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中国，一向有几个普遍的观念：一是纵览世界，中国是唯一数千年传承不断的文明体；二是历史上两度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即始于东汉的佛法西来，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三是欧美文化的入侵所促成中国自身的变化，造就了现代中国，并与传统中国相对待。

以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回溯过往，是可以解释所谓的“传承不断”。早在秦朝的“书同文”，使得文字系统历两千年高度稳定；汉朝开始确定的“经部”典籍，统治着此后数十个朝代的意识形态与伦理规范。此即“秦皇汉武”开疆拓土以外的文治之事功。而之后的朝代更迭，无论“禅让”，还是“革命”；也无论是亡于“盗贼”，还是亡于“夷狄”[1]，新政权总要为胜朝修史，连绵不断的“正史”，构成“史部”典籍的核心。“修史”是确立本朝合法性的标准动作，同时也是对前朝正统性的追认，因而革故鼎新同时也是接续更生。由此，从无间断的记录，上自“五帝”，下抵“本朝”，就时间的维度是一贯的。

只是“正史”所叙，除各个时代的“中国”，亦即天子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列传”之末，也遍载“四夷”或“四裔”。建安末年汉家天下崩溃之后，垂千七百年，并非总以汉族为天然本位。每当北地民族南下中原，或有“入主”之心，总以自居“中国”为首要；而被压缩到南方的偏安政权，乃至相当程度汉化的东亚及东南亚民族，每临中原“以夷变夏”，也多以“中华”之据守者自居。以此可见，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叙事学”，历朝历代之所谓“天下”，乃是合当时的“中国”及其“四裔”，在空间的维度上结为一体。

此以时间和空间结构成的体系，在近代之大变局中既有承继又在解体。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无论从权力的法统继承还是历史的叙述逻辑，均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紧密衔接。“中华民国”之于“大清国”，乃“禅让”而来；“共和国”之于“民国”，是“革命”的结果，合法性皆无可非议。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就其演化过程而言，是由传统中国“内收”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解散，“四裔”等齐，如此“改天换地”，也就有了“中外”。

中国历史上异质文化的两度大规模进入，其源均更外于“中华”，甚或外于“天下”。一者来自“西土”，一者来自“西洋”。汉明帝夜梦金人，群臣只报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2]。此后世所谓“天竺”或民间所称“西天”，均是远在天外。魏晋以后，这一外来宗教极大加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间冲突自不可免。“三武一宗”灭佛，原因各有具体，但本质上还是文化交汇中碰撞生爆的反应。而至赵宋以后，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儒释道相融，亦即普通所说的佛教的“中国化”。

十五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同时期的明朝实行的却是海禁政策。永乐、宣德时期尹庆、郑和等“下西洋”，目的在于宣抚，以维护朝贡体系，与贸易货利乃至“外交”毫无关系。一百多年后，这一封闭式国策终于无法维持，于是有了“隆庆开关”（隆庆元年，1567年）。七十七年繁荣而混乱的“晚明”，曾极为可疑地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实无非明代版的“改革开放”而已。这也是耶稣会士持续东来的时期，与嘉靖时西班牙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反复试探不得其门而入不同，隆庆二年（1568）葡萄牙贾耐劳（D. Belchior Carneiro Leitão，1516—1583）被任命为澳门教区第一任主教，万历初年更经意大利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指导和努力，最后由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以“泰西儒士”的面目[3]，由广东而南京而北京，由士人而大员而王公，最后得以觐见皇帝。

西洋的神学和科学由此在中国开始传播，明清易代并未打断这一进程，此间官方对宗教的警惕和对科学的欢迎俱在。而到康熙晚期雍正年间，逐步升级的禁教，康熙所强调的“利玛窦规矩”的底线[4]，毋宁说根本上是远隔万里的罗马教权与中国皇权，终于出现了直接的顶撞。迤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团访华失败，乾隆与他身边的大臣，可能并非后世所想象的愚昧颟顸，对“世界”毫无知识。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皇朝文献通考》，其“四裔考”序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爰举献琛奉朔及互市诸国……”[5]“缘边滨海而居”与“海外诸国”，“献琛奉朔”与“互市诸国”，尽管一股脑儿都被纳入“裔”，但分别是很清楚的。根本而言，还是西方的政治力量“抵达”了，“中国”与“四裔”的观念安排必然受到抵制。

