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条道路叫合欢路，路两旁种满了合欢树。有一年夏天的傍晚，我在这条路上散步。合欢开花了，像一把把小巧的扇子，摇动在晚风中。我前面不远处有两个约五六十岁的女人，她们对着花树拍照，其中一个交叠着双腿，仰脸望着树冠，一只手伸向合欢树，用抒情的朗诵的腔调说：“此花叫着什么花？此花唤着合欢花。”随后，两个女人发出一阵灿烂的笑声。

这景象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出于一个写小说的人的毛病，我不断地猜测那个女人的身世，她是个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她经历过什么，最重要的是，她幸福吗？看她的穿着、姿态、容貌还有笑声，她应该是幸福的。一个幸福的女人，站在一树繁花下，吟咏着，欢笑着，这真是人间好景象啊。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八卦，我才觉得我关于那个女人的猜测可能太主观了。八卦说的是一个女人，县城资深美女，她的先生在某局虽担任重要岗位，对她却言听计从，经常挽着她在小区公园里散步，而她自己家庭出身好，工作稳定和体面，性格开朗活泼，一个儿子也优秀，在上市公司工作，这也太完美了。但就是这个美女，在一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上，喝了酒，竟至于嚎啕大哭伏桌不起，后来，据她的闺蜜透露，她和丈夫四十多岁就分床睡了。

关于家庭，关于婚姻，真相是外人难以窥见的，尤其是关于幸福，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由此，我更放不下那个见花抒情的“老少女”，她是一个适合进入小说的人物。也由此，引发了我对小说书写婚姻与家庭的思考。在当下，随着科技的发展，便捷的社会服务，个体能脱离婚姻与家庭而自由地生活，每个人都趋向于原子化，婚姻与家庭这种古老的人类结构正经受着强烈的冲击。

既然是冲击，就免不了疼痛。偏偏我们中国人是最不擅长表达我们的隐秘的疼痛的，我们对疼痛有一种表达的耻感。曾经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大街上摔倒了，膝盖磕破了，可我在众人的目光下，不敢哭喊，强自爬起来，忍着痛，假装什么事也没有，骑上车飞驰而去，其实每蹬一下脚踏，膝盖都撕裂般疼痛。我们对这种隐秘的疼痛一直习惯于假装和掩饰。

既然是疼痛，那么在揭开真相后，小说还能做什么？基于这样的思考，这篇小说慢慢成型。我在写了婚姻与家庭的疼痛之后，我更在意抚慰的力量，我觉得一篇优秀的小说，不仅仅在于揭示生活的真相，更在于有没有提供抚慰与救赎。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个合欢树下的女人，她可能并不幸福，但面对那一树花，她说出了那句话，那一刻， 她一定得到了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