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高专的“共生诗学”
云南地处中国高地，华彩独异的地域与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气质鲜明的地域景观与多民族融合的人文景观。云南诗歌也正是在这样地域性与人文背景下孕育而出，以其诗歌的多彩丰富独特独步天下。共生诗学是立足云南地域生态、融合中西诗学理论的原创性学术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异构性写作”实现生命、语言与文化的多维共生。高专的创作实践表明，真正的诗歌生态需打破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在差异中寻求共荣，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条兼具在地性与普世性的发展路径。
云南以生物多样性闻名世界，植物王国里美美与共。用植物比喻云南诗歌，是以系统性思维考察云南诗歌生态。与植物王国一样，看似美的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竞争与吞噬。诸如林中未被阳光照见的植被，这些植被为云南诗歌提供了诗歌图样的多样性生态，著名的高大的树木以此为血脉才有参天之姿。但于诗歌生态而言,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日久天长的遮蔽。然而那毕竟是自然界的铁律，在诗歌这样一个最具人文关怀、体现人文文明的领域里，自然界的铁律就成为反文化的价值尺度——信奉“黑暗丛林法则”。
在中国诗歌长达千年的诗歌体系里，诗歌具有世俗性、诗教性、流派性、气象性。本文提出诗歌体系的生态性，是以在世诗歌的共生性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万物共生共荣，诗歌概莫能外。这样就从根本上将西方以“诗歌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融合进来，形成具有中国诗歌特质的诗歌文明面貌。
高专写诗多年，然而常常被呼为“青年诗人”,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诗人处于未完成状态，影响力弱，诗歌还在生长期，没有形成自身独特之风格。而诗人也不以为意，从不为自己的写作进行辩解与张目，以恒心定力埋头创作诗歌。高专的诗具有浓郁活泼的原生本土气质，这样一位低调而虔诚的诗人，他的诗歌呈现怎样的面目，需要用诗来说明。
高专的诗歌处于遮蔽状态，正因此我们或许更能看见一些遮蔽状态下的真实，他的诗歌里有云南方言的讽刺气质。他的诗歌生发将所感赋形于物，然而奇妙的地方在于此物是一种隐喻，其能指在于读诗者的自由发散，这样就打开一个开放性的语言诗性空间。
“旗子越多/天地越不安宁。”如果能动用想象，这个旗子或许是某种花朵，你可以这样读：“花朵(旗子)越多/天地越不安宁”。（《旗子》）
用这样的替代（雅克·德里达的方法）还原进诗歌中，这首诗就具备很多种解读性。于是，产生一种云南本地的诙谐，本土气质已经悄然形成，能勾连起本地生活经验。这恰恰也是群于人的诗人对现实情境的第一反应，诗人自有诗人的语调与节奏。这样的诗歌需要心领神会能读懂云南方言，不需要被命名，只可转意形容，它要求内在的贯通，才能生成共识。
“至一定阶段/思想已经圆熟/生命力却止不住匆匆下掉/滚石一样加着速度”（《生命力》）唯登高才能回望，生命力的下坠感在于清澈之后的浑浊，泥沙俱下。所谓“智者乐水”，是见水之疼痛不仅心生悲悯。盈科而后进却是阶段性的不可抗拒。觉醒而饱满的生命力如何顺其自然，故有为便是解决无为所制造的必然问题。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历程被镶嵌在科层制的社会体系中，这是现代性的顽疾，也是古老命题的现代性。成、住、坏、空，生命不是物——是诗人自陈揭示的问题，读诗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看见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如社会学家项飚所论：“我们都能走向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在被滋养、在被放大，同时也能给别人滋养的感觉。”
这样的生命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成全。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诗的生命力能令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包括诗人与读诗的人。
“钢筋丛林，正午/太阳的饼滴着蜜/双龙桥十字路口，红灯排挤绿灯/对峙车流之尾摆动如鱼”（《偶遇》）诗中所写是昆明的一个瞬间，心境之豁达悦动，可以化有形为无形，一种别样的现代性：当下可为古典，都市可建心中胜地之所在。化境就是此身非吾有然而此身我所具。现代性对人的身心二元分裂，思维一脉孤质高求的无非仍然是生命的诗性经验。诗人高专对于昆明这方土地的现代性处理，彰显高专以诗人主体身份为思考的深刻性。放置在全球化都市现代性的背景下，书写与反思就更具有时代鲜明特质，也呼应人们渴望好日子的心理动能。在高专的诗里，我们读到一个更加现代开放、充满活力与古典传统并继的昆明。可谓小诗大境。
隐晦与回声交织就有了沉郁与顿挫，这是新诗里极为稀罕的手艺。中得心源，喊，这个字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口型？冲天一呼，有声无声即为喊。张开口我想喊/我大声地喊/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咽喉呈现幽谷的静穆/停滞的风上/蠓虫困睡/喉外，一团暗影守望着这声音/暗影下/满是声音的羽毛和尸骨(《喊》）