二十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使团访华，同样因礼仪之争，甚至更不成功。此时的欧洲，拿破仑战争（1803—1815）已经结束，英国的力量正更多地从欧洲转移出来，正式开启了全球霸权的时代。而东方的中国，早已不是此前西方人如伏尔泰想象中的理想国，大清的顽固和腐败被清晰认识，双方激烈摩擦甚至对撞的时代正在到来。

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旅行中，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担任秘书兼翻译，极为活跃且非常清楚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这位 1807 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正在系统完成其开创性的事业（部分由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协助）：首度汉文全译《圣经》（1810—1823年出版）；第一部中英词典《华英字典》，同时开创性地采用汉字铅活字排印（1815—1823年出版）；在马六甲创刊第一份汉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年）；在马六甲创立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年）。

尽管马礼逊在东方的大部分时间，无法深入中国腹地，但这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指标意义的工作，无疑指向汉地全境。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的文化渗透，而不指望于皇帝或大吏的恩准。马礼逊的后继者踵迹相接，渐入内陆，西洋的知识，无乃宗教、科学、文化、观念，像打翻的墨水瓶，不受控制地染遍中国这块“台布”。

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即将来临，士大夫自然不可能全体无感。每当这样的时期，总会有“脱虚向实”的思潮，即所谓“经世致用”。如晚明万历以降，各类经世文编甚夥，到崇祯十一年（1638），有松江陈子龙等皇皇《皇明经世文编》成书，盖乃“时王所尚，世务所急”[6]。近二百年后的道光六年（1826），同样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贺长龄、魏源成书《皇朝经世文编》，“聚本朝以来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7]。自然此类“时务”的议论，还不大脱离朝廷“六部”的工作范围。其后直到庚子事变时期，续编不下十数种，则可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议题越来越多地涉及“洋务”。

西方殖民者不会等待，以英国“皇家海军”为代表的“坚船利炮”，开始轰击“国门”。然后拿着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强迫签字。一方面是传教士和商人，或“合法”或“非法”地从四面八方渗入，外来的基因不可避免地剪切复制，与中国原有的基因重新“编辑”，改造这一庞大的机体。另一方面，“互市诸国”一场场狩猎式的战争，一层层摧毁延续数千年的“天下”。二者互相呼应，或可说是西方世界此后延续百年，对于中国的“文武之道”。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外患”来了。十年后“内乱”也来了，道光三十年年末（1851初）太平天国起事，成了咸丰皇帝登基的“礼物”。而洪秀全的“理论体系”，受的是布道书《劝世良言》[8]的影响。这部书的作者梁发（又称阿发，1789—1855），恰是马礼逊、米怜译经办学的主要助手，也是经由马礼逊委任的第一位华人基督教牧师。

自然，这场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并不能由马礼逊和梁发负责。尽管无论从哪方面看，“拜上帝会”都不具备“正教”的特征，且“天父”“天兄”下凡的构思，更像是搬运民间信仰的思路。但无论如何，其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性，与历朝历代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有着截然的区别。唯一相类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张角以“太平道”经营十数年，竟然在全国各地形成完整地下组织。随后有张鲁，以“师君”的身份政教合一地统治汉中数十年，正可与洪秀全等遥相呼应。事实上汉以后大小起义，虽然多少都有些宗教色彩，但毋宁说起事多靠“谶纬”和民间信仰动员组织，一旦大事可成，则必然转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叙事，宗教面向反受压制。元末红巾军起义，前期的韩山童，与后期的朱元璋，其区别即为典型事例。此固因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作为“大传统”的核心。同时皇权压制教权，早在四、五世纪之交，东晋、北魏、后秦相继建立“僧官”制度，历代因之。而太平天国如此快地结合西来宗教资源，尽管是“伪宗教”战争，但确也可说是“现代性”的一项表征了。

