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年初九，飞廉的朋友，我们仨个，相约拜访飞廉以及他的村庄：孝感市肖港镇农四村舒家湾。

天阴欲雨，村野湿寒，按说不宜下乡访问友的。但，若早几天去，恰逢气温纵跳，大地回暖，春光煦煦，中饕陈轩念念生津的乡村黑珍珠未必复工，毕竟——年还未过一半，一家主要服务近邻和熟客的小饭馆儿大概率歇业中，即使老板知道他家的美食早被飞廉的神笔带货，声名远播云梦泽外，哪会料到书外的食客，如陈轩这等上京的伊壁鸠鲁，正逐味而来呢。

彭彭载着我们自东北上，时而流畅，时而踌躇，渐远热闹通衢，渐近冷寂村巷。既然按照飞廉的定位导航前行，我们这一路堪堪在步他的回乡后尘，复刻他的移动（movement）轨迹，校验他的路感了。所以，沿途风景不断与他的白描叠合、后退，一个个清晰的瞬间向前流动，灰白道路，褐黄田畴、青绿菜地……被拉成连续的线条与色块。倘若一个地方的辨识度总是被诗人发明出来的，那么，因为飞廉的提示和圈点，我曾掠影N次，印象虚散的澴川，正变得十分亲切，有些陌生了——这种亲切的陌生性（familiar strangeness）不正是吾神哈罗德·布鲁姆神往的邂逅（（encounter））么？ 只不过，布鲁姆谓之的邂逅是指迟来的诗人认出了（recognize）自己的诗歌父亲，伟大认出了伟大；而此时的我则被车轮咬啮路面的声音提醒，飞廉的金句来了：

我特别喜欢在这条乡村公路上开车。水泥柏油的两车道油光水滑，像鲇鱼的肚皮，白杨密密匝匝，在路两边排队，树冠朝上交织在一起，向前簇拥成幽深的树洞。（《乡村夜气》）

开车拐上宝成路，两车道的水泥路在使用了两年后，泛着青光，油光水滑如鲫鱼背，掩映在眼睫毛般密集的白杨树林道里，树叶黄绿交错，真美。（《涂河集上臭豆腐》）

可惜，我们注定错过宝成路最美过去，“眼睫毛般密集的白杨树林”全然无存，奇幻画风的“幽深的树洞”业已消失，遑论看到黄绿交错，听到莺啼鹊噪了，闻到柏油的闷腥了——这条飞廉回乡下老宅的必经之路，白杨已被伐空，彻底变成一条字面意义大于实有意义的文学之路(literary road )了，留给有心的读者途经此地，惊觉风景的易变，共感千古的愁绪：昔我往矣，白杨萧萧，今我来兮，大路荡荡。

当然，我也想过，本地路政部门自有理由伐空飞廉所爱的老白杨，没准换栽飞廉更爱的苦楝、枫杨呢——就武汉地区行道树选择而言，苦楝和枫杨乡土性更强，树龄佳期更长，生态优点更多。总之，地图上一条微不可查的乡村公路， 经有飞廉赋魅而获得地方的灵性，记忆的辉光和遗产的诗意。十年之后，它也许魂穿为又一条美路，春末紫雪飘飘，夏初璎珞摇摇，给飞廉的神经末梢输入新的灵感，为新乡土散文再添一篇佳作，替某位研究路学（roadology）的学者或人文地理学家保存一则乡村风景（rural landscape）的材料。

太喜欢飞廉的路感和道路描写了。他常年御车而行，间以慢跑、散步、徒步，在舒家湾附近闲逛，在云梦泽周围漫游。若将他已发表的各种以地为题的“记”导入面积计算，他这二十多年的行与走，思与写勘察了百余平方公里的版图，探测新乡土文学的空白地带，而他经年不疲的“荡路”，践行了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谓之的身体芭蕾：迈动血肉之躯，驱动燃油的机械，翻山，爬坡，过桥、涉水，伫立……由此，移动构建个人的空间叙事，创造有辨识度的地方：金神庙、涂河集 小澴河、汪家竹园、天台山……这些反复呈现的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本叙事节点，每⼀个点位都标记出⻜廉生活世界的起始、停顿、转折，对应着⼀段空间实践、一串情感涌动（ spontaneous overflow），⼀种美学表达。

