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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往日：文化的传习与受难

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桃花坞》的重要美学特征，它在文本中的生成有两个源头，其一是小说情节的主要空间背景，也即作为人物精神原乡的文化之城苏州；其二则是小说的人物背景，主人公方后乐是江南知识分子之家的第三代人，方家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领域中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下，方后乐的成长生活、社交往来、求学执事等情节也自然与文化领域的种种活动密不可分。

小说的序章便将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抛入危机语境之中：全书的叙事是从一场逃难开始的。1937年，苏州将倾之时，作者以照片为时间载体，在准备逃难的情节中制造了一个往日的折痕：周惠之将结婚照、一家三口的合影和方后乐的照片都装进了行李，感觉“这样就能把桃花坞大街所有的细节打包装箱带走了”（2）。这些照片记录着昔日的安宁平静，而在留影之外，战火蔓延，命悬于线，文人画家们读书写生的文化生活更是难以维持，二者的重叠造成令人痛惜的反差，也埋下了后文的伏线，提示读者关注人物的行动，思考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存亡之年当如何自处，又该以怎样的作为来承担自身的使命。

在序章后，作者并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正文、继续讲述方家人在明月湾的避难生活，而是在卷一折回第一叙事的数十年前，做了一个漫长的完整倒叙，将叙事时间带到方梅初的少年时代，直到卷二结束才与序章里的故事时间重新衔接。这种“从中间开始的手法……旨在恢复叙述的全部‘前事’”（3），是《桃花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这个折叠中夹入大量往事，补充方家前两代的家族经历和主人公逃难之前的成长历程；与此同时，读者已经提前知晓情节的去向，这使阅读行为相当于在用1937年的视点回望过去，凝视文化之城、文人之家尚且安宁祥和的往日，在苏州独特的美学气质上叠加了怀旧感和惋惜情绪。

作为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本身便意味着千年时光的层叠。苏州由良渚文化生息地演变为勾吴之国，再到春秋吴越、历朝历代的郡县州府，终至于今日之苏州市，已有上下4000余年的历史。这座古城历经匆匆人世的百代兴亡，沉淀了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作者在小说中借方梅初与苏州城的初见，将厚重的历史折叠进了父亲的讲述和一个少年好奇的目光。在苏州，山塘街是唐时诗人白居易走过的路，金圣叹哭庙之处就在十全街路西，沧浪亭上还留有林则徐的题字，阊门是唐伯虎《阊门即事》“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的阊门，也是《红楼梦》开篇便写起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而吴王阖闾埋身的虎丘至今蹲踞古城西北，看守着春秋以来的漫漫光阴。每一处古迹都是历史文化的象征物，而苏州几乎处处可以讲古，小说以苏州作为主要情节的地理背景，其悠久的历史天然赋予了《桃花坞》浓厚的文化气息。

颇为有趣的是，苏州固然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城，它却并不是以庄严的面容在小说中现身的，对于在杭州长大的方梅初来说，苏州最初的形象是父亲为他带回的甜食糕点。方梅初在青团里尝到独特的青草味道，在具体可感的清明食俗中体会到了苏州的滋味，而这颗小小的糕团，其实勾连着晋公子介之推和大臣重耳的寒食典故，有着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漫长历史。小说正是通过俯拾即是的众多文化因素，为苏州的文化样貌做出具体生动的演绎，包括起源于宋代的桃花坞木版年画、总是有悠扬昆曲传来的传习所，这些世代延续的文化符号在漫长时间中不断重复，成为传统化、规范化的城市景观，在故事中依然在场。作为历史文化的承担者，这些符号关联和召唤着无数历史上的时间，重复排演着过往所有的年节等城中之人共同的重大时刻。这座城市的文化气韵也就在文化共识的不断加深中历久弥新。

一座城的文化意味是在“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4）。《桃花坞》的人物群像中，传延三代的方家是精神气质与苏州最为契合的文化代言人。作者在正文第一卷将时间向往日折叠，追溯上一代人的经历，起笔便从方家住宅开始。它在空间方位上南枕桃花坞河，北面桃花坞大街，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种空间结构自春秋时期伍子胥建阖闾大城以来千年如是，是典型的苏州住宅文化形态。庭院内部东植石榴，西栽桂树，两种花树在春天和秋天轮流开放，方家人在雅致的生活空间中看花赏景，也采花入食，生活方式与时空环境融合如一。作者对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描写，让桃花坞大街上的小楼既是方家人的生活处所，也具有心灵栖居地的意味。