太平天国延续十三年（1851—1864），彻底摧毁了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最发达区域，其间又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打赢了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英法腾出精力面对中国，打输了的俄国战略方向转向东方，南北海陆施压夹击，其结果是《瑷珲条约》（俄）、《天津条约》（英法俄美）、《北京条约》（英法俄），中国开埠割地赔款。以“火烧圆明园”作为象征性标志，“西方列强”的主要角色均已出场，奠定了中国国门大开的基本格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同意，或不得不同意各国在京开设使馆，并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3月1日），匾曰“中外禔福”。而原先无论“献琛奉朔”者还是“互市诸国”，依例均由仰承礼部的鸿胪寺负责。如果事涉俄罗斯，则还归入专管蒙回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处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来自于西人的压力，清廷的接受意味着“天下之中”由此不复成立。掌管最高政务的满人如奕訢，以及文祥等，镇压太平天国中崛起的汉人精英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早已清楚这空前的“变局”：“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9]这确实是被逼无奈之下的，“我皇上如天之度”。

内外交困的处境，使得此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10]，成为这批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并由此掌握大权的官僚精英的共同认知。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开端，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造就了所谓“同光中兴”。伴随着开埠以及现代航运、工业的兴起，中国沿海沿江逐渐崛起新型的现代都市，或可视为“第二中心”。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成为相对于北京的“经济首都”；就华北地区而言，天津则与北京构成功能迥异的“双城”格局。其他如旅大之相对于沈阳、青岛之相对于济南、宁波之相对于杭州、九江之相对于南昌、重庆之相对于成都，等等。而同一城中，出现类似于上海“外滩”、武汉汉口、福州烟台山那样的“特区”，更所在多是。这些“新中心”承载着现代的工商业，一般是经济性的，但也在造就新的文化板块。传统社会未得功名的士子，通常在籍课徒，或在外游幕。而这些崛起的新都市和新城区，成为文化人新的聚集地。更由新闻出版和印刷业的发达，让他们有了新的谋生手段，和影响社会的方式。以此在中国形成现代的舆论场，逐渐具备了与“老中心”进行话语博弈的能力。

纯粹西学背景的“新人”也开始出现，道光二十七年（1847）初，容闳与黄胜、黄宽兄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前他们均就读于先在澳门后迁香港的 Morrison School（马礼逊学堂），斯乃为纪念马礼逊的功绩而创办的学校。黄宽（1829—1878）随后成为中国第一位博士（1855，爱丁堡大学，医学）；黄胜（1827—1902）水土不服返回香港，从事报业和印刷业，1858年与伍廷芳合作创办《中外新报》，1871年与王韬开设中华印务总局，1874 年再与王韬合作创办《循环日报》，开启了华人自资自理的舆论时代。

容闳（1828—1912）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美籍，但终身均在介入中国事务。他曾经考察过太平天国，参加过洋务运动，介入过维新变法，最后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若以传统士人伦理度量，可谓“变节”不计其数。显见其观念中并无所谓“大清”，而只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此后的留洋者，大体或隐或显都有类似特征，即意识中对“国家”和“政权”或多或少有所区隔。容闳推动的幼童官费赴美留学，以其本意是“从娃娃抓起”，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2—1875）派出了120名，至光绪七年（1881）全部撤回宣告失败。就反对者的立场，其所感受的“容闳化”的危险，未始没有自身的道理。

稍后一批留学生来自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均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思想长成，作为纯技术人才培养，当道者大概少有类似的顾虑。1866年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规模远逊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聘请中西人等，以“口译笔受”方式，前后译书近二百种，是十九世纪最大规模的西书中译，尤以理工类略成系统。船政局则由在籍丁忧的沈葆桢受敦促任总理船政大臣，其中的船政学堂，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前学堂（法国学堂）学造船，后学堂（英国学堂）学航海，即培养海军将领。所招收的学生虽然大部分童年时期受过些典籍教育，但学堂中专业课程全用外语讲授。1877年始择优分批放洋英法（光绪元年［1875］已有先行入学者）。应该说，这批人的知识系统，总体是以西学为构架的。

