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齿渐长，要善于为生活做减法——张建全曾向我表达他这样的人生感悟，听罢，深以为然，钦敬有加。然而，正是这个宣称“做减法”的人，却有一部部书——《我的商海往事》《鲜活的面容》《香江望云》——问世，岂不怪哉？文字魅惑着我走进它们，走进张建全的世界；思绪又拖曳着我自张建全的文字间匆匆离开，沉潜入我的文字。此刻，这些装帧美且大气的书正静默地躺在我电脑旁边，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复合起来又构成张建全的世界，读罢掩卷，感慨良多。

一

素常里，我不太爱读散文，也很少写散文，总觉得这种文体与自己有些“隔”，既是隔山隔水、岁月迢遥之“隔断”，又是江湖两相忘、人心隔肚皮、平生难共鸣之“隔阂”。在我看来，若散文写人，因其写实的要求或桎梏，往往易流于平白无澜之俗；若抒情说理，则又易堕于板着脸孔、故作高深，或油腻惑人、悬于物外的泥淖。我某篇散文获奖，记得在颁奖之后的笔会上说：“不知起于何时，我对散文有误解，在此，我谨向散文道歉。”这句话，恰恰忠实折射了我的这一褊狭心理。

平心而论，读张建全的散文虽不似临溪独钓、幽谷寻芳的清雅宁远，却似市井觅友、乡关回眸的温热可心，别有趣味，甚至改变了我对散文写作与阅读的积习。

对于散文，张建全这样来表达他的理解：“散文创作之路千万条，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于写作者而言，或抒情，或叙事；或家国情怀，或风花雪月，或陈年旧事，或未来畅想，或山川河流，或盆栽金鱼，只要写出真实的故事，生发真实的感情，且不是炒前人剩饭，都有可能是一篇好作品，甚至可以成为经典名篇。”斯言信哉。

在散文创作中，张建全把两位散文理论家相隔60年的“散文论”归结为一副宽对，推崇备至，视为座右铭——

形散神不散；

确定非确定。

著名作家铁凝亦有过意思相近的表达，在散文确定的河道里，让思想的河水不确定地奔流。就张建全而言，自从与散文结缘，他蓦然发现，他在农村、部队、商海中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令他难忘的人和事，堪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于是，他自问找到了一条自己擅长走的路——“记人散文”。他认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凡夫俗子，但凡要让后人铭记，便要依靠有效的传承工具——这样或那样的文章，而泱泱华夏，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文中倘若没有人或人的思想，无论它多么一时洛阳纸贵，或者获过什么大奖，到头来也终将消亡于尘埃之中。

于是，他在写记人散文过程中，“人以文记，文以人立”便成为八字“方针”，虽然这“方针”是他自定的，但同样是他要求自己遵循的。

他希望为眼见过的、感动过自己的人物立传，至于自己的勉力所传能否立起来、立多久，那是要靠读者检验的。既有朱庆馀“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惴然，又满怀热望与自励。他希望自己和自己的文章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一种朴素且宏大的志向。

写人，他能写得细腻、真实，能使人物栩栩如生地立在我面前，我甚至能直呼其名，似老友故交，可归属“类小说”的写法，远离了淡寡之味。

比如，他在《李甲民叔叔》一文中写西安姑娘的“辣”——

西安城里的姑娘就是比我们村里的姑娘厉害，没说几句话，她就说：“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我可不愿意跟一米七三以下的人谈对象……”

…………

“你身上穿的四个兜是干部服呢还是志愿兵服？”她提出更加势利的问题。

言为心声。透过人物的语言，最易一窥人物的心理、性格。在这个情节上，西安姑娘的“辣”就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但这“辣”并非单纯的“烈”或“厉害”，而是建立在直爽、可爱、对生活勇敢追求的基础上，即便有些以“势利眼”视人，也是将眼前人与日后的幸福生活“对标”起来、假想之后的结果。这篇文章的“传主”是李甲民叔叔，西安大妞仅为溪水中的浪花一朵，但我们仍欣喜地看到，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在读者眼里立起来了，虽寥寥数语，却能让人得窥其丰富的内心世界。

张建全在《1978连队的夏天》中写连长，仅用了一句人物的语言描写——

司务长见我把猪侍弄得挺好，就汇报给连长，连长于是就表扬了我，说：

“张建全同志爱猪，爱猪就等于爱集体利益，爱猪就等于爱连队！”我听到这样的表扬，觉得在猪圈流过的汗、闻过的臭气，都是值得的。

从逻辑上细细分析，或许我们觉得连长将“猪”“集体利益”与“连队”等同起来的说法不乏瑕疵，但面对这样颇具“强词夺理”意味的表扬，面对被表扬者的身心俱暖，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有谁会计较呢？人爽话不多，一个热情、豪爽，甚至有些武断的连长形象就跃然纸上。