三代文人的方家族史有浓厚的文化色彩：祖辈方黎子在实业与革命之间游刃有余，常与南社、同盟会往来，他的行事作风基本奠定了方家的文化气质与民族责任感；父辈方梅初少小时便随着父亲在南社雅集上见过柳亚子，求学时更有经亨颐、陈望道、朱自清为师长，有俞秀松、施存统为学长，是阅读《新青年》、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经历五四思想洗礼的一代，毕业后在苏州与“五四女生”周惠之因国学讲座一事相识，结成连理，从此在桃花坞落地生根；周惠之既受新教育，又从小学习昆曲，气质温文而有韧性……一家人的性情和思维，与文化古城的温柔气韵相得益彰。方家往来密切的友人黄道一、徐嘉元也是知识分子，常常在古籍展览、学术讲座等文化场合中活动。在城与人深厚的精神联系中，城市环境、人生际遇和知识教养，共同融汇成方家这个江南知识分子家族的文化厚度和生命质感。

作为方家血脉的延续，在文化之城、文人之家诞生的方后乐，传续了方家的家学渊源，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脉的延续。他身上的文化气质和使命感，最初也最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名字上。名字是起名者对得名者的期许和祝愿，也是得名者将要肩负一生的信条，对于方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尤为如此，如伯父“竹松”与父亲“梅初”名出岁寒三友，同时“梅初”也取自李清照的“晚风庭院落梅初”。方后乐的名字同样有出典，取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方后乐也的确人如其名，有着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无愧于方家的文化传统和正直家风，也无愧于百代光阴中所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文人的风骨。

在文化传承的另一面，方后乐又与他的父亲和而不同，父子之间的差异集中体现了两代知识分子必然产生的分歧。方梅初与投身革命的兄长有别，他性情温和，倾心古籍，图书馆工作与定居苏州是方黎子为他做的安排，也是他自认最合适的安排。方后乐固然在家庭环境中接触了传统文化，却更钟情于新文化，是更为“叛逆”的一代人，他的一生不会像方梅初那样“在父亲摆摆手中尘埃落定”（5），他走的是一条比曾经的新式更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方后乐降生的年月注定了他的成长过程要面对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段民族历史，是要在时危事艰之际继往开来的一代。

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多次代际观点冲突，在方家人的文化探讨中呈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示范了一种有温度也有韧度的文化传习方式。章太炎、鲁迅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常在方家父子的对话中出场，这些人的思想和文章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背景的一部分，既影响着方梅初的求学时代，也指引了方后乐的成长，新旧文化之辩这一命题也自然在父子两代学人之间长久存在。这个问题关乎中华民族应当如何对待过去时间的文化遗产，如何应对危急存亡之秋的考验，并最终指向如何使民族国家在未来时间中更长久地留存，对它的思辨实际上是为中华民族的出路上下求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伴随了方后乐的成长历程，与方梅初、徐嘉元等长辈看重国学的思想迥异，他不崇“圣人”而偏爱“英雄”，内心存有儒学是否真能救国的疑虑，但他最终摒去浮躁，在求学中反省和思考，逐渐由偏爱新文化转变为能够端正看待它与国学之间的关系。面对下一代的“叛逆”，长辈则采取了宽容和引导的态度，周惠之曾向丈夫指出时势造人，如今的新旧冲突更为激烈，应该肯定下一代的主动思考，方梅初对儿子的“叛逆”也逐渐心态平和。最重要的是，在方家的文化共识中，只有观点的不同，而没有民族大义的不同，这个共同立场也是一切新旧文化争论的基础，其目的皆在于为民族寻求生存与发展，为中华文化延续生机。

在《桃花坞》中，王尧实现了文化思考与文学创作的成功融合，让历史与文化成为小说的自然底色。苏州在光阴百代间沉淀的人文气息、方家三代家学的深厚底蕴、现实历史中的人物与思想，在城与家与人的精神合契之间融会贯通。作者在平和安宁的往日中将苏州城与城中人物的文化意义完整地建构起来，叙事恰恰在这时衔接了战争迫近的时刻。