同一时期的日本，也在急剧变化中。1853年“黑船开国”，1868年“大政奉还”。随后开始所谓“明治维新”：1869年“迁都”东京，“废藩置县”；1871年设文部省，推行义务教育；1872改革军制；1882年建中央银行；1889年颁布宪法，随后议会开始运作。相对而言，尽管有各种封建残余，但日本的“维新”是成体系的，且远较大清顺利。计其原因，除了恰逢从幕府到天皇的权力大转移，制度本就需要重构外，更根本的，如章太炎所分别，日本是所谓“仪型他国者”，是以改变“仪型”的对象，少有心理上的障碍；而中国乃“因仍旧贯得之者”[11]，且从来自居唯一的“中心”。新文化进入，如只是“布帛水火”，倒还算无伤大体；但要事涉“政教文章”[12]，如何与“旧贯”相处，必然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佛教入中土，花了几百年消化；如今的西学，更是涉及所有方面的全体性谱系，根本不可能“吞下”，只能如天体般相撞。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或也可看成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效果的“验收”。其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大清最大的洋务财产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翌年签订《马关条约》，行文中对于战败一方，日文本称“清国”，中文本称“中国”，显然是相争后妥协的“各表”。此前从《尼布楚条约》开始的国际协约，本一例皆谓“中国”。日本与“中国”打过近两千年交道，自然深知此语的微妙，以及可能的暗示。而具体条文，除赔款和割让台澎外，第一款涉及的却是朝鲜，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3]。在此之前，南洋诸岛，早已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的殖民地。中南半岛，1854年起泰国不再进贡；1886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缅甸并入英属印度；马来半岛更早在1824年的《英荷条约》中，协议两国以马六甲海峡划洋而治，英国开启了逐步控制的殖民进程。至于印度支那三国，均已是法国殖民地，其中1863年法国控制了柬埔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大清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至1893年法国进入南掌（老挝）。

在东亚，日本1872年对琉球削国号设藩，1879年废藩置冲绳县；而至《马关条约》，大清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1897年日本并扶持建立大韩帝国。虽说南亚中亚方向的尼泊尔、坎巨提此后尚有贡献之举，但也已为英国所掌握。如此，朝贡体系事实已不复存在，延续数千年的“天下”从制度上已经完结。

鸦片战争以降，内忧外患，但组织“洋务”，动力来自朝廷和封疆大吏，以及依附周边讲求“经世致用”的士人，主要还是“体制内”的推动。西方的力量中国人早已体认并接受，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打击却来自于“同文”的日本。中日同在东亚，有长久的相处经验，且同属“汉字文化圈”。是否藩属关系，历史上基本是“各自表述”的状态。虽然中国一直以朝贡国看待对方，但隋唐时期，日本在表述的平等上并不退让。宋元极少官方来往。而明清两代，先是与室町幕府恢复朝贡关系，但从永乐皇帝那儿接受“日本国王”金印的，是“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并非天皇；此后与江户幕府，双方事实上均取“锁国”政策。到了近代，虽然都在“改良”，但至少表面上看，大清各方面的实力，是超过日本的。因而黄海一战，既是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也对中国士大夫阶层造成剧烈的心理冲击，由此催动普遍性的“体制外”的多元力量，以“公车上书”为典型事件，倒逼国家制度的变革。

甲午以后，对于“西学”的认识与接受，也发生了全局性变化。此前，固有普遍的排斥心态，视“西学”为“异端邪说”或是“奇技淫巧”。至于认为应“师夷长技”者，无论是基于不知者的夜郎自大，还是出于已知者的“政治正确”，多由“礼失求诸野”的叙述策略，将“西学”归于“中源”，纳入六经诸子体系之中。此事例不胜枚举，晚到1887年成书的黄遵宪《日本国志》，也还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14]。而经马关的耻辱，“西学”在大部分中国士人中，终于获得“独立”。代表性的文件，如1896年8月工部尚书、官书局管理大臣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其所言之“中学”与“西学”，虽有主辅体用之别，但已是对举的两造。如果说林则徐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此时可算是“正眼看世界”了。此后1898年，随着张之洞《劝学篇》出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15]，由于“大员”的不断背书，逐渐具有了官方文化政策的色彩。虽然颇有识者不大以为然或大不以为然[16]，但其“辩证”而“持中”的姿态，有助于社会对“西学”的广泛接受。