在飞廉的作品中，“道路”是空间转化为地方的重要媒介，从乡间老宅原点通向邻居、邻村、河堤、田间、集镇的小道、曲径到转接大别山、桐柏山、武当山、举水平原、洞庭湖的大路、坦途：

过小学，再往前，就是小河堤。小河堤由北向南，如同一道眉毛一般，有小小的弧。顺着小河堤往北，也可骑自行车到镇上，虽然上坡下坡頻頻，但皆是沙堤路，即便是刚刚下过雨，路上瞬息即会平鳖如镜。自行车走到潮湿而平整的路面上，地面好像有奇妙的吸力，车轮发出奇妙的“沙沙”的声响。（《路》）

散步跑步，骑车开车，能遇到的良好的路，就是两排莺啼鹊噪的老白杨下，中间一条翻新的柏油道，或曲或直，遇山绕弯，遇河架桥，傍村接镇，迂徐委曲向前行。它大概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动脉下的毛细血管，县道都安排不上，有时候被命名为某乡道，或者某某线，走牛穿狗，鸡鸭鹅排阵，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拖拉机、小轿车、大卡车，有腿有轮，一律平等，并不需要红灯绿灯，斑马线双黄线，但凭心意，各问前程……车轮触碰新涂沥青，如蚕啮桑叶，如指沾春水。（《牛迹山记》）

在飞廉的荡路过程中，无生命的交通工具与他的感知协同，进化出人类或昆虫的触觉：“车轮触碰新涂沥青，如蚕啮桑叶，如指沾春水”；无生命的土、石、沥青铺垫的道路与他的经验共生，变成油光水滑的青黑鱼类，如鲫、如鲇、如鳖，平整、潮湿、略带黏滑的路面与汽车、自行车的胶质轮胎肌肤相亲。这类描述总是读之难忘：飞廉即使换位为另类生物，亦有体察环境，入微至斯的感知能力。看得出来，他正力追自己推崇的苏格兰作家娜恩·谢泼德的复合叙事，试图呈现万物互联，彼此交织的图景。当然，也正因为他的比喻太贴切，我不禁想：眼下正被我们这辆大众碾压的“活路”会像鱼鳖那样默默吃痛受虐吗？

飞廉写路，多以白描为主：“北上，一路举水相伴，而歧亭，而宋埠，而中馆驿，而麻城城关、黄土岗、福田河，由福田河镇再往北，翻过小界岭，就是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沙窝镇，沙窝镇旁边的河名叫白露河，名字多好听，河湾也美，为看河边的野菊与白石，我还特意在旁边的一家加油站停车，加过一次油。”飞廉定是饱读民国之前的地方志，深谙要言不烦的写法，故能三言两语，就能简洁、清晰勾画行旅途途中的山川走势，路桥关隘和风景亮点。他偏爱使用且短且密的“而、而、而”句式，如“由河南方城进入南阳盆地，自北往南，尽荠麦青青，而南阳，而邓州，而新野，而枣阳，而襄阳……”，又比如，“大别山幕阜山的怀抱里，造物主给了一板斧，劈开道路，才放泽水东流，黄梅九江，江汉朝宗，而安徽，而江苏，而上海，往东海去。”……每每读到这类描述，作为读者的我，会与文字同步脑绘出一幅方向明确，路径清晰，节点醒目的交互地图来，图上还有移动的光点，一个“金属的甲虫毛毛虫衔着灯火粒，在沙沙地啃食夜色”。事实上，飞廉的作品还真适合导入ArcGIS Story Maps。近20年来，随着地理信息技术（GIS）与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逐渐对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数据化文献，可视化分析，捕捉“人-空间-时间”的动态行为。