高专一呼，飞鸟归于静穆。期待诗人发出老凤之声：郁勃、蓬勃、余音绕梁——这些声音已经是濒危了，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时代的正声，尽管喧嚣且杂音丰富，包含不仅限于艾略特个人才能式的声音，我们需要一种诗的声音成为正声。
此外，高专的诗歌常常述事以寄情:“这颗泪，探望着脸下的险峻世界/显得十分犹豫”（《一颗泪》）此诗是以一滴泪珠的角度来呈现作者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情感性感受。从上可看出，中国诗歌经常是围绕着某个特定情感而展开的，并且会借助于所见之景而采用工笔细描的方式来传递一种情怀，然后再与受众形成一种阅读情感共同体。再如，意象空灵且透彻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哲学意味:“竹子出土/慢慢就空了/而我们追求的至境/就是使自己/变空”（《空竹》）高专的诗歌具有一种云南地区特有的植物特性——多样、原生、空灵，可以说，云南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给高专诗歌带来某种特有的“本土植物”式诗意。
篇幅所限，我们以点带面，精读几首诗人诗作，以展现诗人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独特写作面貌。诗人高专是一位异构性诗人。如吉奥乔·阿甘本所言：“通过写作，我学到了：幸福不在于写诗，而在于被某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或人写进诗里。”在以云南为符号的地域诗歌以及代际诗歌的背景中，呈现属于他个体诗歌的一脉景观。他的诗歌提供了可靠的诗性经验质感，以富有心灵温度的语言与敏锐的思想穿透力，令诗与生命获得结实的生发场域。诗与人性闪光之处磨砺于幽暗，从而赋予普通人一种正直而明慧的信心。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高专的诗貌似寻常，实为奇崛之美，与之对立的艰苦在于揭示荒谬与虚无之后对生活真相的精神指认。“情深而文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高专的诗情理交融使物自喜，美在情中；在不断解析现实中，孜孜不倦生长内化成清晰通透豁达的成年诗学。这是高专的诗歌指向：群与人与他者美美共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高专的诗生发有节，化古典交融当下于无形。他以淬炼精湛的诗歌技艺抵达宽厚而实在的言象之境。他的诗歌真实而坦诚书写“悲哀的成熟期”必有的杂芜与繁复，呈现了独树一帜的差异性。
云南诗歌是遮蔽与蓬勃共生的。高专诗歌是这一生态的生动体现。同时，高专诗歌的探索性以及方向性在召唤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既符合了新文化运动方向，又能将大传统的资源激活。唯有这样才能把握住高专诗歌的时代意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专的诗以民间面目出现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映射的正是我们所处时代对精神价值本身的评价与重视程度。谈高专诗的精神来路要从五四谈起，坊间评论高专是一个“青年诗人”，此青年之精神上承五四青年，此青年的诗写给的是永恒青年，高专为平民，诗有正道沧桑，读之，可惯看春月秋风。他的诗歌里青春时有不甘不屈的“盗火精神”，中年时有普世热切的向往，成熟之后又有淡泊与介入的双重情怀矛盾。这条诗路上游是求索之困顿，中游是一个上承五四以身入世的精神自觉，下游是理想主义者调和之痛苦。故高专身上既有五四青年之激情又有古人养性之法则，既看不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破败，又是理性主义者无法理解之坚守，可谓在云南地域里惨淡经营，含一口文脉的真气而未泯于众人，不求闻达，这是一条极为具有历史价值的诗歌之路。若求价格，高专的诗只有价值，浓缩了生命尊严、精神救赎、人性关怀三重普世价值。若诗中一定要得出一个“小”来，高专的诗小中见正而非以奇取胜。一言以蔽之，高专的作品为云南诗歌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遮蔽与否已不重要，因其蓬勃需要成为一种时代的可能性，令云南诗歌的多样性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具有推动边疆文学创新的现实意义。云南诗歌长期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共生诗学通过创造性转化为其提供新的批评范式：揭示其“遮蔽状态下的真实”，肯定其作为“多样性生态样本”的先锋性。通过“大传统资源”的激活（如将云南自然意象转化为哲学符号），赋予边疆文学参与全球对话的能力。例如《空竹》以竹喻“空境”，既具本土禅意，又呼应东方哲学的普遍性。
共生诗学的必要性在于：它既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的防御机制，又是发掘地域诗歌独特价值，推动中国诗歌生态多元共生的创新路径。通过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的互动，共生诗学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小中见正”的发展范式——在差异中寻求共荣，在边缘处生长力量。
箭陵霄，原名箭庆国。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我爱山水间有个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