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夏云 |《桃花坞》：会说话的“附近”与认得的人
王尧是当代重要的批评家，晚近钻研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而别有所得，著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诸书。行有余力，他更是将百年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生命起伏转化为文字，推出了个人第二部长篇小说《桃花坞》。他的第一部长篇《民谣》以个人的成长为经，管窥蠡测时代的变化，细腻悠长，《桃花坞》延续这种小切口式的处理方式，借方黎之、方梅初、方后乐一家三代的生活起居、梦想追求，渲染铺陈近代以来地方知识分子的生命史、情感史和思想史，蔚然可观。
小说从1937年苏州沦陷写起，以少年方后乐的眼光望向世界，不仅带出家庭和时代的起落，更引出地方文脉的风流蕴藉。《桃花坞》的主轴是国破家亡、抗战军兴，个人当如何自处。区别于一般抗战小说的壮怀激烈，《桃花坞》发展一套特别的文化叙事方案。从家庭内闱、生活琐事写到思想文化、革命抱负，纵横捭阖之间，小说保持一贯的语态温厚，叙事徐缓，读来别有一番余韵。这样的文字境界，温柔敦厚、清丽典雅，不妨是江南美学的延续，但与之不同，王尧刻意将家国危难做成“美”的底色，在危险和惊艳的对照中，兀自召唤一种幽暗意识。良辰美景、如花美眷，在时代的风浪里，都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王尧写景、画人均以“轻”字胜。写景是小巷人家，烟火日常；画人是细水长流，相濡以沫。他不求大开合，不用戏剧化，反而在平静中蓄积力量。生离死别，他轻轻道来，情绪都压在纸背，但张力反而由此形成。大事小情，举重若轻，不过表面的技巧，幽深处更说明“风骨”二字，其实“风冠其首”。照一般理解，“风骨”多作铮铮铁骨、刚强不阿之意，但王尧有心辩论：“风”所代表的气韵风度，其实也是一种能量。举手投足间的氛围，斯文念兹在兹。心性不辍、生活不息，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感觉结构”呼之欲出。
革命故事砥砺人心，作用不在话下。但《桃花坞》刻画文人风骨、地方风物，除了有个人的情感寄托、乡邦情怀，更牵引我们思考：经由反复的文学演绎之后，革命故事、日常英雄当如何焕发新颜？尤其面对当代青年，文学该如何与他们的生活发生深度纠缠，助力他们想象生命的空白处“桃花灼灼”的盛况？言外之意，《桃花坞》是否写出一种可能，即文学是一项面朝过去，而又不断迎向未来、活在当下的生活实践？
一
黑暗时代的人们
文学史上书写沦陷、敌占及大后方日常生活的作品，所在多有。张爱玲的《封锁》、钱锺书的《纪念》、巴金的《寒夜》，为其代表。这三篇作品共同表现了波谲云诡的政治情势之下，伦理的纠葛和情感的波动，意在以小喻大，说明战争的破坏无孔不入。巴金的《寒夜》更是借中年的临顾，终结了“青年在天启式的伦理感悟中完成自我转变”（1）的叙事模式。前辈的示范之下，《桃花坞》另起炉灶。故事以少年方后乐的成长为主线，兼及父辈的交谊和心事。全书的时间跨度不下30年，尤以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后的日常生活为描摹重心。同一般成长叙事侧重父子的对抗不同，方后乐一家其乐融融，他在爱与呵护中长大成人。尽管与父亲方梅初的立场有异，但他们不必形同水火。方梅初念念不释的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国学教诲，而方后乐则从鲁迅处汲取灵感，向往“撄人心”的摩罗诗人。章太炎鲁迅师徒最终走向歧路，但方家父子风雨同舟，在关键抉择上，每以体恤尊重为前提。父慈子孝，莫此为甚。
《封锁》《纪念》《寒夜》诸篇均以爱的失序脱轨，指涉战争创伤。《桃花坞》则积极营建爱的氛围，作为疗愈。兵燹起处，城毁人亡，不想而知，但王尧转写人间温情，俨然桃源世界。避难明月湾一段，更是儿女情长，天地悠然。乡村的静谧、少年的无忧，隐然与战争创伤形成张力。一时间我们仿佛回到沈从文式的“批判的抒情”：坚壁清野的民间秩序里，宗法伦常自顾自地延续发展，主人翁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不愿以自身的得意失意，为历史附加教训和启示。沈从文明白现实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升华与高潮。个人的无力，隐然指向了现实的千斤重担。而有别于沈从文略带自然主义色调的思考，王尧所着力勾勒的“爱”及其批判，是天性以外，自然、宇宙、道义、知识等多因素交织下的文化感悟，代表的是一种情与理的交融。“有理”未必让位于“有情”。
