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蒋殊是一个纯真又充满书卷气的人，她的眼睛像孩子般清澈。和其他文体相比，她似乎更适合写儿童文学，文字干净优美、不含杂质、玻璃种翡翠一般透明。

蒋殊是一个透明的人，所以有透明的文字。她在写作时虽然克制，但依然能感觉她深深浸入的感情。爱、痛、眼泪、悲愤就像水一样渗入文字，读起来能够触动心弦，并生成袅袅余音。

新出版的《红手印》是《红星杨》的姐妹篇，同样以她的家乡革命圣地“红色武乡”为背景，同样以儿童视角书写太行山上的抗战故事。

但和《红星杨》相比，她的写作风格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红星杨》的语言带有散文化特点，充满了深深的诗意，抒情唯美，对很多情节进行了浪漫的想象。而《红手印》的语言风格变得简洁明练，叙述更加小说化，对情与景的渲染少了很多，她将情感隐藏在文字背后。在结构上，她摒弃了《红星杨》那种直接呈现的方式，而是将文笔的“镜头”拉到现实生活中，以课堂上宁老师留作业——寻找发光的人为开端。由此引出安然带着儿子林一诺回到武乡，通过安然的奶奶、林一诺的太姥姥柳月杏来寻找发光的人。

九十一岁高龄的柳月杏展开回忆，她的回忆成为小说的主体。结尾柳筐筐从羊皮中找出抗日合同，并告诉大家她就是故事中的柳筐筐，而林一诺也终于明白他的太姥姥就是那个发光的人。这个结构并不新奇，和电影《泰坦尼克号》是相似的。但蒋殊为什么要这样建构呢？我想大概出于两点：

一是铭记历史。在第二章“少年采访团”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当小杨记者让柳月杏说说日本侵略的事时，“听明白的奶奶竟然不说话了，脸立刻阴下来，将头扭向窗外。”过了好长时间，老人才说：“说那些干啥？”当安然再次恳求奶奶时，老人依然很坚决，说：“知道那些要干啥？又不是好事！”这个细节如果来自蒋殊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某个真实事件，放在小说中，也有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是我们敢于面对一个民族不愿回首却必须铭记的痛时，才能够伟大，才能够实现腾飞。而文学要承载这种痛，蒋殊并非为了写一些抗战年代的大英雄，反之，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蒋殊在写痛，也许那些烽火岁月在他人看来是一份不错的红色经历，然而，凡是真实经历过的，对他们来说，都是痛。

二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蒋殊以老人回忆的方式来切入，是为了强调真实，她要将读者带到一个在场的、真实的语境中。也许正是这一点，让她改变了写作风格，语言上更加客观化、更为冷静。可以看到，蒋殊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很多细节都不是想象能够想出来的，除非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才能得到那种翔实而准确的细节。在对普通百姓和日本侵略者的刻画上，蒋殊既没有丑化侵略者，也没有神化抗日群众，她力求真实地呈现每一个人。蒋殊让读者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际，有那么一批小人物，他们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对抗凶残的侵略者，他们的事迹不容否定，他们的精神让人永远铭记。我们不能忘却历史，我们要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守护好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是树立精神丰碑。在抗战中，不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管他们是付出了生命，还是流出了鲜血；不管他们以哪种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都是可敬的。在蒋殊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些小人物的痛苦与不屈的坚韧，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绝望，从而更加珍惜和平。那些小人物，他们同样是发光的人，他们同样是伟大的人。我想，蒋殊在《红手印》的写作中，无论是艺术感染力，还是思想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是宣扬革命圣地“红色武乡”的文化意义。蒋殊在小说中刻意安排了一场回乡之旅，让读者跟随安然、林一诺回到武乡，进行一场历史的对话。武乡，被称为“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个红色地标，在抗战史中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殊地位，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上百个党政军机关长期驻扎于此，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蒋殊是武乡红色文化的打捞者与传承者，她在抢救历史，采访那些年事已高的革命老人，搜集第一手资料。《重回1937》《时隔80年的对话》《红星杨》等等都是在用文学的方式传承历史，反哺家乡精神文明建设。她让红色地标散发出文学之光，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武乡的红色文化。

和《红星杨》相比，蒋殊在《红手印》中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她不但进行了细节的捕捉，还进行了精准地打磨。正是这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在蒋殊的笔下，汇聚成承载着苦难与希望、残酷与温情的河流，从而获得了一种直抵人心的真实力量。

柳筐筐的娘做月饼的细节堪称苦难中的诗意。做月饼用的那种红糖并非今天的松散的红糖，而是一种坚硬的红糖块，需要敲下一角，再打碎，加水揉搓。“不知道过了多久，被娘细细揉搓过的一块红糖变成稀稀的半碗红糖浆。”没有馅料，没有繁复的工艺，一团面，一个梨木刻成的月饼托就承载起了“圆”的希望。这种简易的月饼做法，非经考察是想象不出的，那是时光中苦难的记忆。而柳筐筐脱口而出的“圆”却成为一个反讽，在这之后，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到来，一家人分开了。但是蒋殊又是在寄寓一种美好，那是一种希望和期盼，是黑暗时刻的光和暖。

