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2026年第5期|李文亮:我们与他们

李文亮,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大同市平城区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省内外报刊。
在菜市场出口,酒足饭饱的我,正好见到了他。准确地说,应当是先看到那撮花白的头发。
那时我刚从外边归来,头脑晕晕乎乎,走得慢慢悠悠,他从我身后超了过去。我先看到他略显稀疏的白发,转而注意到他背上那一大捆袼褙,再发现他手提的另一捆袼褙,我一下子酒醒了。
物品确是很沉的。那条捆袼褙的绳子,已将他肩头的衣服勒出深深的一道痕。绳子之上是他鬓角花白的头发,白发之上,是一顶写满岁月风尘的“前进帽”。
我猜想他的岁数,即便比起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肯定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他擦肩而过,这一刻我正想着遥不可及的63岁退休日,而他只想着肩上手中的这两大摞袼褙——这些我视如敝屣、他却求之不得的东西。
我想上前帮他提一把,但转念想想,这样未必礼貌。他未必喜欢这种廉价的怜悯,何况我也未必有他的气力。肩头负重令他的后背微驼,但他的脚步沉稳踏实,每一步都坦然踩在坚硬的柏油路上。
出了街口,我过了马路,他仍沿着那条街踽踽独行。那些鲜亮的货品,那些响亮的叫卖,那些明亮的橱窗依然如故。我在街的另一端,远远望着他。只见他每走十多米,就要略略侧倾身子,把左肩的重物找个高处倚靠一会儿,再把右手的重物放在地上。缓上片刻,挺起腰继续前行。如是数番,直至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我忽然猜想,他该是谁的父亲,他又曾是谁的儿子。这个秋天已经很凉了,我立在城市的街头,回忆他的模样,却是那么的熟悉。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曾见过这般身影。他像很多人的父亲,他是很多人的父亲,悄然扛起这沉重的世界,沉默而坚韧。
战国时期,有位名为孟轲的哲人,曾有过这样的愿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230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依然如此渺茫,我们仍要依靠父辈去“背着因袭的重担,扛住黑暗的闸门”。那一刻,我有些窒息。
又想起那句用得滥俗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专家们说,岁月静好;专家们说,需要激活老年就业潜力,需要释放老龄社会红利。或许这便是最好的诠释。
前几天是中秋节,那些喜气十足的包装礼盒,想来令他收获颇丰。但愿他有丰盈的收获,有坚强的臂膀,能拥有名为“养老金”的东西。
洗油烟机的师傅
家里的油烟机很久没洗了,每每会有油点子悄悄滴落到灶台上。妻子常说,你把那也拆下来洗洗。我自知没这个本事,所以一拖就是10年。
刚好在小区门口看见一位师傅,二八自行车上挂着“清洗油烟机”的牌子,问问价格还可以接受,于是请他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秋日午后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我便坐在楼下,边监工边聊天。师傅是安徽人,没料到他已66岁了,想想刚才他一口气把油烟机搬下6楼,真是佩服。我只是往下提了半桶开水,已是气喘吁吁。
师傅的手被机器边缘划开一道口子,血流个不停。他却满不当一回事,用擦油烟机的抹布随便擦擦伤口,手中的活儿一刻也不停。我这才发现,清洗油烟机不仅是脏活累活,更是个技术活。他先用报纸引燃机身内部残余的油渍,再逐个把零件拆下,有条不紊地将各种小螺丝装入一个小药瓶里,然后在两个桶里,先洗后涮,井然有序。我忽然注意到,这个小药瓶瓶身有许多小孔,水可以钻进去清洗,却又不会丢失零件,便想起那句套话:劳动人民的智慧。