在明月湾，“方后乐拉风箱，看灶膛里的火，听锅里煎鱼的声音”（2），可谓天真无邪，最是“有情”。但抒情之余，他此刻正“热读”《聊斋志异》，魑魅魍魉的故事和无风无浪的乡居生活陡然形成对峙。由《聊斋志异》所开启的言此意彼的修辞方式，提醒着读者：烟火人间，正危机四伏。可如是二元化的解读，不免小觑王尧的用心。方家本就因避难来到明月湾。烟火和烽火的对立，只是最浮面的文章。如是并置，应被理解成一种触物兴怀。但此幽怀，不必是个人的失意或得意，而是在一个危机的情境里，文人知识分子当如何通过接续传统、回到传统，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可能。传统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惯性，更是一种具体的生活形态。面对阿发的目不识丁，方后乐先是“错愕”，进而是“怅然”，他生出的反应是：“要不要我教你写名字？”（3）乱世里，衣食、生命胜于一切，但方后乐“意外地”转向知识，以质朴的识字观，来构建人我的关系，投射他对未来的憧憬。迂腐书生百无一用，仿佛在这一刻具象化。
但我们知道，方后乐的处事思维，来自他的父辈。“他们谈版本，谈文化，谈时局，也说邻里趣闻。”（4）蜩螗羹沸的时刻，以他们的见识，何以不知风雅无用。但为什么他们仍潜心阅读，修纂，题写序跋，议论文化？这不是一种生活惯性或者文化表演，相反，他们已知文人的局限，个人有不能奋起的无奈，可这无奈和局限，不代表他们就此自惭形秽，妄自菲薄。他们深谙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通过对文字文脉、文学文化寄予厚望，他们求放心，求安心。这“无用之用”不是其他，是真挚信念，是风骨的源头。方梅初说：“不必悲观，文化不亡，国家不会亡。”（5）1948年，面对家国丧乱，故事中的同代人陈世骧祭出宝典《文赋》，细加考辨，并别有深意地将之译为 “文学作为对抗黑暗的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借由翻译，陈世骧仔细揣摩陆机的思想轨迹，并与之形成共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文学“秩序”，“包含了对新生的盼望，对光明的不断寻索”（6）。沧溟鼎沸之中，软绵的文字是可以有为的，它不是个人偏狭的心曲，或被动的载道工具，相反，“兼指作者尝试处理的境况，以及作家感应情绪之激越”（7）。所以对王尧来讲，如果他的抒情包含任何批判的能量，关键不在于对启蒙逻辑的疏离，而是他了解抒情本身包含一种理式和理念。正是这种内在的持守和文化信念，可以让文人知识分子在动乱中仍以识字、读书、议论等风雅的方式“抒情”地生活。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汉娜·阿伦特提出，“黑暗”并不止于暴政、压迫和民不聊生，更是指公共领域的遮蔽：“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8）《桃花坞》整体上围绕着家庭内闱和亲朋邻里的日常展开，政治、战局的风起云涌，一概退为背景。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方竹松，他的革命故事总是若隐若现，隐为伏脉。可饶是如此，平凡的日常，并不使故事中人丧失其志。他们私淑鲁迅、柳亚子、章太炎、闻一多、朱自清，看似个人喜好，实则是他们不断介入公共生活的表现。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联大人”精气神俱备，举手投足间，都是对时代、人生通透的看法，而即使天真如周兰者、平凡如施锁龙者，亦不失追求和主见。两位主角方后乐和黄青梅在小说的最后“分道扬镳”，为故事投下淡淡哀伤，但公共的含义却于此升腾：通过综合地观察自身所在的位置，并理性地判断我能做什么。黄青梅远渡重洋，自然有她的情不得已，但是，她的选择代表此时此地“我”如何理性地正视自己与家庭、与世界的联系，并从中得出一个折中可行的答案。这个积极思考、调适的过程构成了一种公共性。而更大的公共性还在于，无论是方后乐，还是黄青梅，甚至包括周围的亲朋，都不以个人的意志、立场来束缚他们，从而使得这段爱情超越了一般的两情相悦或门当户对，并具备了阿伦特所谓的“启明”之意。她说：“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9）