娘生了儿子，柳筐筐去报喜时，姨姨的态度体现了战争阴影下的真实人性。日常生活中，添丁进口本是家族的大喜事，姨姨本应感到兴奋和惊喜，然而她只是表现出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因为这个时刻，是全村人即将转移的、日本侵略者即将到来的危急关头，所以喜悦被巨大的恐惧与不安所笼罩，这种看似不正常的态度却成为战争状态下人们心理失衡的真实写照。蒋殊写得越是冷静客观，那种悲情越是深彻，反而凸显出巨大的文本张力。

“第一队，老人、妇女和孩子；第二队，牛羊牲畜队；第三队，中青年男人。”这是杏里村村民转移场景的描写，没有混乱，没有喧嚣，只有井然有序的队伍。这个场景必然来自蒋殊的采访与调查，她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现场。而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个集体在危难时刻自发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民兵一前一后的守护，中青年男人挑着重物的身影，孩子们手中紧握的月饼，则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慷慨悲歌。

日本侵略者刚刚踏入窑上村，蒋殊并没有以“鬼子进村”的传统方式刻画侵略者，而是写出了侵略者的复杂性。“这时，谁家一个孩子跑过来，一个女人在后面追着，阻止孩子的声音里都是惊恐。没想到，花谷小林上前一步，拦下跑过来的孩童，从衣袋里掏出几块糖果递到孩子手里，又一下将孩子抱在怀里。”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种尊老爱幼的假象，这种所谓的和善，看似温情，实则是精心策划的心理战。他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麻痹村民，消解他们的抵抗意志。这个细节，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更深刻地批判了侵略者虚伪的本质，让读者在阅读中保持清醒的历史认知。

李一瓦用柠条喂羊，用泡了尿的柠条引诱母羊，这个举动，看似不可理解，实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忆。李一瓦经常放羊，他熟悉他羊的习性。这些鲜活的小细节，无不让读者感到文本的真实可信。

而用冰坡伏击日军，既是群体智慧，也是民间智慧。这个细节，蒋殊写得非常客观，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普通民众的胆与识。“水只能泼到这里，下面不能有冰。得让鬼子们推着粮食上到这个地方再踩到冰上。这时候他们上不去，又不容易下到坡底，只能掉沟里。”“为了保险，大兵又拿起镢头在距坡底三分之二的位置用力挖出几条浅浅的横渠。他说人推着车从上面滑下来，再被这渠道一绊，不掉下沟里也不行。”“为了不让鬼子第二天发现破绽，他们又在冰上薄薄地撒上一层土。”挖横渠、撒土掩盖冰面，看似蒋殊在进行细节铺陈，但是认真研读，会发现每一个步骤都具备可行性，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真实性，比任何煽情、神化都更感人，它有一种力量，让读者仿佛与历史人物直接面对面。

细节决定一切，文学在当今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注重细节。如果没有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细节，那么文字就少了力重千钧的感觉。蒋殊几乎是在还原每一个历史细节，并且显得颇具工匠精神。可以说，蒋殊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细节来支撑文本的。因为她是一种在场写作，追求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所以，我们看不到多少陈述句，蒋殊一直在描写。不管是课堂，还是采访，还是回到那个苦难岁月，蒋殊都是用“当下如何如何”的语气来写的，她用文字来呈现一场生动的“电影”，让读者接近小说人物的呼吸，感受到他们的心灵颤动。

《红手印》的核心是一份抗日合同，但这并非一份合同，在危难时刻，那是一份生死契约，也是一份庄重誓言。

四十八个村民代表，按下了四十八个鲜红的手印，表达了抗日的决心，也表达了“决不做汉奸”的人性底线坚守。按下一个手印，很简单；但按下手印的勇气，很不简单。正因此，柳筐筐的爹迟迟不肯按下手印。这个合同一旦被侵略者发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屠杀。所以，这份勇气难能可贵，毕竟，按下红手印的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不是战场上杀敌的军人，也不是担负着救国责任的党员干部。他们手无寸铁，面对凶残的侵略者，冒着极大的风险签下这份沉甸甸的合同。这不仅仅是一份集体承诺，更是一份超越生死的精神图腾。

而蒋殊的《红手印》，也不仅仅是一部红色儿童小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苦难中如何保持站立姿态的一幅生动图卷。每一个红手印背后，都有一个发光的人。

那些在黑暗中敢于挺直脊梁的人，他们用血按下了穿过春天的一束光，这束光，今天仍在照耀我们，让我们感动不已。

《红手印》是一部讲述美好、残酷、眼泪和光的长篇小说，在蒋殊营造的那些独特细节中，我们面对历史，听着历史的回响，整个身心都在颤抖不已。

【作者简介：邓迪思，作家、评论家。《小小说月刊》执行主编、河北省文联期刊联盟创联部主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衡水市青少年作家协会顾问、廊坊市师范学院文学院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