小区清运垃圾的师傅正好路过,便停下来一起聊天。他问油烟机师傅,洗一个多少钱,得知150元之后,他说每天要能洗两个就挣300元了。不料洗油烟机师傅马上反驳:每天最少也得洗3个。环卫师傅不禁感慨,还是有技术好啊,不像自己全年无休,每月才挣2800元。
提起孩子,洗油烟机师傅很自豪地说,二儿子以前给别人打工,现在自己开了厂子,雇着几十个工人。环卫师傅就问他,那你咋还干这活儿?师傅说在厂子里待不惯,家里也坐不住,不如这样自由。农忙时村里种十多亩地,闲时再出来攒几个养老钱,省得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里里外外洗了3个小时,他又把油烟机抱上6楼安装好。想来这师傅可真是累坏了,他一口气喝了两杯水,还接连吃了桃子和西瓜。我说微信扫码吧,他摇头,说用老年机不会用微信。
拿好了现金,他要骑车回新添堡租住的平房,每月房租150元。他说今天完工挺早,可以回去自己炒菜做饭。以前外边吃面2元一碗,现在也涨到10元了。
此刻的窗外,这座城市的秋日阳光灿烂。这个下午,我看到与电视镜头里不一样的场景。
女外卖员
下午去上班,快到单位时,见路边躺着一人,蓝头盔,蓝马甲,电动车前挡的棉衣在蓝天下很亮眼。另有一位身穿黑羽绒服者试图去扶那人,但显得很吃力。
我把口罩戴紧,上前问那黑衣人,要帮忙吗?那人摇摇头,仍使劲去扶地上的人,却总是扶不起。我上前,一左一右,将地上的人扶着坐起,本想再搀着站住,然而不行。这人绵软如柳枝,并无一丝气力支撑。
黑衣人把蓝马甲的口罩缓缓摘下——竟是位女外卖员。她苍白的脸,蓬乱的发,看不出年龄,或许比我大,也可能比我小。她眼神中唯有疲惫,并无一言,只是喘气。黑衣人帮她解开衣领,拉开马甲,那女子似乎才舒过一口气。我说,我给取个坐垫衬着吧,大冷的天。回头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开车。她只能这样坐在地上了,幸而穿得还算厚实。
黑衣人应该是她的同事,他从女外卖员身上拿过手机——并不是打电话求救,而是向电话那头的顾客求情,很客气也很平静地说:派单有些调整,估计迟一会儿才能送过去,麻烦先确认一下。好在电话那头态度不错,并未抱怨。
有人路过,说打120吧。那女子面无表情,黑衣男子也是无言。她就这样默默坐在冰冷的地上,与这个冬天连为一体。我忽然觉得打120的建议,此刻竟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了。再看那女子,从她侧兜里掉出些东西来。蹲下身去看,原来是一大串小区的门牌,上边都是些华丽的汉字——某某福苑,某某华庭,某某贵府,某某豪门。这串小区门牌蓝蓝的,如同她的头盔,如同她的马甲,也如同这城市蓝蓝的天。我忽想起全家发烧的那些日子里,每次爬6楼把外卖挂在我家门把手上的那些蓝头盔、黄头盔,可惜我始终未见过他们的面。
我跟那男子说,联系一下单位吧。其实我的意思是,或许不用扣工钱。他表示已经说过了,然后对我说,你先帮我照看一会儿,我去给送这一单——很近,就在那边的同德里。说罢,他已骑车走了,如冬日街头一团旋风。
我在旁边照看那蓝马甲女子,见她快歪倒时,便伸手扶一扶。一位环卫大姐路过,悄悄问我,是你撞的?我说不是,指指路边的共享单车,我的车在那里,撞不动。大姐又凑近些,更低声地问,不是你撞的,还敢扶?我说,刚才有她的同事呢,才有事走了一会儿。我虽这么说,究竟还是有些紧张了,眼巴巴盼那男子赶紧回来。
不久,那人就回来了,从我手中接过看护任务。那女外卖员始终没说一句话,她太累了,眼神如天空的云一样漂浮不定。我想,她或许有个上高中的儿子,也可能有年迈的父母。总之,这城市的一角,必定有她担心的人。幸好,那一角中,她的家人还不知道,此时的她就这样坐在苍天后土之间。
我说,我要上班走了,单位还有人等着我。那男子说了一声:谢谢。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再也说不出来,只是朝我拱了拱手,用最传统的礼仪向我致谢。
我推起单车说,没事,大家都一样。我其实很想学学《瘗旅文》中的王守仁,说一句,“嘻!吾与尔犹彼也!”
