。本质上这种叙事传达了当代人对“秩序”与“机运”之关系的理解。当小说把自由意志阐释为对“机运”的顺势把握时，这类故事便体现出机会主义的世界观。因而蕴含“嫡庶尊卑”结构的网络小说始终只是调和诸种矛盾的个人主义神话，从中无法展开对结构化情境的彻底批评和反抗，而这正是网络文学在回应社会问题的局限所在。
关键词：“嫡庶”；网络文学；传统家庭；机会主义
中国传统旧式家庭在网络文学中经常作为叙事背景出现，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归属于“宅斗”“种田”等类型标签下的“女频”文学作品里，类型化叙事模式经常将传统旧式家庭表征为高度结构化的人际关系格局，其标志是用“嫡庶尊卑”一类的传统话语，来界定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等级差异秩序。“嫡庶尊卑”话语最开始出现在以古代为时代设定的网络小说中，就被用作描述家族内部结构（包括皇室后宫）及基本家庭秩序的定式叙说。后来，随着当代网络小说和改编影视剧作的流行，“嫡庶”逐渐成了网络流行话语中泛化指称人与人之间存在差等关系的术语(terms)，也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流行“梗”。
作为一种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制度，以“嫡庶”界定尊卑的宗法原则，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政治哲学中极其重要。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传子之制”与“嫡庶之制”为殷、周制度的根本差异之一，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息争”，以确保代际之间的稳定继承。到了春秋时期，贵族之家因普遍实行多娶制，而将“嫡庶”的尊卑法则进一步延伸到家庭中的多位女性配偶之间，构成更为精细的家族内部秩序。但显然网络小说对这种早已在日常生活中不复存在的传统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至少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完全看不到制度诞生之初的理由。更大的问题是，通常旧式家庭不过被用作历史时空想象的制度基础，可是当家庭的关系叙事被放置在了僵化的秩序结构当中，与此同时小说却又经常选择“将现代精神赋予主人公”，就难免给人以历史感塑造过于“浮于表面”的印象。
下面我将详细阐释传统的旧式家庭为何会在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中呈现为如此僵硬的结构化想象。首先我试图从各类评论和观念的“丛林”中，把那种充斥着“嫡庶尊卑”的旧式家庭关系，剥离为一种在叙事里再造“尊卑”的结构化叙事语境。随后结合一些具体文本，商讨此类结构化叙事语境如何为各类“嫡女”“庶女”故事铺就了通向成熟叙事套路的前提。我相信，在这类流行故事里，反映的是现实与价值相乖离的古怪情感结构，正是在这种情感结构的牵引下，蕴含了“嫡庶尊卑”的传统家庭也因此变成了展演机会主义世界观的结构性“布景”。
“嫡庶尊卑”：再造结构化的叙事语境
内含“嫡庶尊卑”关系的旧式家庭一直是文学着重表现的对象。旧式家庭在文学叙事中的广泛复兴，远早于网络文学出现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具有嫡庶尊卑等级区分的家庭制度，历来是“为小说准备了一个永远现成的矩阵”，进而“家庭架构意味深长地被扩展为一个伪血缘(pseudokin)的有伸缩的关系网络”，小说关于“外部秩序”的讲述，经常依托于“家”的现成结构被搭建。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所探讨的中国小说的人文场景设计，不仅与此处讨论的网络小说相差无几，甚至《金瓶梅》中“每个人都企图在家中占据上风”的家庭关系在网络小说中亦屡见不鲜。
但中国当代网络小说却改写了《金瓶梅》中看到的“最彻底悲观的女性观”，在有机延续家庭小说中常见的竞争格局之外，网络小说却试图通过叙事中“对欲望的重新定义”，来“对抗处于统治地位的亲属关系观念”，因而网络小说更关注个体女性有无可能从“纳妾制度、父权制的无上权威，还有生育男性后嗣的绝对律令的现实中”，寻求一条看起来更符合当代女性利益诉求的解脱之道——她们身处规矩无处不在的旧式家庭里却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她们是自身命运的“探索者”，而这种探索的本质正如卢卡奇揭示的那样，“不管是目标还是引向它们的道路都不能直接地被给与”。