戊戌时期极为活跃的康有为，肆言变法，以“异端”形象示人。基于今文经学理论，主张“托古以改今制”。今文经学盛于西汉，尤以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著名，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大体可视为类于宗教政治学的学说，本质上服务于汉武帝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为“大一统”和“后王”的“改制”提供学术支持。东汉以降，今文经学衰绝垂千七百年，十九世纪初突然复苏。常州学派重求“微言大义”，刘逢禄再拾东汉何休的“张三世”说，并部分影响了龚自珍和魏源。而到十九世纪末，可能袭自稍早廖平的《知圣篇》《辟刘篇》，康有为相继刊刻《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是用来作为他一系列“改制”政治建议的理论依据。十九世纪今文经学的突然重生，自然是肇因于极端“世变”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今文经学“尊今抑古”，为“后王”服务，着眼于变革，这与两千年来儒家的价值观正相反对。儒家主流的伦理取向，是“尊古卑今”，诸如崇圣贤、法“先王”、守“祖制”、“慎终追远”、“克肖其先”等等，概言之即孔子所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至于历朝历代并不多见的所谓“变法”，其实也难逃此则。商鞅在历史上评价极恶，不过其“更法”也是引据尧舜汤武；再如王安石所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得起石破天惊之论，而阐述时拉扯“先王”为证者不计其数。事实上，康有为的“改制”也是“托古”于孔子，但《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刻，1894年即遭禁毁。1898年重刻与《孔子改制考》同时进呈，变法失败后再遭禁毁。除了本人已成“乱党”，并被相当普遍地认作“国有妖孽”外，其说则被视为“乖僻”，而根本原因还在于“非圣无法”，否定大经大史，且所宣称的“孔子改制称王”，实则是自命为“教主”。[17]他那一系列耸动天下的持论，虽有思想史价值，但不可能见容于中国。

那一时期真正留下悠远影响的著述，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留学回国后，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从教习当到总办。1894年海战中的十艘主力舰“管带”，全是他的同届同学。经此一役，绝大部分或战死或自杀或问斩，此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在他是感到大局乃至全局，以及顾炎武所谓不止于“亡国”而是“亡天下”之崩溃即在眼前。

1895年初，严复在天津《直报》连发数文，引入自由、民权、法制等观念，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抨击八股取士制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与康有为的“托古”策略不同，同样是为变法寻找依据，严复借助“中西事理”之比较[18]，提出以未来为指向的社会伦理。

紧接着，他开始“达恉”《天演论》。《天演论》译述修改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正式出版已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本书之作，不是简单的翻译，多参己意，目的在于全面改造国人思想，收“自强保种”之效。从这个意义上，《天演论》也可看作一篇巨型政论。

严复既提出“物竞天择”，则中国当然不会再是“天下之中”，而是“世界”的一员，必须参与全球的竞择。以其中西两学的深湛修养，他对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是极不感冒，多年后《与〈外交报〉主人书》云：“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9]他在《天演论》“自序”中所表明的态度，一方面认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另一方面，也仔细论证“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20]对“中学之体用”有其期待，以为“后人”之努力，是可以发挥出类似“欧洲学术之盛”的结果的。因此就著述自身而言，《天演论》本质就是兼及古今中西的文化比较学著作。

《天演论》面世，其具有极大异质性的持论，基本未造成各阶层的不安。此后渗透到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批判者的话语中，可以说是造就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广大教化的局面。“天演”亦即“进化”，作为一望可解的概念，逐步成为中国普遍的价值共识。数千年来指向过往的价值尺度，从此被指向未来的价值尺度所替代。“进化”成了截然有别于传统中国的，现代中国的“元观念”。

甲午年也可被视为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该年1月孙中山有《上李鸿章书》，6月到天津试图求见李鸿章未成功，而到11月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其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前二句直接取自朱元璋，诉诸种族复仇，后一句大概以美国为蓝本。这是混合了中国式改朝换代，以及西方 revolution 的产物。其实被章太炎评价为“伉直自圣”的孙中山[21]，一向自比于中国的“先圣”和西方的“先知”。至少在反叛生涯的起始阶段，他对于自我的想象，是在“汤武”和华盛顿之间权衡。[22]随着时势的推移，才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天命”转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

