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鹏：“大文学观”之我见
近来，“大文学观”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和热议的重要话题。而“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新时代文学”“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写作”等词被《文艺报》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评选为“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更彰显了人们对“大文学观”的肯定与重视。作为“大文学观”的一个拥趸，亦来谈谈“大文学观”。
一、何谓“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的概念较早由杨义提出。2000年12月，《光明日报》刊发《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杨义在题为《认识“大文学观”》的文章中指出：“新世纪的文学观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性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这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一位文学史家对21世纪文学的殷切期许。翌年，《文学评论》推出《价值重建与二十一世纪文学笔谈》，杨义在题为《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的笔谈中指出：我们“既要纠正纯文学观的偏位，又要兼融纯文学观学理上的精审；既要继承杂文学观在知识上的渊博，又要把它的概念体系进行现代性的改造，惟有采取综合性思维，建立中西文化双轴兼备、又能发挥中国文化思维之优势的文学观，这就是继‘杂文学观’、‘纯文学观’之后的‘大文学观’”。可见，杨义反对盲目照搬西方文学理论，主张建立一种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特色、既兼容中西又以中为主的“大文学观”。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按照杨义后来在题为《古今贯通方法论》的演讲中所说，大文学观“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他提出这个概念，固然与其“大国学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宏大的学术抱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博大的文化胸襟，甚至展现了要以文学把握时代总体性的雄心。的确，文学不应被困在狭小的“纯文学”的天地，而应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文学研究者要把文学放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然而，关于“大文学观”的讨论日渐减少，直至沉寂。直到2025年前后，“大文学观”才再度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引发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
对于“大文学观”，虽然刘勇、孟繁华、张清华、周志强、李云雷、牛学智、汤俏、卢桢等人都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但目前较为通行的概念似乎是：“为回应数字时代的文学形态新变，‘大文学观’以深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历史感的视野与时代对话，成为文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话题。它不限于纯文学的学科边界，而是辐射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类型文学、跨媒介叙事等多元面向，直面当下文学面临的新现实。”这是《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一文对该名词的解释，其理论性较强，阐释得也相对到位。不过，我们或许还需要一些更接地气的阐释。
愚以为，“大文学观”的“大”应取“广大”之意，即广义的文学观。这与我们常说的“广义文学”就联系上了。也就是说，我们要秉持一种广义的文学的观念，即一切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形成的具有文学性的文本（text，而非works），都是文学。因此，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四大文类，还是具有文学性的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心理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等，都是文学；其发表的载体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是文学；其存在的形态无论是纯文字，还是视频字幕，抑或弹幕，都是文学。
二、时代需要“大文学观”
如前文所述，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杨义就另辟蹊径，试图用“大文学观”来观照文学，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开辟一条新路。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一“壮举”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时代所限。也就是说，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们还不太需要“大文学观”，或者说我们当时对“大文学观”的需要程度还不够迫切。如今，到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广泛讨论与深入研究，人们忽然意识到时代已在悄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延河》编辑部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的开头所写：“世界巨变中。时代巨变中。生活巨变中。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发现：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新传媒时代也好，数字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短视频时代也罢，一句话，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需要“大文学观”。