读者以全知的眼光看待这个建构的过程，在叙事尚未完成时提前知晓了将要发生的意义，并深知建立起的一切价值都会随着叙事的推进而不断接近毁难之日；同时，1937年所内涵的重大历史意义也是民族共识，有大量抗战叙事曾将其反复言说。然而，在这个叙事之环闭合的时刻，它的到来还是满含着悲剧的力量。鲁迅曾提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小说在此处执行的便是这样一个先构建价值、再呈现悲剧的叙事过程。暴烈的战火正以灭顶之势将城与人推进苦难：侵略者的太阳旗高挂苏州城头，在这座千年文化之城的天空招摇，戏班也不得不无奈散去，否则难以避免为日本人登台献演，于是姑苏城中悠长的昆曲声偃于沉寂，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被日方大肆掠夺，黄道一屡次推拒为日本人作画，以至于遭到袭击报复，从此只能用残破的手掌去握画笔。这是一场倾城之难，其中的文化损失不可估量，往日与今时的巨大反差在叙事中刻下了一个粗粝沉重的情感褶皱。

不过，在哀痛的深处，中华文化坚韧的生命力依然保存着再现文明的希望。即便战争造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损失，文化的坚守和延续依然让一切有尚可重来的机会，方后乐、黄青梅坚持学业，并拒不在沦陷区的殖民教育下读书，学生们为纪念鲁迅，不畏风险地举行聚会活动，交流和传递鲁迅的思想，最为浓重的一笔是徐嘉元在废墟之间奔走，作成《劫后之苏州》，堪称字字泣血，完稿不久便尽瘁身亡，但求铭记历史，以遗后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座名为苏州的城池已然见证了千年的兴衰更替，这一场劫难也终将成为往日的一部分，因为城中之人总能从代代相传的文化中习得坚韧与智慧，探求在苦难中突围的方法，正如方家三代人所共同相信的那样，固然桃花坞已经没有桃花，但“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

铺展当时：生活的恒常与失序

小说写到主人公方后乐的出生和成长，叙事节奏已趋于稳定，此前以一卷文本概略两代人的过往，之后则越发契合日常生活的尺幅。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7），比如人际交往、衣食住行等，它们对个人而言通常是基础的、重复的且具有经验性的，因而可以说，日常生活叙事便是以这些个人日常生活事件为表现对象的叙事方式。《桃花坞》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充实了许多个文本内部的当下，仔细铺展光阴的每一道褶皱，即便是在叙事尺幅较大的往事中，也不乏风度从容的生活细节描写。这些日常生活书写展示了具体且深刻的生命体验，承载了苏州文化气质的非凡魅力，使苏州不仅是一座见证了无数时间的古城，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活现场，收容了年年岁岁的时序如常，也势必要在战难中承受失序和混乱。

作者从经验和考据出发，布置了一个接近百年前真实样态的苏州时空场域，令发生在其中的日常生活有了确有其事般的生命质感。在方梅初探索苏州的情节里，他沿着十全街走上凤凰街、乌鹊桥、护龙街，一路经行网师园、沧浪亭、清代织造署改建的振华女校，这些都是苏州真实存在的空间标志；小说中方家常去的常熟米店、卖馄饨的三月三等街坊小铺数年如一日地经营，即便叙述视点由方梅初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这一生活环境也并未发生改变。作者以严谨考据和艺术创造结合，搭建了既有体验感又颇具稳定性的空间架构。而时间的流逝，更是以自然时节的变化和与之匹配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参照坐标，形成了《桃花坞》富有生命体验感的时间系统。不难察觉，小说中详细的公历时间标记清晰可数，作者往往在写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沦陷、西南联大最后结业等重大历史节点时，才使用1937年、（1937年）11月19日、1946年5月4日一类的具体时间坐标，尤其在第四卷苏州沦陷时期和第十卷抗战胜利前后频次密集，其主要功用并非时间计量，而是作为现实历史事件向小说文本沉降的锚点，召唤文化共识中的民族情感。就叙事时间的流动而言，作者往往是以饱含生命经验的笔触，令时间在自然景物的变化中悄然呈现，如“最早开出的石榴花已经褪为橙红色，有些叶尖已经发白”（8）意味着立夏将至，“第一次吃螃蟹”（9）伴随着秋风响起。这种以自然物为度量的生命体验，将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包裹在极具江南风情的时间秩序之中。