几年前，我在本校一门GIS人文通识课上担任“文学制图学”一讲，格外留意了数位中外作家的移动轨迹，筛选出一些印象深刻路景描写。我曾对选课的文学院学生讲，屈原有他的骐骥，但丁有他的双足，杜甫有他的浮宅，徐霞客有他的轿子，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有他的骆驼，飞廉有他的帕萨特。千百年来荡路的作家络绎不绝，交通工具延伸了漫游者的身体，将他们带至风景之中，时间之深，文学史里的道路书写绵延无尽，屈原驰骋于失重的天路，霓云相随，凤鸟飞旋，“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但丁彷徨于幽暗的林中歧路，凶兽当道，令他恐惧，一再转身想退回来，他与维吉尔结伴而行的地狱之路螺旋下沉；拉铁摩尔俯身在嶙峋驼背之上，半睡半醒，以2.5英里的时速跋涉在漫无边际的蒙古沙漠……飞廉呢，他在大小澴河堤上慢跑，穿梭在盛夏高温，大地蓊郁，万物喧嚣之中；他策杖登临一处山顶或高台，慢慢地将四周景色收入眼底，兴叹”家乡之微，宇宙之大，这大概是一条无意识展现的空间轴”；他驱车盘桓在云梦泽丘陵间，“回旋在朝朝暮暮的塆冲”，进行区域历史地理探索。

在他写过的数百条道路之中，举水古道当为年代最为久远，历史图层最为复杂，过往痕迹（各种类型的车辙和三教九流的脚印）最为纷乱的一条路了。2500多年前，一场“自商周以来的中国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战争”（黄朴民语）就发生在他的家山范围，这种天赐的机缘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地方感，唤醒他历史意识，引发他考证古道的“学术野心”。最近几年，他不断重走举水古道，着力挖掘文化和物质层面的细节：

在这口钟的中央，沿着举水弯曲的激流，在举水古道上驱车也好，骑驴也好，步行也好，在举水平原上南来北往的，除了东坡、季常、飞廉这些文人，更多的还是历史上的大军、义军、难民与流民。楚国、吴国数万将士车马大阵，往来冲杀，在这里有了第一战，后面的战事也不少。（《柏子塔记》）

之前我读《左传》中吴楚之战的史料，阖闾、孙武、伍子胥、夫概等领吴军，出入大别山，经柏举之战（公元前506年，麻城）、清发水之战（安陆）后，他们进军的路线，应是绕行大洪山的南麓，而云梦，而应城，而天门，而荆门，遂攻破郢都。（《武当七日记》）

举水古道曾为柏举之战的战术通道，关于它的名称和起止，历史学界尚未定论，虽有学者考证战事展开的这一区间大约有数华里之长。但若视举水中游等于举水古道，那么，飞廉念兹在兹的的古道足有100多里之长了。这条百里古道上，每个节点都是高光的空间剧场，值得多个领域的学者跟进深描。想想看，聚落地理学，风景考古学、全球史的很多议题都是围绕道路，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川鄂盐道等展开的，毕竟“道路是人们在地球上通过有目的、富有创意的活动留下的痕迹。它们改变了地表形态，划分出不同区域，创造出属于人类的空间……”（James Weiner 语），进言之，道路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将日常生活分散的元素连接起来。每条道路，无论是人畜践踏出的羊肠小道，还是铁锹建造的机耕路，还是盾构机凿开的高速隧道都涉及到人-空间-地方与移动（movement）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移动”正是飞廉这20多年来创作的基础动机，重复与变化是其道路叙事的核心要素：既重复前人走过的路，也重走自己走过的路，更会变化荡路的时序、感知、心境。

行驶、行走在举水古道上的飞廉肯定也思考过萦绕在《古道》作者，英国环境人文学教授罗伯特·麦克法伦心头的问题：“走在路上，我每每好奇，它们的源头在哪里？当年是什么促使它们成形？关于日常行走的旅程，它们记录了些什么？关于冒险、相聚和别离，它们又深藏着多少秘密？”