与此同时，过分凸显尊卑嫡庶等级观念的旧式家庭叙事，又一直是当下网络文学研究里饱受争议的内容。一方面，正如网络作家蒋胜男在访谈中点出的那样，网络小说反复书写“嫡子嫡女天然品质纯良、庶子庶女总是心怀恶念”的观念，会被认为是“网络文学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趋于保守”的表现。许多文学批评延续了这种观点，如宅斗主题中常见的“嫡母对庶女的苛待、继母对非亲生子女的不慈”情节，就被指认为小说“以厌女态度处理女主人公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典型。
也有学者认为，这类小说的阅读快感建立在“恨”的情感前提上，作品在“十分强调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和自主选择”的同时，却将“反抗建筑在对父权、血脉和等级制度的认同上”。另一方面，有学者从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指出，通常蕴含嫡庶尊卑关系的“宅斗文”类型实则反映了职场社会“丛林法则的逻辑进一步普泛化”，而所谓“庶女文推崇小心周全的人际关系”和“嫡女文认同明确标准和个人资质”的设定，都是在现实中“标志着个性、能力和职场关系”的虚构身份。
与专业评价相呼应，不少读者和受众同样十分反感在小说、影视叙事中无处不在的“嫡庶尊卑”之分。这说明，即使阅读过这类文本，人们也未必从内心接纳故事中所讲述的结构化的家庭世界，甚至也很反感围绕“嫡庶”问题产生的各种论争。如果考虑到“嫡庶梗”在语用上明显自带反讽色彩，就不难发现，反讽本身同样是大众复杂心理的体现。然而，另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嫡庶梗”仍旧在反对和争议声中流行开来。人们泛泛地用“嫡庶梗”谈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遭遇，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嫡庶”一词被确定地用来表达一切特定组织和人际关系中事实存在着的不平等关系，尤其用于表达某种非制度化、非规约化的不平等对待。
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旧式家庭为叙事背景的小说或影视作品的大批出现，或许不能简单视作封建思想在今时今日的死灰复燃，因为在文本中“再造”出“嫡庶尊卑”的秩序结构，或许从不意味着人们从心底服膺、维护或追捧这种秩序。相反，人们更多时候将这种结构化的旧式家庭，仅仅看作价值中立且单纯结构化的“世界”秩序。最突出的证明是，很多以“嫡庶尊卑”为叙事前期设定的故事，看点在于观察个人如何以行动克服不平等制度。
同样，认识到小说、影视剧中被塑造出来的尊卑等级观念，与历史事实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却也不影响“嫡庶梗”的流行和扩散。这是因为，人们关心的从来不是历史上的制度，而是借用历史制度的名义，去谈论和评价各种其他现实中存在着的不平等关系。
问题在于，家庭内部的所谓“嫡庶尊卑”结构本身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会和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的不平等感知之间，就此发生了语言与认知上的耦合，进而又成了在虚构情境中捏造“真实感”的工具？
要回答这个问题始终要回到当代中国网络小说。众所周知，一批网络小说围绕旧式家庭所强调的“嫡庶尊卑”观念，再造了专注展现家族内人际斗争的“宅斗”类型。在这类小说中，以“嫡庶尊卑”为标志的家庭结构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展开情节与叙事的中心。很早就有读者指出：“嫡庶更方便写小说，更方便制造矛盾。”也就是说，区分嫡庶尊卑的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小说塑造戏剧化情节的成熟叙事工具。依托于历史化的时代设定，小说人物所置身的叙事“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制度化的不平等。
“嫡庶尊卑”这种僵化结构的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在“传统家庭”情境中被“合理”呈现。因此可以说，传统家庭制度中的“嫡庶尊卑”结构，在当下的流行文本中，就是诸多不平等秩序（连同在这种秩序中生存的经验）的具体体现。即便小说塑造的叙事情境难免有夸诞之处，但叙事所试图映照的那种人际之间高度不平等的处世感受，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却未必绝对是纯粹虚构和想象的东西——正是不平等秩序本身，而非其他东西，构成了这类小说激发阅读体验的前提。