《桃花坞》对生活现场的关注细致地进入日常事件的微末。在赫勒对日常生活的划分中，有一部分是基本不变的，与随着历史浮沉不断生灭的部分相对，它是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部分的变化和消失会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混沌状态，甚至是生活的终结。赫勒以这一相对不变且事关生存的部分为“人类条件”，它包含“所有活着的人所必须共享、所有死去的人所曾经共享以及所有未出生的人所必将共享的一切东西”（10），主要由语言、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这三个部分组成。这也是小说铺展苏州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

作者在小说对话中使用了多种语言规范，统合了生活在不同文化领域中的人物群体。如生动简易的吴方言，桃花坞的街坊、明月湾的秀姨等市民阶层人物是它的主要使用者。在白话文的使用上，作者根据人物性情和社会身份做出了具体的布置，在方梅初、黄道一等文化工作者的语言中，没有为了营造地方气氛而刻意加入大量地方性的音声或语汇，而是使用了更为自然、也更贴合人物社会身份的白话文，以及时而文白交互、引经据典的话语方式。

小说通过在日常事件中展示了充满生活美学的对象世界，内在其中的活动规范是这一城一地最为基本也最具特征的生活思维。方梅初得知敬仰的周老师喜欢乌梅饼，便想要把家里的送给他，母亲杨凝雪提醒他等到下一次再准备，因为没有整盒，不便礼赠，在人际交往的细节中流动着细腻的人情味和礼节感。方黄两家的升学宴是小说中颇为欢快的一处情节，周惠之参照《醇华馆饮食脞志》上的菜谱，用古法处理饮食，既具食趣，又颇为风雅。《桃花坞》对这些人际往来、聚会宴饮、食俗细节的雕琢，在内容与阅读感受上有着近乎《红楼梦》的审美效果，以细节承载人物社会关系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一幕幕寻常人生中蕴藉温文妥帖的苏州气质。

习俗通常是人们共同遵守并相互作用的社会行为规则，是人类习惯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说铺开姑苏城的民俗长卷，其中不仅有清明祭祖的青团，还有桃花坞刻版年画、元宵节的山塘街灯会，戏班应节日之景弹唱昆曲《祝枝山看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领域与特定情境密不可分，苏州的节日风俗嵌入城市群体的社会生活，是具体时令环境中固定的行为准则。在诸如此类的情境中，行动的片段连缀成一个丰富的习惯世界，向读者展示着苏州人的日常诗性，它的状态随时节而流变，不同的时令在这里会有独特的风俗，每一个当下都具有自身的风韵。

正是在多方面的生活行为中，空间、时间、物品等种种环境的局部发生了整体性的联系，以人为纽带，聚拢成了日常生活的综合性的画面，使读者可以把握苏州日常生活样态的全貌。在《桃花坞》熨帖温柔的苏州城，共享的时间体验和生命感知几乎成为规律，为生命在此处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承诺，一种苏州式的度过时间的方法。而事实并非如此。战火到来之际，曾经的生活越美好，眼前的现实就越让人触目惊心，应然与实然间的巨大差异令这座城市陷入苦难的深渊之中。