在举水古道这处空间剧场里，一众枭雄、谋士以身入局，戏份很重的伍子胥出现在飞廉好几篇地记里。伍子胥的自楚逃吴，由吴伐楚的两条路线，双线合一，就是一本起伏跌宕的传奇剧（melodrama）。我有点好奇：飞廉反复写伍子胥这个人，他走过的路，却未着墨他的道路意识：“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在我看来，伍子胥自我裁决堪与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激励对读，“倒行”与“前行”，逆向而行的两种道路实践，分别注释了鲁迅式的“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和加缪式的推滚石上山的勇气，二者完成生命哲学的两面。

飞廉此举，是有意憋住一个伟大的素材，还是无意识的疏漏？说起来，即使吾神段义孚，他那部影响至深至远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1977）也曾忽略了听觉。时隔15年，他在《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打上一个陌生而奇异的补丁，单写一章“声音，情感与美学”，斩钉截铁地断言：“声音要比其他视觉更能强烈地激发人类的情感。……没有声音，一切移动（movement）没有生机。”我宁愿臆测，以飞廉蛛网捕梦，手掬灵光，文追汪老的能力，某一天，他会为伍子胥打上一个陌生而奇异的补丁的。

飞廉长于白描，语辞素净，句群紧致，意象清晰，大多数地记写得洗炼而自然。我至今记得读《桥》、《菜园中的菜》等短文的惊异感：“……村前皆有村桥，桥边种枣树、梨树与苦棟，春上花开时节，香气弥漫。细小的花瓣就铺在桥面上”；“白菜到了二月间，就会抽出粗肥的苔。‘啪’的一声折下来，去掉皮，折成小段用腊肉炒出来”，好个“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绝绝子！——我曾形容那些辑入《飞廉的村庄》《云梦泽唉》篇章，许多描述和意象宛如晾干晒透的单瓣山茶，一旦与阅读时的情境相契，就会缓缓散发深味。相形之下，辑入《居止在家山》的数篇，如《蕲州记》、《问津记》，特别是《柏子塔记》显露他转向细密深描的意图，专业考订和解释多了起来，也许是为了配合他自称的“学术野心”？也许是想和罗伯特·麦克法伦飙技？后者不仅是《古道》的作者，还是飞廉推崇的《活山》（英文初版1977， 中文版2018年）一书的作序人。虽然不是麦克法伦使英国现代主义散文最珍贵的一钵冷灰复燃为自然写作的烈焰，但的确因他的慧眼牵引，包括飞廉和我在内的当代读者发现了“我走，故我在”的道路现象学洛神，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1893－1981）。麦克法伦盛赞谢泼德“每一次进山都会找到新的路径”，指出她“与梅洛-庞蒂在思想和用词上的相似之处”，提醒我们：不能只看见风景的外在形态，还要进入深刻的内在和隐秘的凹陷。他本人的《古道》（2012英语版，2014年中文版）则实践了谢泼德的行走哲学，“我放任双脚代替双眼引领我前进”，题于卷首的“作家手记”或许为当代同路人和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影响的焦虑：“这本书，静静坐着是写不出来的。它的主题是道路、行走和想象之间的关联，因此大量思考完成于徒步行走之际，也只有行走时才可能做这样的思考。”我好奇，飞廉的复合式荡路（自驾、搭车、乘船、散步、徒步）是不是克服影响的焦虑之举呢？

的确，飞廉的大部分作品是行出来和走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确立某方向，某坐标，在文章未成之前，会往返这个地方，阴晴雨雪，春夏秋冬，流连不去，一旦文章写成了，文本在作者这里已告封闭，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裹足不前，没了之前兴冲冲地启程……”，后几句说得有点渣渣的，但实际上，对很多地方，他会一去再去，孜孜不倦，比如武当山、倒水流域、举水平原，更不用说，那些反复出现在他新作里的宝成路、澴河堤，106国道，320省道。一旦文思淤堵，他会索性关上电脑，出门开车，“过长江二桥，走江北快速路，经阳逻港，往麻城红安去。”故土就在路的那端，挨近家山，气脉疏通，思若泉涌。在这一点上，飞廉和麦克法伦深得浪漫主义“多动症”的遗传，卢梭就说自己，一旦停下，我便无法思考；我的头脑只能和双腿一起工作。

