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推进作品，长篇小说《尼山脚下》（作家出版社，2025年12月）堪称一部新乡村振兴史诗。作家以现实变迁内裹传统积淀的方式，详尽展现了儒学原乡一个小村庄晚近十余年的伦理道德重建与文旅项目开发之历程。日趋激荡的时代变革与顿挫后更见执着的个体选择互嵌，原住村民的自发求变与知识、行政、经济等方面的外力加持相契，整体架构宽阔、厚重。细察之，叙事更具魅力之处在于，其肌理是叠层交叉的乡情、乡风及乡治，三者协奏共进地推动情节发展，促使文本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乡情，即人物对乡村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是乡村振兴大业开启的内在动力，亦是各方力量聚合于一处的可能性条件。表层看，歇肩村村民石利华决意返乡，是因在工地、菜市的做工一再受挫，深层讲，则是因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对乡村的热爱。24岁的他深秋清晨离家时，“心里酸酸的”。被胁迫偷盗钢筋时，他不仅不从反而寒夜看守，此刻他梦见的是一生耿直的父亲。务工三年后，他在父亲坟前，向新婚妻子动情讲述父亲带领村民改沙为田、护田战恶、种花生栽桃树的跌宕一生。对父亲的魂牵梦萦与高度肯定，是他与乡村最深刻、最坚韧的情感联结。正是这种情感联结，保证了优秀品性的代际传承，使他在物欲肆意扩张、人伦摇摇欲坠的环境中，自觉自愿地带领村民种树修路、改建粮仓，开辟出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大学教授、儒学文化专家罗笙出身乡村，视回报乡村为自身使命。至于缘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因此，他与石父才能在邂逅中结缘，成为书信频密、无话不谈的好友。到了石利华这一代，罗教授更是直接付诸行动，为改善乡风、改建乡村出谋划策，甚至分文不取地面向村民开办儒学讲堂。由他推荐而来的雷鲲，是其学生，也是与他一样出身乡村、执意回报乡村的成功商人。在村民不解、收益渺茫的情况下，雷鲲甘愿投注大笔资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历史际遇而生的乡情。挂职副县长颜小黛的母亲曾在此做过三年的插队知青，这是她心中的“第二故乡”。粮仓前那棵郁郁葱葱的“扎根树”——楷树，即由其亲植。正是由这层感情做粘合剂，颜小黛成为不可或缺的行政支撑力量，充满热忱地大力支持石利华的乡建事业。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乡情是文本叙事得以展开的原点，是统合各方力量的枢纽，也是赋予这部乡村振兴史诗以高境界、优品质的复沓咏叹句。

乡风，即氤氲在乡间庭院、街头巷尾的风气，是书写乡村振兴必然涉及的内容。不过，与其它乡村振兴小说相比，《尼山脚下》在这方面倾墨甚重。尼山为山东泗水、曲阜、邹城接壤处，系孔子出生地。小说所言的歇肩村，相传是孔子得意门生仲子路负米孝亲的歇息点，有碑石为证。长久以来，儒家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学说，在此地日用而不觉。具体叙事中，作家的乡风书写主要围绕“孝”“恕”两端展开。前者偏重家庭内部关系，后者则指向街坊邻里，实际生活中，两者又往往交叉并存。叙及“孝”，小说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着眼于现实层面，针对很多子女常年不回家探望老人、自己住得好老人住得差等现象，罗笙主动开课讲授孝道；二是注重象征符号的凝聚价值，贯穿修渠、建亭始终的是，寻找、重立文革中被敲打成断块的“孝悌”石碑。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有力改善了乡间风气。总体而言，“孝”的推进比较顺畅平稳，“恕”的实践则多在激烈冲突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石父带领村民将泗河岸边的沙地改造为农田，但到了九十年代初，遭到了以杜小光为代表的恶势力的毒打，后者大肆破坏农田，挖沙卖钱。当杜小光之流上门威胁时，石父并未选择报警，而是一再地给他机会，期待他能悔过自新。到了子一代石利华带领村民致富时，混混石二氓盗卖古木、破坏石碑、骗取赔偿款、编织罪名举报石利华等等，石利华也是尽量不报警，即便报警，也在水落石出后选择撤诉，他相信“人心都是暖热的”。法治语境下这般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让读者感觉不可思议，但正是这样的一再宽恕让石二氓真正地转变为好人，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中来。与物质条件的改善不同，乡风的由劣至优是一场持久战，更需忍耐与决心，也依持于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与作家自身真切的生命经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及居于斯的作家柏祥伟而言，这样的叙事理路切实符合此地的事理逻辑与文化逻辑，也凸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不忍。

乡治，即乡村基层治理，就文本叙事而言，偏指村委会领导班子对村庄事务的治理。平心而论，上述所言的乡风建设尤其是“孝道”提倡就是乡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乡村振兴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该语境下的乡治更强调治理主体所坚持的党性原则以及治理中的党建引领作用。因此，在《尼山脚下》中，更受传统文化与朴素责任感驱动的乡风建设与主动有为的乡治水平提升，是相互赋能的并列关系。返乡后的石利华克服一系列困难，带领村民建设了负米孝亲的景点，因而被村民在2003年推举为村支部书记，且得到了镇党委的批准。曾是菜摊老板的石友福则被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乡治中的党员觉悟与修养，主要体现在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为集中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大业中的乡治水平与能力，作家省略叙事时间，加快叙事节奏，直接跳到2013年，从处理街坊生活矛盾、主持村中去世老人的丧事、发动在外务工的村民组成建筑队等方面，表现石利华甘愿奉献的党员品格与注重方式手段的党员智慧，石友福则始终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在乡村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创街建成之后，他甚至以“豆选”方式，让村民评判村委会领导班子是否存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问题。即便村民都没提出什么意见，石利华仍以身作则地带领大家做了自我检讨，检视个人缺点。除此，他还与时俱进地勇于迎接网络舆论监督之挑战，以实事求是、不断改进的态度解决乡村旅游中的各种问题。作为一名理想型的党员形象，石利华的党性品格及行动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亟待突破的难点与进路。与城市社区相比，村庄共同体虽相对稳定，但内部利益也盘根错节，新账压旧账，东舍连西邻。只有真正懂得乡村、热爱乡村同时又有志于建设乡村的优秀党员，才能担得起乡村振兴的时代重担。以此来看，《尼山脚下》在接续柳青《创业史》叙事传统的同时，也及时回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审美增量溢出显著。

综上可知，正是乡情、乡风与乡治的协奏共进，赋予叙事以丰沛的感性、深厚的根基与坚定的信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感召力，是国家战略指导下的审美规范之体现。追本溯源的话，这固然源于作家对时代变革的准确理解与敏锐把握，但更与作家持之以恒地关注乡村命运密切相关。作为深耕鲁南乡村叙事的基层作家，柏祥伟在中短篇小说集《水煮水》《火烧》、长篇小说《活到死》、中篇小说《亲爱的小孩》、纪实文学《民间孔府档案》、人物传记《仲子路》以及报告文学《归来》等作品中，写尽了乡村人们的坚韧与不屈、早期儒生的好学与勇毅以及精准扶贫战略下的乡村新貌，充分体现了作家担当家乡建设的人文自觉。《尼山脚下》是这种写作的延伸与创新，在此，地方化叙事，是路径，是方法，也是一种新的抵达。正是在乡情、乡风与乡治的协奏共进中，小说彰显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又提供了普遍性的启示。以审美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故事，《尼山脚下》是不可或缺的叙事样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