侵略战争将人物的生活推入了全面的混乱，这伏笔早已在序章中埋下：随着季节交替、寒暑消长，战争的消息越推越近，从远方传来的恐怖气氛凝聚在这年春天格外酸涩的杨梅上，时令风物的反常意味着日常生活规律发生变故，暗示这一年非同以往，难以下咽的结果即将到来——燃烧弹结束了受难前夕漫长的压抑，在夏天“炸翻”了桃花坞的日子。这座城市在悠久的历史中沉淀而成的雍容风韵在轰炸中蒙满尘烟，粉墙黛瓦被炮火摧毁，物质与非物质的环境基础均遭到严重破坏。当主人公从明月湾回到桃花坞，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苏州。“在传统的世界里，家和陌生的地方是严格地、一贯地区分开来的”（11），返回家园意味着回归到个体情感关系本该最为安稳牢固的位置，而“此刻”的方后乐显然无法再回到从前温馨的日常世界中去。他所熟悉的空间环境或被侵略者篡改，或是炸成一堆废墟，生存物资短缺，基本的日常习惯也不得不改变，城市与个人的生活皆陷入失序的状态。生活在苏州的方方面面都被烙上侵略的痕迹，人与城的情感联结在混乱的非日常状态中无时无刻不承受着伤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坚守也就蕴藉了与苦厄抗争的内涵。阿发在明月湾给后乐做油墩子，这种奇特的小吃是方后乐在避难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趣味和快乐；周惠之回到苏州后细致地做雪里蕻，从小雪之后开始忙碌，按代代传习的方法腌制，在特定季节以之搭配冬笋或黄鱼。在诸如此类的行动中，个体塑造着自身的直接生存环境，最大限度地维持生活秩序，与混乱抗争。在中国抗战文学的浩荡序列中，不乏从日常生活维度展开叙事的小说范例，如孙犁的作品便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往往以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像《风云初记》里日夜赶制军鞋、大衣的场景，《吴召儿》在转移的路上用山间野味帮战士们果腹、提供民居为战士们歇脚的情节，都通过根据地居民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实践，将日常生活与抗战主题紧密相连。而《桃花坞》书写的主要人物并非在后方支援战场的勤务工作者，也不是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如作者所言，“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是日常的众生”（12），它所瞩目的日常是非战斗领域的日常，它所书写的抵抗是知识分子的、城中普通居民的抵抗。

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极为耐人寻味的一条线索，将不义战争对寻常人生造成的破坏，通过互文与隐喻置换出来：方梅初意图重编《浣纱记》，又总也没能够写完。编书修稿是典型的文人日常生活内容，但这一线索在《桃花坞》的叙事中跨度极大，从方梅初与周惠之相识之初算起，直到周惠之在多年后失踪，数年间重复提及多次，虽然终于“基本改好”，却在这部诗文信稿多有详细展示的小说中未露一字真容。这隐含着美好的消失和生活肌理的断裂。《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剧本通过越王勾践复国与西施范蠡的爱情展现对国家兴衰的思考。故事中的范蠡功成身退，从此远离是非，携西施泛舟归隐，这一情节向来是文人墨客偏爱的典故，用以寄托抱负得酬、终可归老的美好愿望，有诗如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郁达夫《寄映霞两首》“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等，皆可为证。然而，在故事时间里的当下，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个人与民族俱在存亡之间，在这个烽火连天的世界里无法写出安然归隐的《浣纱记》，即便它终于接近写成，能够和方梅初对戏的周惠之也不知去向。

周惠之是一位兼容古典气质的新女性，作者为《桃花坞》设想的典雅、缱绻、悲伤、诗性、内敛的调性，正是在这个“桃花坞大街地母式的人物”（13）身上确定的。她了解生活在苏州所必需的种种常识，能够规范而娴熟地执行，为家人安排日常生活，以通达的人情为邻里排忧解难，在日常的生活中酿出诗来。她的存在显露了生活温润细腻的纹理，而侵略战争造成的破坏正通过纹理的断裂显示出残酷。周惠之的内心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下发生强烈震荡，陷入困惑，不时忘记常用的生活用品放在哪里，也记不得刚刚才和丈夫对过戏词。衣食住行与文化生活的往日恒常如今都已失位，她捉摸不定的记忆也具有了象征的性质，暗示着故事中的当下生活境况，那暂时还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有转瞬即逝的危险。当生活的枝蔓砍削殆尽，眼前只剩下战难后的苏州、遭受着侵略的中国，记忆被逼退回的最初的原点，或许只能是周惠之梦中那血流不止的母亲。