对王尧来讲，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话语，其意义不假外求。他借《日常的弦歌》为西南联大人树碑立传，写他们结茅立舍，和常人一样，过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大时代中，此等小事，不必与家国情怀、政治寄托泾渭分明，真切处，平凡俨然是一种精神符号。
二
江南美学
黑暗时代的人们，因其言语和行动，而展现公共性。“萤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方家三代爱国报国，方式不一。个人的风骨气节，除了为时代所召唤成就，更得益于江南美学的托底支撑。如画江南，旖旎妩媚，每每引起文人墨客的浪漫遐想，但历史上，与诗情画意同步的是衣冠南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如诗如画和创伤剧痛，竟不弃不离。小说第六十九节，写黄青梅读到《桃花坞赋》第三段潸然泪下，赋云：“后值张王据吴，又逢朱明龙兴，大军捣桃花坞，园散林颓，无复旧日画图。”（10）第七十四节，进一步点出聚散炎凉与繁华不坠互为表里，直指江南的美，应是刚柔相济的。湖光山色、烟雨朦胧，不过表面；负重前行、坚忍不拔，才是底色。前贤时彦探求“江南美学”，多言及江浙一带人文鼎盛、风景秀美（11），却绝少提及这美包含危机四伏的层次（12）。
《桃花坞》一路从杭州、苏州写来，经昆明到哈尔滨，描写的内容正是晚近“地方书写”最热闹的所在。但不论是新浙派、新南方，还是新东北，论者都忙于举证地方的独特、风土的自成一格，激进处，不免有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嫌疑。但王尧反其道而行，愿意说明地方路径中普遍潜藏的危机意识。早年，学者张灏曾借“幽暗意识”来指代现实、人性中广泛存在的道德坎陷问题，主张以制度和伦理的方法“严防死守”。张灏的思路承教于西方的原罪论述，把个人的堕落看成无奈的事实，但王尧的思考不必亦步亦趋。他深知寻常百姓无法到达张灏的高度，能够对自我的幽暗有充分的体认，也因此他要思考除了知识分子式的高瞻远瞩，普通人当如何戒慎恐惧，自省自查。
小说的三十八节写日据以后一年，桃花坞大街逐渐恢复生气。黄阿婆请周惠之为孙子黄鹤鸣说媒。随着婚事敲定、春节临近，周惠之又着手腌腊，而黄阿婆更是在临河的窗外搭起架子，挂上咸肉、香肠、腊鸡、青鱼干。一切看似闲笔，却无不显露危机时刻，一般人如何借有限抓住无限，抵御变故。风俗传统在此不只是文化的累积而已，更是为幽暗所召唤的超越之法。如果说，方梅初等知识人是用闲聊和议论，来提振他们“亡国但不会亡天下”的信心，内中充满通透历史的远见卓识，那么，周惠之和黄阿婆的饮食日常，则代表普通人如何处理个人与历史的具体门径。两者都想方设法把自己安置到一个熟悉的群体或者惯例中去。前者讲未来的超拔，后者重此刻的安顿。但无论是哪种思考方式，个人都不是独异的，他的生活是可控的。乍听之下，如是的现实幽暗似要人追随大流、按部就班，而其实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分辨自己的归属，我们不仅指认传统，而且也明了自己在这个传统中的位置。有别于突发事件对个体认识带来的骤然影响，日常幽暗下的自我认识，是一种生活化的操练。它表现为家庭的组建、民俗的延续等日常行为或事务。正是透过这些寻常事，我们得以明确自身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建立起个体从未被抛弃的信念，进而了然生命的价值。
借由日常的幽暗，王尧说明“江南美学”所一贯主张的精美诗意，同目下流行的地方论述一样，不免具有排他性。而事实是，即使循环往复如日常者，亦不能完美自足，需要有历史的支撑，更需有向外的冲动。方后乐的“南渡北归”是这种向外兼容的最好见证。江南繁盛，不必作茧自缚。小说名为《桃花坞》，但视野所及，不必局限一时一地。“桃花坞的妙处就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13）小说书写乐园的丧失，反复提及物质的匮乏（“没有桃花”），引导读者以想象的方式予以补充。故事里，扮演想象角色的有章太炎、《越绝书》、《烬余录》、腌腊、油墩子等历史人物、传统文化和民俗风物。这样的理解重心偏在“想象”，而“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也不妨围绕“哪里”展开发挥。“何处是江南”的大哉问，不正是古往今来，江南美学的第一难题吗？