纵观整个世界文学，“几乎不存在不涉及旅行的文学作品”（彼得·赫尔姆斯语），和双腿以及双腿延伸物（驴、马、船、车、飞行器等）一起工作的写作者不胜枚举。他们的作品寄名在难以定义，文体灵活，风格繁多的行旅文学（travel writing），道路文学（road writing ）、游记（travelogue）回忆录（memoir）、航海志、田野报告（ethnography）等类别之下,“许多穿梭在不同文明带，文化圈的探险家、外交家、商人、学者以及热爱户外运动，依赖道路展开想象和建构叙事的诗人、艺术家、驴友、徒步客留下大量文献，记录人类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演进历程，揭示我们如何定义自我、如何认知他者。旅行写作所构建的 ‘我’ 与 ‘你’、‘我们’ 与 ‘他们’ 的身份认知，既作用于个体与国家层面，也贯穿于心理、社会与经济领域”，（Jonathan Raban 语），从近乎奇幻的《西游记》（吴承恩，金陵世德堂刊本1592）《格里佛游记》（乔纳森·斯威夫特，1726）到非虚构记实的《徐霞客游记》（乾隆本，1776）、《意大利之旅》（歌德，1816-1817）再到晚近与环球科学考察、人类学田野、城乡休闲等并轨发展的风景速写、社会调查、人文地理报告《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1888）、《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1940）直至当代重新发现异乡·故土系列。

在浩如烟海的行旅文学中，有些作品可能更适合贴上“道路写作”标签以示它们的主要特质:道路不再只是移动依赖的设施，事件和相遇的背景，道路本身就是主题，是具有能动性和生产性的主角，不仅协同作者的创作，而且参与作者的社会关系，甚至主导作者存在（being）方式。以此衡量，飞廉的地记中有很大比例的“路记”，若按方向、远近、长短重新编辑，我相信它们一定能呈现出别样的价值，堪与麦克法伦的《古道》对位：“这是一本关于人和大地的书：行走是向内的勘察，而我们穿行其间的风景，又如何微妙地塑造着我们”，亦能和当代道路写作的诸多佳构互文，注释或启发何谓道路诗学，道路诗学何为？

我咨询秘塔，它答：“道路诗学通常关注空间、行走、途程中的诗意与哲学，涉及主体在路上的状态。不仅仅是关于‘路’的诗歌，更是一种以‘行路’为根本隐喻的存在与认知方式。它关注的是：人在途中（而非在原点或终点）如何生成意义。其核心命题包括：方向与歧路、行走的肉身经验、途中的相遇与决断，以及“路”本身作为带有伦理和命运色彩的象征系统。

秘塔的答案貌似不坏。显然，它嚼碎了巨量词元（token），熔化了我投喂的梅洛-庞蒂、蒂姆·英戈尔德，克里斯托夫·提尼（Christopher Tilley）等人关于道路和移动的论述，提炼出如此冷静（impersonal）的界定。相形之下，还是源头活水更能令思想澎湃啊，虽然不是界定，但是启示：

我们循道穿行风景之中，在这个由印象、符号、景象、气味和身体感觉（physical sensations）构成的互动世界里，总有些东西在不断溜走，同时也有新的东西归己。要想真正理解风景，必须去感受它；但要将这种感受传达给他人，就得通过言语、叙述、书写或描绘。在移动（movement）的过程中，风景在观察者眼前徐徐展开或逐渐显露。（参见克里斯托夫·提尼 ：《风景现象学：地方、道路和纪念碑》（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1994 ）

至于“道路诗学何为？”我还是当面问问飞廉好了。在这个时代，“知”仿佛（busi）外包给人工智能，但“为”还是得由肉身施行。果然，飞廉并没回答我的问题。在他的三楼书房阳台，喝过三盏彭彭自带的好茶，我们被他领着——在他的村庄荡路。

行即言也（walking is talking），大年初九访飞廉，遇而有思，美乎哉，甚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