当然，要真正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立起来”，离不开记事，离不开细节描写。

记事也是张建全的强项。他既擅长置身其中的热络，又兼顾隔岸观火的冷峻，因而可写出事情背后的况味，直击真相，通达读者心灵。

在《再见已过四十年》中，张建全通过一个场景，活生生刻画出田副连长的形象——

有一次，大家搬着马扎凳，整齐地坐在露天电影银幕前，等着天黑后电影开映。这时，队伍左侧的山坡上有814厂新来的三两个女工，穿着彩色的连衣裙，挎着小巧的藤椅，缓缓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在七十年代末，年轻姑娘单凭这身打扮，就已经十分抢眼了，而对于一百多号年轻士兵来说，实在充满了诱惑，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左看……

田副连长本来单坐在队伍左侧，发现问题后，他立即站在队伍前面，面对大家喊口令道：“向前看！”并扬起双手，“向前，向前，预备唱！”

战士们齐声高唱，田副连长打着拍子。可是唱着唱着，田副连长却下意识地向右看，而穿连衣裙的姑娘这时也走近了，且把藤椅摆放在靠近田副连长的马扎凳旁边。战士们见了，心里都笑了！

田副连长是一个严厉的人物，不苟言笑，在带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了他这种严厉的色彩；田副连长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有爱美之心，有丰富的感情世界，美女在侧，他不是柳下惠，这便是真实的人性，是其可爱的性格底色。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这个场景无疑构成了一种意境，不动声色间，张建全写活了一个人。

即便写历史人物，张建全也有自己的心得：既能爬梳古籍，资料翔实，力求无懈可击，又可轻易从史中走出，从容步入现实，进而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越，让人平生兴致……

拨开岁月的尘烟，张建全这样为我们写末代皇后婉容——

婉容受困于“鸟笼”不说，还备受冷落与煎熬。她只有用不断加大剂量的大烟土来麻醉自己。可以想象，当曾经备受皇帝宠爱的婉容住在楼上，而皇帝与迎娶的新贵人住在楼下且有说有笑之时，婉容是一种什么心情？

当大难临头，溥仪准备逃往日本时，他曾专门见过重病中的婉容，还亲口对这位皇后说：“你注定是我的陪葬品。”

溥仪是在逃亡的途中丢下病重的婉容的。这时的婉容也已对溥仪绝望，她其实早就想从“伪满洲号”的贼船上下来了。

据说，婉容曾避过溥仪，暗中派人联系过民国要员顾维钧，只是当时情况太过复杂和紧急，顾对婉容派来的人表示无能为力而已。

后来她被关进延吉的一所监狱，面对青灯冷月，她恐怕无数次怀念少时在荣源府，在张园、静园的生活。

婉容最后半疯半癫地反复咒骂自己的父亲荣源，说他因为想当国丈，才把女儿嫁给一个废帝、一个废男人。

…………

在近乎封闭的皇宫，在被皇权桎梏得密不透风的朝朝暮暮，张建全笔下的婉容不是苍白和扁平的，而是有血有肉、有血性、有爱恨的。可贵的是，他没有用人物语言描写来刻画婉容的性格，因为历史人物所说的话多已被湮没于时间的深渊里，直接的语言描写反而易产生bug；此处，张建全巧妙借鉴了类似影视“蒙太奇”的写法，将与婉容相关的生活片段和她的种种表现剪接在一起，构成一幅立体的形象。当然，这种剪接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大量研究、占领史料的基础上的。唯有如此，文章才立得住，人物才立得住。

“记人散文古今皆有，《史记》是，《左传》亦是；《捕蛇者说》有人，《卖炭翁》也有人，《岳阳楼记》不仅有人，更有思想家；鲁迅的笔下，既有藤野先生，又有闰土；朱自清的《背影》像是中国父亲的民国影像；魏巍用文字定格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一边长途跋涉，一边浮想联翩；贾平凹在《商州》一录二录三录中，录的尽是商州的风景与人事……从这一角度说，我的散文写作，只是行走在中国散文写作传统的大道上而已！”这是张建全的心声，他告诫自己，也向世界宣告，一定要走中国散文的传统，并且自己正“行走在中国散文写作传统的大道上”，这既是向传统致敬，奉若圭臬，也是在为自己确定方向，自觉领受使命。正因如此，他的散文才让人觉得亲切，不论笔下的人物，还是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故事，都富有宜人的温度。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张建全是不甘拘泥的，他总是想打上自己的烙印，试图用他的文字、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方式叩开散文的另一扇门，带人们看到具有张建全特色的那帧风景。就像他笔下的婉容，她既是溥仪的婉容，又是张建全的婉容——那个激活了朴素反抗意识的知耻者，那个深知自己处于悲剧、渐渐用仇恨武装骨骼的觉醒者，那个欲“向天再借五百年”而不得的衔怨者，这样的婉容既是历史的，有时代巨轮碾压过的深痕，又是现代的婉容，其身上附着有让我们共情的离合悲欢、血泪与希望。