杨念群已经澄清，“江南”不只是地理方位，更是识别正朔、分辨华夷的文化隐喻（14）。江南美学包含兼容与变异的面貌，带着既内且外、似是而非的特质。方后乐的成长之旅，由南到北，不断突破桃花坞的领属，隐约间已使得昆明、哈尔滨有了“江南”的意味。它们既是江南的方外，但更是江南美学、江南精神得以成型、展示的关键所在。经由昆明、哈尔滨，方后乐对家乡故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也明白其所来之路，并非与革命建国毫不相通。“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挥之不去的时光已经凝固成他身上的气息。”（15）方后乐在避难、读书、工作的不断迁移中，发展出一种王宇根所谓的“近密诗学”（the poetics of intimacy）。这种诗学，以自我对风景的深度沉浸和悉心铭刻来获取身份，锤炼意志。王宇根最初用它来讨论靖康之难以后，诗人陈与义在南奔的路途上，如何借不断调适自己与山水的关系，努力将风景“纳为他自我和身份建构的核心‘元件’”（16），并最终指明情感和道德方向的文学实践。
与陈与义的近密诗学不同，方后乐的人生旅程，见证的是风景逐渐褪去而信念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是在自我与现实的“密接”中发生的，代表的是个人如何借融入风景而隐匿自我、成为自己的亲密模式。只需简单地对比方后乐踏足昆明和哈尔滨后的不同心理反应，我们就容易发现：在昆明，方后乐下意识地将自己识别为外乡人，他立于风景之外，“小牌楼衰败中的古旧和沧桑，让他闻到了苏州的气息，甚至让他想到苏州小巷深处无数的门楼”（17）；而在哈尔滨，他想到了王恺夫、朱自清、闻一多，想“好好生活、工作、观察和思考，看看这个新中国的雏形如何”（18）。在离开哈尔滨的前夕，他梦中呢喃：“一棵是桃树，一棵还是桃树。”（19）恍惚间，不仅鲁迅的身影魂兮归来，而且方后乐自觉成为群众的一员，成为革命风景和社会主义蓝图的一部分。这些桃树遍植祖国大地，已不局限在桃花坞。江南美学方底于成！
三
重建“附近”和有意义的生活
《桃花坞》写乐园的“失而复得”，从物的遗失写到精神的建立，革命、抒情、启蒙明暗交织，荦荦大端，充盈着《人民文学》编者所说的温厚、宽阔气象。当代读者在其中不难读到个人的精神史、民族的抗争史，更有地方的文化史、风物史，可谓人、情、事、物，一应俱全。然而，对当代读者而言，《桃花坞》的当代性何在？或者说，在表面的革命励志以外，王尧又试图引导我们思考哪些当代的社会问题？小说写少年的成长，避开了通行的创伤叙事和昂扬笔调，转而脉脉地渲染亲情、友情和爱情，不遗余力地营造一种爱的氛围。尤其是地母式的祖母和母亲形象，更让我们见证这种爱的不求回报。如此积极正向地抒情，是否在有心无意间指向了现实的冷漠、个人的自闭？
当今社会，以绩效为尚，奋发图强的故事所在多有，“小镇做题家”为其典型。但比之方后乐，他们的成长是在逃离家乡，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中完成的。“他们无法从容地表现个人的挣扎、犹豫和苦恼。他们获得‘认可’，欠缺的是‘认得’。认可是系统根据既定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成果，决定给予奖励还是惩罚。认得，则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绪、考虑、挣扎和历史的看见，他不涉及考验、判断和奖惩。”（20）一言以蔽之，“认可”主导的理念之下，我们已无可避免地走向陌生社会。公共领域被高度的自我迷恋和封闭所统摄，人人都是陌生人，甚至自己也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们忘记了该如何与世界，与自己相处。
为了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具身联系，人类学家项飙提出以“附近”（the nearby）为视域，重构生活形态（21）。“附近”是一个边界开放、随我移动的生活空间，内含大量复杂的社会关系。陌生人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虽然我们彼此互不相识，但生活紧密相连。比如，活跃在社区里的快递员、保洁，他们虽默默无闻，却早已成为我们有序生活的重要组成。如何用生态的眼光感受他们的存在，欣赏他们所体现的社会差异，进而识别其价值，是当代年轻人勇敢而智慧地找回生活锚点，改变“悬浮”状态的要害所在（22）。“附近”旨在具象化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以细节和深度唤起共鸣。它一面以抒情的方式，记录“强烈的情感和极具感染力的人类生活中的复杂性”；一面以深描的手法，“站在整体内部理解自己的周围”，以便更好地再现场景、理解文化（23）。