周惠之只能逐渐失忆，最后失踪，因为她象征的日常生活之应然已无法在废墟上找寻，《浣纱记》的美好期许也不得不搁置一旁，即便方梅初的剧本终于编完，也无人来和，它的落空提示着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方后乐再没真切地见过母亲，但她依然是小说的灵魂人物。作者在后文中有可数的两次提起周惠之的面容：一次是方后乐在求学救国的路上看到似曾相识的面影，当晚他做了一个哀伤悱恻的梦，梦中听见似乎是父母对唱《浣纱记·采莲》；一次是方后乐前往北平投身新中国教育事业，这一次她是在温馨明亮的氛围中出现的。她的身影成为悬置在理想前方的象征符号，总是出现在通往民族解放、通往新中国建设的道路上，也只有奋斗在这条道路上，中华民族在战火中失去的美好生活、主权尊严、一切的一切，才有机会失而复得。

处于战争时期的书中人物们对未来的胜利不能知情，对于他们来说，个人与国家命悬一线，生活在被侵略者占领的城市中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但生活也并未因此陷入停滞，人们在宏大事件碾过的劫灰中做出了微观的个人选择：方梅初告假许久，只在能够不失气节的情况下才去上班；黄道一拒绝为日本人献画，遭到报复后也并未就此封笔，用残破手掌别扭地继续创作；后乐为了不在沦陷区上学，离家远赴西南，邻居们包管了方梅初的腌腊和大米，叫后乐宽心。在艰难但坚韧的日常生活建构中，最为本真的人性温情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显露出来，在混乱时局下依然维系着共同的生活和家园。

向未来延伸：作为寄托与使命的桃花源

在《桃花坞》全篇的第一句，少年方后乐站在桥上等待父母，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14）。这道对未来的远远一望，为后文留下了寓言式的悬念。方后乐的一生都在等待些什么？答案只能随着叙事的行进由时间揭示。这一层尚未到来的时间，超越了尘埃落定的过往和当下的生活，又恰是在对后者的延续与回应中彰显自身。对于方后乐来说，事事皆在来日可盼：他改动《劫后之苏州》的序文，调整了父亲应付当时政治环境的话语，直言其为“所谓省府”，即伪政府，蕴藏其中的立场坚定地指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未来；无论赴学路上有多少艰苦，一切都可以等“到了昆明再说”；他对未来最为重大的期望便是抗战胜利，届时可以去余杭，可以看到父亲和朱自清先生再聚，可以实现在文化的受难和生活的失序中不能成真的诸多愿景。未来时空被寄托了种种期待，在此作为精神力量的来源，使人可以度过当下的苦厄。

王尧自述：“我在意小说的开头……一刻的等待和一生的张望是一个漫长的时空和内在的张力，《桃花坞》的基调是这样确定下来的。”（15）在《桃花坞》中，对未来始终怀有希望是主要人物共同具有的精神气质，不仅在于方后乐个人。阿发、张若溪、王恺夫是直接投身斗争的战士，他们见到方后乐时都曾不约而同地讲到，读书同样是救国，建设新中国的使命需要文化力量保留到未来。方梅初、黄道一等上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对未来持保存希望的态度，纵然当下战火肆虐，中国文化仍会在更为长远的时间维度上留存。这种期待未来的坚定信念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共同特质，它在人们的交流往来中重复、增强、聚拢，形成了《桃花坞》充满生命力的精神面貌。

在方梅初与后乐有关《桃花坞赋》的对话中，后乐的内心浮现起“乌托邦”（16）这个概念。桃花坞与乌托邦在理想家园的意义上重合，这个既是人物的生活环境也是精神家园的处所被赋予了理想乡的身份，成了一个“桃花源”。桃花源是中国文化中极致理想的乐土，美满祥和、没有战火，人人安居乐业，寄托了千百年间无数的太平理想。在《桃花坞》中，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它广大的内涵不止于恢复安宁的桃花坞，重现往日的苏州，还指向浴火重生的中国。这个桃花源并不是缥缈的蜃楼，一个仅仅存在于主观愿望中的前景，它虽悬置于未来，但是可以从当下出发，借助过往的智慧，由实践的路径抵达。这在小说中以方后乐不断求学、最终投身祖国建设的成长轨迹呈现出来。王恺夫的每一次出现，都会让方后乐的思想更“左”一点，在精神图景上意味着战斗的现实反复向后乐提示着革命道路的存在，恺夫之死警示着事业未竟，前路仍有严峻的考验，革命者需要后继之人。这一情节之后，方后乐立即前往哈尔滨，投身解放区教育工作，长久以来盘桓于精神世界中的文化思考，最终在此落实为文化建设的实践，无论理想的桃花源何时到来，他都要亲手种下自己的桃树。