这一点，恰好契合于网络小说对“爽感”或者说预期阅读体验的营造。这意味着，重要的是小说如何用虚构性的想象形式去调动人们在阅读中的切身情感体验，进而影射并隐喻当下个体生活中的普遍经验感受。在这种文学想象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一种将“事件”和“主体”同时伦理化的结构。包含了“嫡庶尊卑”结构化的传统家庭叙事自然也是如此。
作为叙事套路的家庭等级关系
动用“嫡庶”之别来界定人物关系的小说，通常预示着小说人物将会围绕家庭地位展开竞争。其外因固然是“丛林法则”对“家庭”这一叙事空间的侵蚀，但从“家庭”空间内部来看，竞争的本质是在有限时空里不同个体各自伸张自由意志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一旦“嫡庶”构成了界定人物关系的“秩序”框架，小说就此成为表达“秩序”与“自由”之间不断冲突和纠葛的虚构文体。
具体来说，个体既可以用“秩序”所划定的规则，去贬抑他人的“自由”，也可以动用自己的“自由”，去挑战既有的“秩序”。推演到叙事层面，这类包含了传统家庭情境的小说，至少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走向：在叙事设定中本居于“尊”位的人物，在故事中使这一身份设定得到再次确证；而在叙事设定中本居于“卑”位的人物，则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实现对既有结构关系的克服。这两种走向在网络文学中被编码为“嫡庶”制度下的尊卑关系，其代表是归属于“古代言情”类型下的所谓“嫡女文”和“庶女文”，其中“嫡女文”又源于“宅斗”类型内在的迭代，将过去关注“违犯与规训”的小说主题在“尊卑嫡庶”的家庭结构中作了有机延展。
从“晋江文学城”中摘取几则“古代言情”类小说举例。前一类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不受家族关注或被忽视的嫡女正妻，如赫连菲菲的《晚庭春》、希昀的《高嫁》等；有时也包括男性蒙难时期的恋人或配偶，如白糖三两的小说《玉阶瑶》（曾名《笼中燕》）中设定的那样。这类故事中经常存在一个与主人公存在结构性竞争关系的女性，并尤其强调“高贵的出身和纯净的血统使她们具备不可僭越的天然正义”，从而将主人公生来高人一等的出身，视作论证一切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最终，小说大概率会以“竞争者”被驱逐、同时女性主人公在家庭结构中的“归位”作为理想结局。后一类故事则需要主人公去挑战并最终颠覆“秩序”，她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妾室或外室、不被重视的续弦、出身低人一等的“庶女”或寄人篱下的孤女。简单列举几个文本来观察这类故事的共性，如望烟的《储媚色》、赫连菲菲的《宫媚》、简小酌的《禁庭春》、妖锡的《显国公府》等。
不难看到，对包含了此类情节的小说而言，个体的“自由”常以顺势把握各种“机会”为目的，而人物所能获得“机会”形式有很多种，其中不少还有“金手指”特质。在常见的“女频”小说中，包括美貌、品行、性格等在内女性自身品质是常见的“机会”，而此类过于刻板的性别认知又会因为在小说的展开过程中得到强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从天而降的“机会”，其中大部分没有超出经典叙事学分析过的主题，如重新寻回高贵身世、获得出乎意料的财产等，在网络小说里也依旧是被用于合理化情节发展的常见要素。
小说所能塑造的带有“爽感”的阅读预期经常取决于那个具有“自我”隐喻色彩的小说主人公，是否朝向利己的方向来发展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模式。面对表达不平等关系的“嫡庶尊卑”结构，有人欲求某种秩序的复归，有人则从秩序的缝隙中窥见克服不公现实的可能性。二者看似标志着两种几乎完全相悖的叙事方法，却展露出有趣的共性。那就是：小说主人公大概率需要在叙事行进的过程中，确认或再度确认自己在整个结构性关系里的优越性，不论这种优越来自人设生来不凡的身份定位，还是动用机会主义的个人“奋斗”去赢得优越性的竞争。照此看，此类故事的“爽感”，通常来源于同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或意愿渐趋一致的叙事走向，也就是“让世界如我所愿”的逻辑。