“附近”的核心是每一个鲜活的人和他们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桃花坞》所塑造的人物，正是历史中我们“附近”的人。王尧首先在时间的维度上对“附近”做了新的发挥和演绎。我们所不了解的何止是周遭活着的人，更有历史上在这里活过的人。《桃花坞》写章太炎苏州讲学，浓墨重彩。章太炎的思想学问，一向为人所重，但他与苏州地方的关系，未必是一般读者关心的要点。王尧有意勾勒这段掌故，所要说明的是：熟或不熟不见得来自人物的社会声望，而是我们与之产生生命联结的可能。换句话说，“附近”可以是一个精神性的生活空间。章太炎所代表的文化气质，不仅为故事中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扭结的共同体意识。它关联着文脉的赓续，家国的兴亡。表面上，《桃花坞》写了一个熟人社会。方、黄、周诸家，以及明月、消泾诸地的人物，不是姻亲就是世交，极少有陌生人的身影出没。但我们不妨追问，这熟悉从何而来？读者应不难在血缘和学缘的之外，读出同声共气、抗日建国的血脉意识。临近小说结尾，那位“陌生”工友说出的话：“放得下的事情原本就不在你身上，放不下的事情本来就在你身上”（24），之所以意外让方后乐释然，原因在于他和工友共享了一种社会憧憬。透过细致的观察，工友认得了这位附近的青年，感受到了他的冲动和向往。
除了时间上的发挥，王尧所再现的“附近”还另有一层超越的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强调了“附近”作为“生活空间”这一更根本的物质属性。王尧的“附近”，不仅有人，更有地。作为东台人，王尧是苏州的“陌生人”。他在苏州生活40年，有感于地方的历史、文化而有意与之发生骨肉联系，正是“附近”观念最佳的表现。《桃花坞》以桃花坞大街为背景，在这方寸之地上，故事渐次展开，迤逦向前。小说第一节，王尧就让方梅初带我们走过了曲水短桥，看遍了巷口风景。王尧提醒我们，跟人一样，这里静默的石桥、大地、流水，我们虽与之长相厮守，但未必识得其来路，知晓其沧桑。所有的不以为然、自然而然里，其实包蕴太多的故事、深度和感情。世界从眼前开始。山水有情、风景有义，个人的得失与悲喜，因为有了这温厚的地方来承接、包容，一切也就变得和煦起来。“此心安处是吾乡”，“附近”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被认得、记取，并作为一种支柱。某种意义上，《桃花坞》是一篇城市传记。
“认得”是对本然的尊重，代表向未来和潜能开放。它不以现行的标准、当下的绩效臧否人物，相反，乐于承认人可以有不为的权利。通读小说，也许我们可以批评方后乐书生意气过重，没有革命英雄的刚毅果决，甚至比之他的同伴阿发、王恺夫，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女主角黄青梅更是在节骨眼上，远渡重洋，让“革命+恋爱”的故事蒙上了稍许变味的气息。民族大义固然可歌可泣，但小人物的情不得已又如何被看到、被识得？在这个意义上，方后乐的名字大有深意存焉。除了化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强调道德上的责任、觉悟应使个人将享受推迟，更是指有意义的生活总是以迟到的、未达的方式显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曾特意区分“幸福”和“有意义生活”的差异。在她看来，幸福是有限的、封闭的，而过有意义生活的个体，则会是在不断的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真正的历史充满着冲突和对自己给定状态的不断超越。正是历史……可以使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并且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园。”（25）