叙事进行到卷终时，主人公的等待仍没有结束。黄青梅是否回国？母亲还会不会回到桃花坞？方后乐投身文化事业的奋斗当中，前途又将如何？小说的最后一段似梦还真，并没有做出回答。但从现实的视角来看，至少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得到答案，因为故事时间中的未来，正是现实时间中的当下，书中人物共同期待着的理想桃源，其现实指向正是当下的现代化中国。小说在立意上多次向现实靠拢，以共同的民族使命为纽带，将书中的历史与现实中的未来进行联结，如鲁迅的文章及思想，这个问题是文本中重要的文化线索之一。方后乐始终将鲁迅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小说末尾在回答黄青梅画什么时，他说：一棵是桃树，另一棵也是桃树。他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17）。在方后乐眼中，鲁迅的形象曾经只是新文化的代表，在求学和思考之后，则逐渐揭示了需要从传统文化视角进行深入阐读的意义。时至如今，鲁迅精神依然如同富饶矿藏，持续对文学研究、大众思想等文化领域产生启发。这一线索从书中延伸向遥远的未来，通过文化传承问题的现实指涉，将文本时间向现实时间兑现。《桃花坞》的主旨与这一问题的内核发生深层呼应，从始至终，它同样是在以自觉的文化意识思考着：对过去的书写如何对当下有所启示？

作为故事时间与现实的交汇之处，当下正是所有抗战故事里共同期盼的未来。在这一层含义上，国家与民族所赋予的使命更应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今日之中国虽已走出过去的苦难，但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课题，从历史中传承文化，汲取智慧，对当下的青年人依然至关重要。《桃花坞》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成长历程，它不仅再现了一段民族重大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还将历史的光芒向未来延伸，启发这个时代的思考。主人公的名字“后乐”，在小说中是长辈对他寄予的期待，情节推进的过程中时刻提醒着他的一切思考和行动的根本原则，在现实层面上也蕴含着作者对读者的期许。在方后乐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明确且重大的，时至如今，当代知识生产、传播与接受均已发生改变，走向快速和多元，也意味着生活与文化有节奏紊乱的隐忧，恰逢突飞猛进的媒介化时代，时间更是从整体分解为局部，甚或碎片。有关时代使命的宏大命题不应就此模糊、消解，知识分子在此际尤其不能忘记自身的文化责任，需要具有关注公共问题的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守护故事中的未来，也即找到自身的当下，在对过往的铭记和对未来的期许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理想而继续奋斗。

结  语

《桃花坞》从主人公方后乐站在桃花桥上的一望而始，自此展开20世纪上半叶江南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和心路长卷。作者在叙事中对往日、当下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所牵涉的内容做出艺术加工，通过改变线性次序折出时间的叠痕，以日常生活细节透露当下鲜活的肌理，将未来作为寄托希望的桃花源。主人公历经考验，上下求索，自觉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实践为路径接近理想未来，故事时间的未来便与当下的现实时间就此交辉，昔日少年顾盼的目光与今日的读者两间对望，映照出文化思想、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桃花坞》激励当代读者回应历史，展望未来，在新的时代指向上寻觅理想的桃花源，种下属于自己的一棵桃树，又一棵桃树。

注释：

（1）《人民文学》2025年第7期卷首语。

（2）（5）（8）（9）（14）（16）王尧：《桃花坞》，第3、18、27、144、1、2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5。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第35页，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10）〔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3、4页，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11）〔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第266页，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孙雯、方涛：《钱报读书会丨故事从西湖开始，王尧带着〈桃花坞〉来寻根》，引自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3297019。

（13）方涛：《专访丨王尧〈桃花坞〉：美好不灭，只是偶尔失踪了》，引自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3327099。

（15）（17）罗昕：《独家专访丨王尧：每个时代都有难题，知识分子既清醒也困惑》，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723/c405057-40527887.html。

（吴玉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夏乙天，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