更具体地从网络小说的文本内部来看这个问题。小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作者对嫡庶问题的好奇与关注，不仅使“嫡庶之别”构成了小说世界中的基本秩序以及绝大多数人物冲突的要素，作者还经常将对家庭制度（特别是嫡庶制度）的讨论，放置在小说每篇连载后的“作者有话要说”的栏目中。有趣的是，之所以将主人公设定为庶女，是因为作者认为：“在古代庶女能够接触的社会层面比嫡女更为广泛⋯⋯于是她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作者指出，“妻妾之争”这个复杂命题中尽管“包含了智慧、毅力、胆量、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当然还有运气”等因素，但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小说的看点就蕴含在女性如何运用“主观能动性”有限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有位研究者总结小说主人公的人物特征时，就提到：“她没有完全覆蹈古代礼仪规制，她在礼仪规矩的缝隙中，抓住时机，掌控自己的命运，追求自由、平等权利，最终打破了古代礼仪中的尊卑等级地位的束缚。”因而，“抓住时机、掌控自己的命运”的人物性格特质，被认为是打破“尊卑等级地位的束缚”的前提。
这多少反映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小说在设定和立意上充满了机会主义的世界观。有学者曾指出，小说聚焦“庶女的人生”是为了描述在“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和“以血缘为本位的传统家庭、家族关系发生动摇”的前提下的个人选择。当个体转而去追求“稳定压倒一切”，则又无疑反映出一种消极的功利主义观念，这或许决定了，这样一个故事似乎缺乏从整体去反抗与反思的内生力量。但有趣的是，即便是在强调“颠覆”改写原著人设的同人衍生创作中，同样极为鲜明地体现了前述那种机会主义的世界观。只不过这批《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同人创作，更侧重于以原著中的“反派”或边缘人物作为施展机会主义行为的主体。
如同人衍生创作小说《穿成知否曼娘》就想象主人公“穿越”成原著中的“反派”人物朱曼娘之后，转而成了带有“种田”属性的人物形象，学会医术之后又向原著女主盛明兰“投诚”，步步为营地为自己争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不仅孩子们“一辈子会衣食无忧”，自己“学了一身的医术也没浪费”。其他以原著“反派”林噙霜、盛墨兰等女性角色创作的同人衍生小说也具备类似特质，这批作品通常借助“穿书”“重生”的形式得以“扭转乾坤”，而“改写”原著人物命运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抓住原著情节中早已透露的种种机遇。
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在“嫡庶尊卑”结构中的身份不是决定其命运发展的因素，如何抓住一切机会并在结构性位置中为自己谋求一个合乎意愿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无独有偶，晋江作者“御井烹香”在2011-2012年左右创作了一组人物关系交叉的系列作品，其中有两部分别依据
“嫡女”“庶女”的身份设定进行创作（《庶女生存手册》《嫡女成长实录》），尽管“嫡女”“庶女”的身份设定不同，却都呈现为在古代深宅大院中带有“生存游戏”色彩的个人成长叙事。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叙事套路，通过“嫡庶”概念划定的尊卑关系，或许还是阐释传统制度与当代文学情感之关系的典型案例。“历史”与“传统”，在此不过是一组叙事所炮制的“人造环境”，却被网络小说用于展演当代人情感结构的表层搭建。众所周知，网络小说中对“嫡庶”的历史认知一直很有问题，可这种有问题的历史认识，一再被用来塑造叙事所依赖的屡试不爽的结构性叙事要素，那么至少说明，这种韧性极强的叙事套路确实很“管用”。
甚至网络小说反复去“再造”这样一种“嫡庶尊卑”分明的传统家庭结构，对读者而言，或者正是他们得以去体会“真实感”和“现实感”的情境模型。正如一位评论《庶女生存手册》的网友所说的那样，这个主人公完全不是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她不像“快意恩仇的女主们”，更像是人生不公平的缩影，而这个人物的优点就在于，“她没有那么多光环”，却十分接近“这世界上每一个渺小但认真生活的人儿”——尽管不乏有人从“嫡庶之分”里寻求流动社会里的秩序想象，但更多时候，人们确实从不平等的结构想象里，洞见到了贴近生存经验层面的“切肤之痛”。
现实与价值相乖离的情感结构
