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从古未经人道者”——再谈仿效与创新
1990年，我尚在读研究生时，读了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书中强调毕加索绘画生涯中的每一次创新，都是以对他人的仿效为前提的。毕加索特别善于创新，在其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艺术风格变幻莫测。每一次变化，都显示着一种新的辉煌。而这首先是因为，毕加索特别善于仿效。毕加索也仿效世人皆知的名家。但毕加索更注重从那些不太为人看重的作品中吸取营养。毕加索的名画《亚威农少女》，初问世时便惊世骇俗。画面上共有五个女子形象。在完成了三个人物时，他在一个博物馆的人种志展览馆里，发现了一组黑人雕塑。这些雕塑并非作为艺术品而是以人类学史料的身份出现的。但这些雕塑却给毕加索以奇异的审美冲击，他便仿效这些雕塑完成了画面上另外两个女子的形象，并因此开创了著名的立体主义画派。读了这本书，我对文艺创作中仿效与创新的关系，颇有些感想，便写了篇文章《仿效与创新——毕加索的启示》，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那篇文章，以毕加索为例，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仿效与创新并非对立冲突的关系。仿效孕育着创新，仿效激发着创新，仿效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创新。很多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并非凭空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仿效就没有创新。第二点想法是，仿效，真正意义上的仿效，是一种对自身潜能的唤醒。真正意义上的仿效，是对象身上的某种东西，吸引了自己，让自己也想创造出同样精彩甚至更为精彩的作品。而对象身上的那种东西之所以吸引了自己，是因为自己身上本也以沉睡的方式，或者以可能的方式存在着这种东西。而仿效那对象的过程，便是唤醒自身潜能的过程，便是把自身某种可能的潜能现实化的过程。
这当然不过是常识。初谈这个常识时，我年未而立。没想到，如今年过花甲，仍然觉得有必要重申这种文艺创作的常识。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似乎被几代人信奉过。信奉这句话，意味着认可文学的神圣性。我也曾是这句话的信奉者。我也曾认可文学的神圣性。后来，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人出来嘲讽这种信念，有人出来解构对文学的神圣性认识。于是，作家成了码字匠。作家与造酒的、制药的、做保洁的，没有什么差别，都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现在的我，也能接受对文学之神圣性的否弃，也能认可文学创作不过是无数职业中的寻常一种。但是，任何正当的职业，虽不必有什么神圣性，却必须有起码的严肃性。任何一种正当的职业，都有其职业性尊严。这种严肃性，这种职业性尊严，是由其特有的职业伦理维护着的。从事一种职业的人，如果严守其职业伦理，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便会油然而生。从事一种职业的人，如果严守其职业伦理，就会自然让人感受到那种职业的尊严。相反，如果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普遍地无视、践踏其职业伦理，这种职业就会成为社会大众眼中的笑话。
文学创作，作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当然也应有其起码的严肃性，也应有自身的职业性尊严。这种严肃性，这种职业性尊严，也由其特有的职业伦理维护着。而仿效必须以创新为目的，便是其职业伦理之一。在仿效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力求借助创新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是仿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所在。创新可以是对仿效对象的超越。仿效某个对象却又超越了这个对象，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仿效带来的创新，却未必一定能超越那个仿效对象。仿效某个对象，虽没有在总体上超越这个对象，却有了新鲜的意味、新颖的意思、新奇的意义，这样的仿效同样是合理甚至必要的。唯有仿效某个对象，却既没有超越这个对象，也没有有别于这个对象，而只是与这个对象一模一样，那就是不合理、不必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因仿效而创新的佳话。周振甫《诗词例话》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仿效和点化”。仿效本身应该就是一种“点化”，而点化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仿效某个对象却比这对象“更具体，更丰富，创造出新的意境”；仿效某个对象却比这对象“更深刻，更尖锐，更集中凝练，因而也更激动人心”，这是在仿效的同时进行了点化，也是在仿效的同时实现了创新。举个例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尽人皆知的杜甫名句，但此语并非完全的独创。《孟子》中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而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有“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餍”。而后《淮南子》中有“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餍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杜甫表达的意思，早有前人多次表达过，某种意义上，杜甫不过是对前人的仿效。但是，前人说得不那么打动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云：“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杜甫用十个字，把这意思表达得像是他第一次表达这意思。
“似从古未经人道”，只是“似”而已，并非真的从来没有人表达过此意。你虽然仿效了前人，却说得似乎是你第一次这样说，这就是创新，就是超越。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虚心向他人学习，应该在仿效他人的基础上，表达得“似从古未经人道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