翌年孙中山就组织了广州起义，此即所谓“十次起义”的开端。早期的孙中山，广泛结交各地会党，此类依赖密秘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其洞悉中国改朝换代诀窍的必然选择。而朝廷的演变，则始于混乱的“戊戌变法”。“变法”固然是甲午以来的应激反应，试图一夜间做出有效的全面改变。但其失败本质上是权斗而非政争的结果，基本无关于改革与保守的“路线”。帝后两党的斗争引来废立的坊间传闻与“建储”的政治安排，又愤于列强的干预，慈禧及“大阿哥党”试图借重义和团的力量，终于在1900年6月21日，向英美法德俄日奥意荷比西11国宣战。

十九世纪中国的两场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借助从西方刚刚传入的“教义”，给予了“中国化”的理解和行动。与此相反，义和团本质上则是积累着各种不满的底层社会，将宣泄口转移到不断侵入他们日常生活的外来势力，由此与帝国内部的统治者一厢情愿地“共情”，前所难见地不以“彼可取而代也”为目的。其所高举的“扶清灭洋”的旗帜，结合着民间信仰、巫术、谶纬、帮派、会社等悠久的“小传统”。二者均可看作近代化过程中的“扭结”。

庚子事变招致了八国联军的干涉，《辛丑条约》规定全中国人均一两白银的赔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上谕）。一百年间，由想象中以唯一的中心，由近及远地分层统领着“天下”，到空前绝后地向被称为“世界”的新的“天下”全面宣战。这一极具象征性的时空“倒转”，以及事实上出卖全体国人的举动，意味着不管对“内”的中国而言，还是对“外”的世界而言，大清皇朝的合法性已荡然无存。甚而至于秦汉以下行二千年之政教，合法性也已彻底动摇。

中国就是在如此崩溃性的状态下进入二十世纪，而较之十九世纪，实乃互为“镜像”的相反的“现代中国”。首先，庚子之后诸多制度的大更替，尤其是废除科举，移植西方教育体制，意味着知识谱系的整体性置换，可谓最大的“全盘西化”，中国本质上进入了“西学为体”的时代。随着代际的不断更替，其效应呈几何级放大。至于“中学”，要么逐步衰歇，要么被改造进“西学”知识系统。与十九世纪相反，二十世纪的“中学”，无可避免地成为由现代中国“发明”的“传统文化”。

其次，在空间维度上，虽然已经自我认可为“万国”之一，但基于古代和近代的自大和受创记忆，中国一直在“开关”与“锁国”之间摆动，以此形成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再者，“革命”与“改良”相互竞争，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保守”从来不成其为有效势力。二者无论如何变化，其实均以“进化”为逻辑前提，构成了时间维度意义上的现代主题。

就此而言，如果将1815年前后马礼逊的一系列工作，看作“现代中国”的外源性起点，那么1895年严复开译《天演论》，可以视为“现代中国”的内发性起点。

注释：

[1] 辞见王夫之：《周易外传·离》

[2] 袁宏：《后汉纪》卷十“后汉孝明皇帝纪”

[3] 语出王应麟：《利子碑记》，《增订徐文定公集》卷首下

[4] 见陈垣整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另参看刘骏勃：《从清修〈四裔考〉看乾隆时期清廷的世界秩序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6]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序》

[7] 魏源代笔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叙》

[8] 道光十二年［1832］广州初版

[9]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872年6月20日］

[10]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11] 章太炎：《原学》，《国故论衡》下卷

[12] 语出陈独秀《敬告青年》：“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3] 参看权赫秀：《中日〈马关条约〉中日英文本异同考》，《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4] 卷三十二“学术志一”

[15] 按：早于孙家鼐和张之洞言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见1895年4月《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卷南溪赘叟［沈寿康］《救时策》，和1896年1月该报第八十四卷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

[16] 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李鸿章致李经方：“燮臣管学，徇清流众论，以中学为主，恐将来不能窥西学堂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九日［1899年10月13日］吴汝纶“与余寿平”：“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学堂自以西学为主……他处名为西学，仍欲以中学为重，又欲以宋贤义理为宗，皆谬见也。”

[17] 如曾廉《应诏上封事》［1898年9月12日］中所揭。另可参看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18]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

[19] 1902年，《严复集》第3册“书信”

[20] 《严复集》第5册“著译·日记·附录”

[21] 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2] 参看叶斌：《孙中山与天命论》，《史林》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