“嫡庶尊卑”结构所传递的“秩序”困境，实则也仍旧表征了网络小说中一类尤为典型的矛盾，那就是“自我”与“世界”的冲突。当“家”被结构化为表征“世界”秩序的叙事场所，与此同时，小说人物所寻求的人生理想，却未必等同于血亲宗族组织的价值理念，这使得“家”反而成为了展演与剖陈个人心灵挣扎的炼狱。想象中追求认同和尊严的自我，同叙事中陷于结构性位置的现实，共同构成了小说最大的张力，让心灵世界与外部秩序陷入无可避免的失调状态。“家”的情境反而让人体验到的是行动与心灵的“无家可归”。
在这个意义上，在制造了旧式家庭这种结构化想象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情感结构，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困难重重的普遍心理的部分写照，所应对的则是一种外部现实与内在价值相乖离的处世感受。一旦自我意志需要通过叙事得到强化和伸张，小说也就呈现为一种弗莱(Northrop Frye)所描述过的喜剧结构，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维护社会的一体化”，于是“是否接纳某个中心人物为其一员”就成了整个故事的主要矛盾所在。
为了将带有真实体验的处世感受与通向利己主义的阅读“爽感”糅合在一起，网络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仍旧是探索自身命运的行动者。不论网络小说的主人公的行动态度及意愿如何，小说情节总是聚焦于网络小说的主人公的行动展开。这是因为，小说中自我实现所依托的社会情境，已经不再是决定个人自我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而小说所讲述的旧式家庭，也因其纠缠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欲望，变成了无法进行长期主义谋划的场所。
与此同时，所有包含传统旧式家庭的故事，都以个体被家庭乃至社会长久地“驱逐”或边缘化作为终极危机，因此女性主人公不论是追求最基本的“活着”还是“活得好”，都时常需要“逆境求生”。此时，结构化的旧式家庭相当于小说塑造出来的一个不存在逃避选项的游戏，看起来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大逃杀”模型，因为“不战斗就无法存活”本身就是生存游戏的前提，但如果真的被游戏彻底“驱逐”，对于当今的网络小说读者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类故事里，“现实”与“价值”的拉锯从未停止，所以隐藏在“嫡庶尊卑”这种结构化秩序底下的，只能是一群“不服气”的主体和本质上并不稳固的制度：个体很少从心底服膺“封建”的旧式家族制度；与此同时，看似等级森严的旧式家庭，实际上内部充满让机会主义得以施展的协商空间。唯有在这样的设定下，当自我认同与结构化的社会情境存在巨大鸿沟时，个人才有可能用自由意志和个体行动，去不断推动外部情境朝着“自我”所欲求的方向转变。这也决定了这类小说的叙事主线只是机会主义人格的运作与谋划，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小说人物为了个人利益，在故事里化身为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这毫无疑问是太过典型的机会主义世界观，却也暴露出网络文学在表现当代自由意志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综合来看，本文所关注的通过“嫡庶尊卑”制度搭建的结构化传统家庭场景，只是一个将个人利益置于历史时代之上的“复古乌托邦”(Retrotopian)。不论小说如何渲染家庭内“嫡庶”“尊卑”，抑或是强调小说置身于等级分明的世界，最终所讲述的也始终是一个充满利己可能性的机会主义观点。
问题是，当今的网络文学，正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各类看似形态各异、本质却毫无差别的用以展现“机会主义”行动的空间和叙事模式。当代网络小说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去观察个体如何身处故事内置的秩序里，利用机巧、机运或其他因素来最大可能地掌握“秩序”中最为利己的结构性位置。这一事实恰恰反映出，即便“秩序”无处不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仍旧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行动最终常常与原计划相异”，而当长期主义不再被寄予希望，甚至人们普遍不再信赖任何长期的制度保障，那么机会主义的生存方式或许就是最不坏的理性选择。