二

张建全的人生经历曲折、复杂、精彩，用他的话概括，“种过地”“当过兵”“经过商”。生活是一位苛刻的老人，他对张建全的人生无疑是严厉的，甚至一度试图将苦难尽可能多地在他身上倾倒，但同时，生活又是一位仁慈的智者，在给张建全劈面几个掌掴后，又转而赐给他无数精彩。从这个角度说，生活并不愿高高在上地坐于云端俯瞰张建全，它如一位邻居，像一个诤友，似一座指航的灯塔，不远不近地守在张建全身边，与他一起经营编织其人生。或者说，见多识广的生活在走心地“过”张建全。

显然，张建全是一个用心“过”生活的人。很快，他就洞悉了生活的深远意旨：原来，所有的曲折与困顿、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所有的蹙眉与流泪，都是酿造幸福的材料与前提啊。于是，他不仅经受住了所有考验，更抓住了所有机会，他是一只辛勤的工蜂，或是一位睿智的化学家，从生活对他的磨折中萃取到了甜蜜。正因如此，生活最终向他绽放了笑靥，事业、爱情、亲情、友情，呐喊着，争先恐后地，汇成江河湖海，向他涌来。

当然，和这些一起向他涌来的，还有文学，尤其是散文。

张建全的散文，题材多样，像对他展示无遗的生活的诸般面貌；张建全在文中饱蕴的感情，一以贯之——真善美。生活虐我，虽偶有怨恨，但终究无妨，并将其发酵为营养；生活厚我，虽偶有自得，但终究渐趋平静，并从中淘漉出哲理。人生多彩，笔不改痴，若能活成张建全，文章很难不通透。

无庸赘言，这都是他用心生活的缘故。

何谓用心？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

我并不清楚张建全是否有一摞厚厚的日记本，将每天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离合悲欢悉数拈入，然后时时温习，并在心中发酵，以待不时之需。但我知道他一定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精于记忆的大脑。试想，即使有一大摞日记本，书写之时，欲把相关内容准确查勘，总难免会苦于记载之冗、检索之难、梳理之繁。方家们定然周知，钱钟书先生与世长辞后，面对他遗留下的体量巨大、体例庞杂，数国语言兼具的笔记，杨绛先生是如何耗费心力地条分缕析，终将其整理成书的。但事实是，张建全在写散文时，需要用到哪些内容，他似乎总能信手拈来，几不费力，实在令人钦敬。

在张建全笔下，既有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山川日夜，又有霓虹炫目的现代夜生活，既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商场巨擘，又有在浪潮中铩羽折戟的孤勇者，既有在其生命年轮里留下温暖与感动的师长，亦有令他唏嘘不已的“反面教材”。他写村庄，村庄里山水敦厚、四季变换，写果树枝繁叶茂的模样，写羊儿温顺的眼神；他写父母，便写父亲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所做的种种尝试与挣扎，写母亲对自己的殷殷叮咛与滚落的眼泪；他写战友，便有一个个青春勃发的身影、一支支昂扬向上的歌曲穿越数十年时空澎湃涌来……张建全总是在生活里用力度过每一天，好让生活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的沟辙。光阴呼啸着向前，虽然“鬓已星星也”，但他仍记得中学时董维常老师的很多细节。比如晚自习时，同学们都在悄悄做作业，他却哼起了样板戏《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因唱得入迷，竟不知董老师就站在身后。就在他觉得自己铸下大错、非挨剋不可时，董老师却向同学们宣布：“大家静一静，请张建全同学为大家清唱一段样板戏好不好？”生活始终在前，或如老牛拉旧车，或如千里江陵一日还，或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虽然他当初不知对生活的这种“用心”究有何裨益，但经岁月淘洗之后才捧在手心细看，原来，那竟是一颗颗珍珠啊。