小说意味深长地结束在方后乐奔赴北京的前夜，日后黎明到来，家园建成，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实。这个光明的结尾暗示未来将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携带着个性和爱，两个青年虽各奔东西，面对不同的现实环境和社会发展，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两株桃树必将桃花灼灼。因为过去的岁月不曾压抑他们的个性，各式各样的考验也使他们懂得更加坚毅地与黑暗抗衡。从有限的个人幸福中走出来，迎向全新的挑战，那将是另一段更有意义的生活。“青梅”代表着过去和童年，“后乐”象征着未来和可能，从青梅竹马到先苦后乐，两个青年仿佛携手连缀起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从苏州出发到达北京，一个书生革命家方底于成。大约在100年前，另一个怀揣改革热望的青年倪焕之也从苏州出发，但终其一生，他处处碰壁，一事无成，留下了无尽遗憾。如今时序转换，方后乐带着他的故事，在亲族的友爱、江南的濡养下，带我们看遍沿途风景，发现附近，认得一个个鲜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王尧写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少年中国故事。
注释：
（1）宋明炜：《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第247页，康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2）（3）（4）（5）（10）（13）（15）（17）（18）（19）（24）王尧：《桃花坞》，《人民文学》2025年第7期，第36、36、37、37、99、9、37、105、134、139、139页。
（6）（7）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与中国文学史》，第82、80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8）〔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9页，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美〕汉娜·阿伦特：《作者序》，《黑暗时代的人们》，第3页，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1）代表性论述见吴海庆主编：《江南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韩松刚曾短暂地提及江南的困境与局限，但由于其处理的对象是当代江南小说，因此并没有回溯历史上江南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见韩松刚：《当代江南小说论》，第265-2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14）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6）〔美〕王宇根：《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第5页，周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20）项飙等：《你好，陌生人》，第1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21）见项飙：《作为视域的“附近”》，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7辑，第78-9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22）项飙、康岚：《“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23）严飞：《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25）〔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258页，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余夏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