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之仁与黄袍之重 ——谈《太平年》中赵匡胤的形象得失
电视剧《太平年》跳出历史剧常见的权谋宫斗、帝王爽文的浅表叙事,将视野投向相对冷门的五代十国史,采用中原王朝频替的动荡乱世与吴越保境安民的治国实践的双线叙事,构建起“乱”与“治”的鲜明对照。全剧以“盼太平”为核心精神线,北方通过冯道、郭威、郭荣、赵匡胤等人的努力,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建立宋朝;吴越通过钱氏几代君王持续整顿,以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最终促成国家统一、回归太平。剧中对于赵匡胤的形象塑造,尤为值得一谈。
仁厚底色与天下情怀的凸显
士发卒伍,勾勒隐忍仁厚的人格底色。赵匡胤出生于军人家庭,自幼习武修文,勇毅持重。20岁辞别父母,四处游历,备受冷遇,也目睹了军阀的杀戮与百姓的艰辛。《太平年》中,这一形象身披铠甲、英气逼人,一亮相便直面乱世的不公,眼神凌厉,血气方刚。剧中大部分时间,赵匡胤主要充当侍卫军将领,负责警卫、送信等事务。汴梁十日被围之战和高平之战,是其武将勇猛本色的高光展示。剧中,他数次被父亲严厉责罚,尽管心有不甘依旧坚韧隐忍,也逐渐认识到单靠刀剑无法实现治国安邦的远大抱负。他多次下令,破城不劫掠、不杀降卒、不辱百姓。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皆以无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与秩序重建,展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胸襟格局。“纳土归宋”虽在宋太宗年间完成,但宋初军事力量强大,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赵匡胤对后周皇室予以礼遇,对降王和开国功臣避免杀戮,恩威并施的政治之道,终促成钱王做出“归宋”的决定。“纳土归宋”使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兴盛,推动了宋朝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形成了后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盛景。
共饮太平热酒,建构三位男主情义与理想愿景。剧中,年轻的钱俶出使北方,并与郭荣、赵匡胤在汴梁交往,结下情义。这些情节,虽无史书相关明证,但当时吴越与中原使节往来是常态。剧集通过艺术创新,将三人的相遇共处提前了数十年,“共饮太平热酒”不仅将南北叙事的人物链条衔接起来,还具象化了三人共盼太平的精神共鸣,为郭荣成为“五代第一明君”,赵匡胤建立宋朝,钱俶最终做出“纳土归宋”的历史决策,进行了有力的情感铺垫,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场景。誓约前,他们一同去面见废天子石重贵。昔日威严天子,已被逼成疯魔。夕阳余晖下,他们站在被契丹大军围困的汴梁城头,远望崩塌的文明、死去的同袍。尽管此刻太平还遥不可及,但仍许下誓约。因为他们相信,与其寄望于旧主,不如相信自己。该剧用常见的生活物品,让“和平”变得可感、可触、可共情。共饮太平热酒,是在书写一种格局更高、境界更深的大义与智慧。他们身上存在着与其他武将贪婪短视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有结束乱世、重建秩序的宏大气象,还有止戈为武、为天下苍生谋太平的东方智慧。剧末,三位挚友站在山巅俯瞰锦绣山河,尽管用一生等待,也未能共饮“太平热酒”,但最终换来了天下太平、复归统一。
以人为本,开启文治时代。剧中,郭威赴曲阜拜祭孔庙。这让四朝元老冯道有拨云见日之感。出生行伍的郭威深知,依靠刀剑的统治是短暂的,延续数百年的大汉、大唐,背后有一种超越武力的力量在支撑。他这一拜,尊的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他为天下太平铺下了第一块基石,以仁政来治天下。尽管郭威父子没有等到太平,继任者赵匡胤则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的。剧中,一位被朝堂长期排斥的老儒生司马浦闪亮登场。《宋史》记载:“(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阅进士十五举以上司马浦等百六人,并赐本科出身。”司马浦与另外105位同命人一道,因赵匡胤首创的“特奏名”制度而获得功名,此后史籍中再无他的任职痕迹,更无参政记录。《太平年》敏锐捕捉到这一人物,赋予其鲜活的艺术生命和政治寓意,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文人风骨的人格化符号,代表着多次考举不中的老学子,代表着五代以来的冯道、水丘昭券、慎温其以及提出削藩建议的名相赵普等文人。当颤巍巍的司马浦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撞柱那一刻,也把200年乱世的症结撞进了赵匡胤心里,催生出那场青史留名的“杯酒释兵权”。在那个信奉武力的年代,赵匡胤用酒杯和笔墨代替刀剑与杀戮,为宋朝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让宋朝得以从乱世的泥潭里爬出来,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治时代。