这个寒冷的冬天,奔跑中的我们,无非只是未曾倒下的外卖员而已。
回收废品的杨师傅
我是在父母楼下,看到那个收废品师傅的。正月十六,正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2摄氏度的气温,给人春天快要到来的感觉。
他和另一个收废品的师傅,两辆三轮车紧挨着停在楼下,车上都是些零七碎八的东西,陆续还有人把年后的杂物送过来,饮料瓶、包装盒、易拉罐……
我上前问,书本废纸也都收吗?他回答,收。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骑手的那种头盔。我问价钱,他说3毛一斤。我又问,上门收吗?他说去呢。我说,那就去我们小区吧,家里有些旧书本要卖。
另一个师傅懒洋洋地问我,住几楼啊?我说6楼。问者笑着摇了摇头,似乎觉得这笔生意并不划算。但戴头盔的他还是动了心,要了我的小区地址和手机号,看来愿意做这笔买卖。等我回到小区门口,他也蹬着三轮车跟了过来。当他把头盔的眼罩翻上去时,我觉得这眉目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究竟像谁。
我问他,车上没啥值钱的吧——千万不要收了芝麻,却丢了西瓜。他说没事,拿着一个大号的蛇皮口袋就要跟我进来。我说你得拿秤啊,不然谁知道多少斤。他嘿嘿一笑,能有多少纸呀,还值得用个秤。我说那就用我家的体重秤吧。他说行。
走进楼道,他突然来了一句:过年好。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又想,这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吧。两人便一边爬楼梯,一边聊天。我先问他,是本地人吗?他说阳高的。我问他,那在市里住吗?买房还是租房?他说租房。我想起那些老旧小区月租600元的楼房,便问他住哪儿。他说在七里村,300元的房租。那里我很熟悉,原来他租的是平房,且只有一间。还好,是间正房。至少他能和这城市的百万人,同享头顶这轮明艳艳的太阳。
进了屋,我指着客厅的一箱书本,就这些了。我们把那箱书本放到体重秤上,箱子太大,读数的显示被遮挡住了。我扶着把箱子侧过来,总算露出了屏幕——24公斤。妻子说这样不对,箱子歪着怎么能称得准,得分开一摞一摞地称。他说,算了算了,就按50斤好了。
50斤就50斤吧,其实卖多少无所谓,只要能给背下楼就好。我又找出家里的一个纸箱,给了他。再次强调,3毛钱可是上门收购的价格,要是等我背下去,我就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卖了,肯定比这价格高。他说,肯定是他自己拿的。
我又有些担心起来,怕他背这么重的书本,万一闪了腰腿,从法律角度,我怕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便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64了。我问他,一次能全部拿下楼去吗?他说,就靠这生活呢,没有问题的。
64岁,这个城市的很多同龄人,已是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四处旅游的年龄。他却要背负着50斤的旧书本,下楼,出小区,再蹬车送到废品收购站。
妻子说,要是咱们拉到收购站,估计能卖不少钱,或许一斤得一块钱吧。他说,哪有那么贵,收购站现在收一斤废纸五毛六,他们去了也是这行情。
我暗暗盘算,如果按他说的,这一趟他能挣13元的差价。他问,怎么给钱呀。我打开微信收款码。他弄了两次,才把13元扫入我的账户。我看了下他的微信名,只有一个字“杨”。
他把纸箱中所有的书本,全部填到那个大号的蛇皮口袋里。还提醒我注意,千万不要把有用的书本也卖了。我已检查过,这些都是孩子高中以来的课本和复习资料,当时每本的花费也得几十块吧。如今呢,所有的百十来本打包到一起,总共才13元。“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我想到了贬值的知识,贬值的劳动力。
他让我找来一根绳,扎紧那蛇皮袋的口,鼓鼓囊囊的。他弯下腰来,转身将那口袋背到肩上,就要开门下去。我问他,不用我搭一把手吗?他说不用的。
我看着那个身影消失在楼道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他很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位师傅,清瘦乐观。我打开手机,把他打来的电话号码存入通讯录,随便加了个备注名“收破烂”。
元宵已过,这个年马上就要过完了。收了那么多礼品包装盒,不知这些天他的生意可好,他的伙食可好。我想了想,将手机中他的名字改为“回收废品的杨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