2025年6月，“新大众诗歌”在“新大众诗歌暨中国诗歌网十周年研讨会”上成为讨论的焦点；2025年12月，“新大众散文”由《“新大众散文”新在哪里》一文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这些概念都是在“新大众文艺”被广泛讨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创作的流脉由来已久。也就是说，我们早已有了“新大众文学”。甚至可以说，我们早已处在新大众文学的包围之中，无论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而有了新大众文学，却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学观”，这是不应该的，每一位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有提出与之匹配的文学观的义务与责任。这是文学本身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纸笔、掏出手机，记录自己生活、表达自己感受的时代，是每一个“我”都可能成为时代主角的时代。当下的时代是互联网极其发达的时代，是传播方式极其丰富的时代，是人工智能等各种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下的时代是中国拥有超11亿网民的时代，是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超11亿的时代，是中国短视频用户超10亿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刷视频，有事没事刷一会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样的时代，愈来愈多的人当上了博主，或真人出镜，或借助AI，短时间内就会有无数条真实感人、生动有趣、抓人眼球的视频上线全平台。
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重提“大文学观”、践行“大文学观”，唯有如此，唯有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到各类文学创作与各种文学活动中，甚至让人民大众成为文学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读者、欣赏者，才能从根本上振兴文学，才能真正改变文学日趋边缘化的状态。
三、“大文学观”的意义与影响
在这个“新大众文艺”占据当下文艺主流的时代，在这个“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学日渐边缘化的时代，“大文学观”的重提、弘扬与践行，显然有其积极意义与重要影响。
其一，“大文学观”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以“大文学观”视之，一切具有文学性的文本都是文学；那么，原本那些不被当作文学、而如今按照“大文学观”就可归入文学的文本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对象。许多文学作品，乃至文学家、文学思潮等，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耕耘，如今已很难产出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还只是传统形态的文学，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形态的文学，或者说多元形态的文学，如互动文学（弹幕文学、选择剧情式文学、读者共创式文学等）、视听文学（播客文学等）、影视衍生文学（剧本杀文学、短剧文学等）、碎片化文学（朋友圈文学、小红书文学、短视频文学等）、赛博文学等，可能都值得我们展开研究。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些形式都可以是文学，但最终成果是否真的可以归入文学，其本身就需要研究者予以辨认；因而，文学研究显得更加重要。还需指出的是，“大文学观”是相对于“纯文学观”而言的，不同的人，其“纯文学观”亦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认为网络文学不属于纯文学，甚至有人认为日记乃至杂文不属于纯文学，那么，对这些人而言，其研究的领域可能会得到更大的甚至可说是极大的拓展。
其二，“大文学观”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杨义在《认识“大文学观”》一文的结尾写道：“中华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气涵养自己的文学之大家风范和大国气象的”，文学“必然会在大文学观念下返回自己的本性、本位、本体，并开拓自己广阔自由的运思空间，使文学成为千古文明和真实生命的现代倾诉，从而以一批里程碑式的创作，实现新世纪的辉煌”。现实的确如此，由于我们对“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的重视与倡导，近年来，中国文学界涌现出大量的别具一格而又富有意义的作品，如“外卖诗人”王计兵的散文集《成珍》、“草根作家”常玫瑰的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清洁女工作家”瑛子的散文集《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体育老师作家”章新宏的散文集《从江右到岭南》、“烧烤诗人”温雄珍的诗集《在炭火上安居》、“渔村诗人”沈汉炎的诗集《有些光不会消失》、365位普通人创作的日历形态的作品《活着本身就是意义》、刘震云和路人共同创作的“便利店文学”等。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属于“素人写作”，其表达可能稍显稚嫩，甚至有人认为其中一些与文学相距甚远，但以“大文学观”视之，其无疑属于文学。事实上，这些作品一进入大众视野，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追捧。可以说，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导向，激发了全民的文学创造力，推动了文学作品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
其三，“大文学观”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时代的记录者与反思者；对社会文化而言，文学作为最基本的文化产品，一直在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精神滋养与智力支持。具体到“大文学观”来说，它可以吸引许多原本从事其他职业的文学爱好者加入写作的队伍，进而在写作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传承民族精神，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可以引导创作者把握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发展，或批判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或歌颂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确幸。与此同时，它把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坛上请了下来，使其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它让许多人成为写作者，成为欣赏者，让文学成为连接不同群体乃至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促进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精神力量。
总之，“大文学观”呼吁的是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学。文学，或者往大了说——文化，与经济类似，开放不一定是唯一的策略，但一定是最好的一条路径。“大文学观”的弘扬与践行，势必会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