不论如何，这些从小说里不时流露出来的信息，多少仍反映了现代人的意识对传统“秩序”观念的时时背离，而一旦将具有“现代”的意识，有意包裹进“古代”的叙事情境与秩序框架之中，小说却只能是用叙事暂时调和“自我”与“世界”的矛盾性背离。“嫡庶尊卑”分明的传统旧式家庭，看似构成了小说主人公身处其中的“铁屋”，但从某种角度看，这“铁屋”实则是有待破解的密室，只是网络文学提供的“密室解谜”很少以推翻或撼动小说描绘的制度性结构为终点。正如肖映萱曾经精辟点明的那样，无论“庶女文”还是“嫡女文”，都不过是“更加深刻地认同这种上下尊卑秩序的必然存在”的文本。在小说中，很难看到个体针对制度所作出的全盘推翻与反抗，如果不是“在对古代封建等级制度的严酷性了然于心的基础上”主动选择的“消极顺从”，最多也不过是个体身处不公世界秩序里的柔性反抗。
这或许是这类网络小说所能触及的伦理极限，但其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的道德主体观念。正是在人物一次次寻求应对结构化秩序的行动中，“事件”与“主体”同时被伦理化了。不过，除了少数彻底与家庭决绝割裂的故事，各种令人不安的矛盾——“自我”与“世界”、个体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在小说结束的时刻可能仍旧存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有限的时间区间内，被叙事得以暂时性地掩盖、安抚和平息。这类小说最大的问题也就此暴露出来。当叙事起始于高度不平等的现实结构，小说结局也罕有可能将“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践行到底。即便在虚构的制度中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利己可能性，并且“嫡庶”关系所蕴含的先设等级结构，也从来不曾指向必然化与绝对化的人物命运，但在当代网络小说里，却再也看不到尝试去推翻“铁屋子”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
在当代网络小说里，常能见到不满于既定秩序、却又放弃了全盘反抗的个体，那是因为，如果能最终赢得并占据较有利于“自我”的位置，似乎个体就可以接纳这样的安排，并将一切结构性问题抛之脑后。当小说成为映照现实与价值相乖离的情感结构的症候文本时，或许也足以看出，我们都是心存不满却又远离革命意识形态的当代人，也都习惯了以老练的妥协姿态，作为应对情感与生存困境的“答卷”。
结论：征服机运的寓言
传统家庭是当代大众文艺中十分寻常的结构化叙事语境，通过“再造”“尊卑”关系构建的传统家庭叙事，在网络文学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证实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叙事套路。蕴含这类结构的故事特别适合表现当下某种独特的情感结构：一方面，人们感觉自己身处高度结构化的秩序世界，这种关于“现实”的体验是“真实”；另一方面，人们同时相信，凭借“机运”或许便存在着从这种结构世界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这种关于自我价值的信念也同样“真实”。
从任何角度看，“嫡庶尊卑”的结构化家庭想象，不论是在流行小说中，还是泛滥成为流行话语中的“嫡庶梗”，都是一个将错就错的巧合。可巧合中却包含着必然。并不精确的历史认知与症候式的情感结构发生耦合，激活了某种“已死”的制度话语在大众文本中的效力，却让网络小说及改变影视剧中的传统旧式家庭，成为用以展现人物竞争关系的优质“舞台”。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僵化社会结构的旧式家庭，也不过是映照出机会主义世界观的松散“秩序”场域。
事实上这类故事极为典型地阐释着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机运”(fortuna)观。重要的是如何掌控和征服“机运”，以此来兑换“秩序”中的优越位置。这就解释了为何“秩序”与“机运”的主题，会以戏剧化的方式在流行故事中反复登场，以及为何网络小说对现实的批判通常显得很不彻底。假设我们仍将网络小说看成具备“内省式的文化批判功能”的文学载体，那么作为叙事套路的“嫡庶”设定和尊卑分明的传统家庭场景，无疑可作为思考“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有效叙事工具。只不过这类叙事既无法彻底解决现实与价值相乖离的情感困境，也并非旨在解决此类问题（它们本就志不在此）。网络文学反映社会问题的局限性便就此暴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