治世胸襟的未尽之意
陈桥兵变,实际上是五代十国“兵归将有、藩镇专权”军事格局的必然产物。赵匡胤凭借胆识和军事才能,一步步晋升至殿前都点检,不仅手握重兵,还暗中拉拢将领,积累军事威望,石守信、高怀德等后来辅佐他发动兵变的核心人物,都已是他的亲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幼主柴宗训即位不久,边境传来急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朝廷任命赵匡胤为统帅,率后周精锐北上御敌。这场“外敌入侵”,无论真假,都给了赵匡胤带军外出发动兵变的绝佳机会。大军出发前,京城中“点检作天子”的流言就已流传开,为兵变进行舆论铺垫。在陈桥驿,将士们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高呼“万岁”。赵匡胤见“时机成熟”,顺水推舟,同时约法三章,不得伤宗室、戕害大臣、掠杀百姓。守城的亲信,见他率军返回,纷纷出城迎接,朝中大臣也无人敢站出来反对。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只能被迫禅位。剧中虽提及外敌来犯、流言四起,却未充分展现赵匡胤的主导作用,即他是如何在四天内完成军事政变:边境告警、煽动舆论、率军出征,到黄袍加身、回京掌权、安抚百官,如何步步为营、算无遗策,最终兵不血刃夺取天下。
历史上,解除权臣、节度使兵权,绝非一顿酒就能搞定的,而是通过近十年的努力。961年,赵匡胤通过宴饮解除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改革禁军,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969年,他把王彦超等老将召集到一起宴饮,后免除了他们的官职,消弭藩镇割据的威胁。剧中“杯酒释兵权”一幕,仅10多分钟,尽管演员演技了得,似醉非醉间,一道凌厉眸光如寒刃出鞘,一句“若麾下将士亦逼尔等披黄袍,奈何”,是谈心更是威慑,将一场君权恫吓下的威逼战、心理战,演得淋漓尽致,但整体过于简化,如果能将赵匡胤通过一步步的精心算计、威逼利诱,将跋扈的军头请出政治舞台的夺权大戏呈现出来,就更加完美了。赵匡胤的仁厚,不是天生的悲悯,而是权衡后的选择;他的权谋,不是短暂的伎俩,而是支撑其终结五代乱世、开创宋朝的力量。
剧中还设计了郭荣临终前将黄袍赠予赵匡胤的情节。此说虽不见于史书记载,但作为艺术想象,为剧集增添了动人的情感张力,也让观众更能共情乱世中的无奈与情义。当然,这一浪漫化处理也并非全无商榷余地。如何在艺术感染力与历史逻辑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或许仍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乱世中能接皇位的郭荣,绝非等闲之辈。他死前“用最后的政治智慧编织了一张托孤的大网”,首先,册立柴宗训为太子、梁王,立符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封国丈符彦卿为魏王,手握重兵镇守河北大名府,组建后宫与外戚屏障;其次,精选三位心腹宰相组成辅政班子,相互牵制,掌控军政大权;再次,拆分禁军兵权,罢免最具威胁的郭威女婿殿前都点检张永德,调郭威外甥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远离京城,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同时由与赵匡胤不和的韩通掌控禁军主力,相互制衡。郭荣对赵匡胤有知遇、提携之恩,经过高平之战,郭荣认为他为人忠心,且根基浅、易于控制,可托付辅佐重任,同时,也由三位宰相、韩通、李重进等对赵匡胤进行牵制。郭荣这套组合拳充满政治设计,不过仍然低估了赵匡胤。所幸,赵匡胤“善待柴氏子孙”,对后周旧臣“留用与打压并行”,迅速改组朝廷、巩固兵权。
郭荣、赵匡胤均为一代雄主,都希望延续自己的王朝。黄袍是皇权象征,郭荣不可能“赠”;如果赠出,就等于亲手把后周王朝的正统继承权交给赵匡胤。当然,如果为了增强戏剧性,郭荣要赠,赵匡胤也断不敢接受。赵匡胤近乎满分地在自己任上完成了郭荣十年致太平的梦想,可以说这也是当时的最优解,他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肝胆相照的君主。电视剧如果能尽量还原他们各自的私心,不仅不会损害两人形象,更能凸显两位终结乱世的雄才大略,反映出历史的粗粝感与真实性,让人物形象更具弧光,更加立体丰满。
剧中的赵匡胤不仅有“终结战乱、一统山河”的政治理想,更有“仁厚”的底色和“民为邦本”的思想,这个形象的塑造总体是成功的,只是若能进一步展现其权谋维度,充分展示出这位五代十国里最懂隐忍、最会布局、最有政治手腕的权谋者的一面,就更为难得了。
(作者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