诗人艾青有句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用在张建全身上也恰当不过。对于张建全而言，这“土地”，不仅指生他养他的十里村、岩王大队、张卜乡、高陵区、西安市，也指陕西省，和与他的人生相关的湖南省、河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北京市，更指中国乃至地球村。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自然也包括文学，尤其是散文。因为热爱，所以才用眼观察，将心作为容量无限的容器；因为痴爱，所以才细大不捐，披沙拣金，才将各种“食材”连同情感融为一体，成为构建写作巨厦的宝贝。苏轼有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对于张建全而言，生活正是一部无字大书啊。

所谓“用心”，还有一个层面，即对于生活，不甘拘泥，能适时跳脱，似“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之境。

1978年春，我报名入伍，本来县武装部已经决定录取我，不料却被大队长的儿子顶替了。消息传来，我在炕上躺了一个下午，无奈地流泪。母亲本来舍不得我当兵远走，但她见我难过，就去请同村的一个下放干部的爱人广兰婶子帮忙。广兰婶子的丈夫与县武部刘部长是山西老乡，于是她答应替我把大队长儿子顶替我的事武装部举报。

当天晚上，我骑单车带着广兰婶子去找刘部长。刘部长见了我们，先与广兰婶子聊了一阵闲话，然后走到一边的电话机旁，给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仔细问了我的情况……

因为隔着四十多度春秋，因为早已走出当初的委屈、愤怒与屈辱，因为生活以不同的方式馈赠了自己，因为参军这件事的挫折，自己的性格里增添了更多的刚强元素，所以才把冷静与客观融入细腻入微的文字里。不仅参军被人顶替的过往，诸如恋爱的失败经历、商海的浮沉，都在张建全笔端涌现，“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的憾恨与怅望，引进某种商品失策、最终恩人带来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复活之感，在他的文字里，都带上了感恩与温暖的味道。

三

张建全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一篇散文——《让文学为生活伴奏》，以感恩之情谈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不应为作家所独享，而应为普罗大众的心灵赋能。因为写书者与读书者过的是一样的文学生活。

生活像璀璨的星辰，有些便落入张建全的歌词。张建全有一首歌词《寻找乌兰姑娘》——

我有一个长长的梦想，

草原上我骑着马儿飞翔。

我有一个长长的心愿，

去寻访那雄鹰的故乡。

啊……

今天来到蒙古包的身旁，

劲风一阵阵掠过山岗。

我想去那个辽阔的牧场，

寻找我心爱的乌兰姑娘。

我有一个长长的梦想，

草原上我骑着马儿飞翔。

我有一个长长的心愿，

去寻访那雄鹰的故乡。

啊……

今天来到腾格尔的天堂，

马头琴的声音依然忧伤。

我想去那个辽阔的牧场，

寻找我心爱的乌兰姑娘！

张建全的散文写作，更像生活中的角色——农民、军人、商人在其生活现场所作的书面报告。他先是真实地生活着，而后才是真诚地写作着。倘若用他的比喻方法，即文学似一件乐器，那么，他的一本本散文新作，便是他在文学伴奏下，呈现给读者朋友们的“真人秀”。他是一个生活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寻访者，为了心中的乌兰姑娘，他不仅不辞辛苦，更从辛苦中提炼快乐，凝华为文字。天高云淡，草原广袤，溪水流韵，马蹄轻踏出铿锵的乐音，在如此诗情画意里，他的乌兰姑娘款款降临至短歌长调的意境中。这里的“乌兰姑娘”，其中就有他的文学梦，有他的散文，其内涵丰富多元，意旨深邃悠远。

生活用心，写作专心，这便是张建全，字字句句总关情。这便是张建全的文字。我知道张建全的写作习惯，他往往善于将自己从繁缛的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静静坐于书店或咖啡馆之一角，凭一个手机，即可写出一篇篇文章来。其情形完全有别于众人，包括我在内——如今，很多人早已养成了一个习惯，距离电脑多远，就一定距离灵感和文章多远。或许，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张建全正在某个咖啡馆里，光线和蔼地照亮他的脸庞，而他正盯着手机屏幕——他既不是在刷视频，也不是在炒什么，而是在让文字绽放。

写至此，我忽然明白，张建全所说的为生活“做减法”，绝非无所事事、糟践时光，而是整理思绪，把正在褪色的过往以文字为媒，向手机，也向每一个由陌生而变得熟悉的人倾诉。心中事本山岳般沉重、岁月般荦满，但所幸，它们被文字的翅膀一座座、一段段挪移开来，便收获了轻松，岂不是做了减法？令人尤为欣慰的是，这些如山岳如岁月般的存在，竟肉眼可见地成为一些人眼中之尤物、心灵之奇琛、拥抱远方之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