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主席台

一 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向与文学会议史研究的意义

现在看来，肇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可谓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学科化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其意义绝非限于产出了一批形态多元、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现象及发展逻辑等新的认知。时至今日，这种认知在整体上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学术自觉，并在不经意间促成了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特有状态。一方面，重写文学史所展示的个人经验及其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大幅度消解了史学家对文学史大而全、系统性等品格的追逐心理，原本那种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为纬的大部头文学通史遭遇祛魅，仍然有心在该文学史范式中再作突破的文学史写作已较为鲜见。另一方面，重新历史化的学术实践呈现了不少有别于以往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文学事实，这又令史学家对一度被视为文学史灵魂的共识性结论变得警惕起来。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新世纪文学都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关于其公共知识的生产至今仍付之阙如，基本的知识体系依然没有被明确地搭建起来。这与20世纪下半叶每逢十年大抵要来一次著史（续史）风潮的情形业已大相径庭。此种状况不免让人联想，持续了几十年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否已趋于式微，在“大闹一场”之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是否需要停歇一段时间，这是为了回顾，也为了更有效地继续前行。

然而事实似乎却并非如此。放眼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学术会议依然热度不减，相关学术专栏也此起彼伏，加之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王尧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杰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等的冲击，人们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其实一直“在路上”，只是应该更加谨慎，更讲求实效；既然高蹈的“大历史”（History）的论述难免自设陷阱，那么还不如专注于历史的某个侧面，去呈述有着个人持续耕耘与丰厚的材料支撑的“小历史”（his story），既为世人观察文学史提供一个文本、一种视角，也为历史经由“碎片”而生成“整体”贡献一份个体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这种点状、个人化的探索非但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后继乏力或泛滥无序的征兆，而恰恰是其走向理性与成熟的标志，因为在很多时候，它们似乎更逼近历史的现场，更贴近历史的客体。

基于这样一种文学史写作的理念与语境，研究并编撰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就有了独特的实践价值。

首先，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当代文坛的一种特有制度，研究文学会议史能够有效回应当代文学的“中国特色”。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根本特性就在于它的组织性。从文学机构的设置到创作实践的规划，从文艺观念的倡导到文学创作、批评等的开展，当代文学往往被置于相关政府部门、文艺团体以及研究机构的组织之下，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体。这种组织性的强度虽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差别，但作为一种制度或宏观的指导精神，则始终贯穿其中。文学会议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会议的一种衍生与发展，既是当代文学组织化运作的实施载体，也是保障其组织性存在的重要方式。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发动与塑造是多方位的，且往往触其根本，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与转换，文艺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创作队伍的组织与建设，文坛热点的争论与引领，文学史叙述的酝酿与生成等，它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有时直观具体，有时则潜移默化。由此观之，文学会议并非一个个仅供叙述的文坛事件，而是内置丰富逻辑的体制性场域，留存着党和国家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繁荣文艺、发展社会、振兴民族的诸多诉求，以及殚精竭虑为之探索的行动轨迹，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就是直面当代中国文学的这部分重要存在，是呈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制度性这一本相的积极尝试。

其次，各类形式有别、规模不等的文学会议不仅贯穿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而且还构成当代文学具体展开的一种独特方式，此种胶着共生的状态，预示着文学会议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具有一种独特的阐释功能，研究文学会议史由此也将为我们观察与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一种新视角。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倡导“新的人民的文艺”，到2014年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与流变，通常伴有各类文学会议的参与和作用。文学会议不仅催生了当代文坛的一道道风景线，引领了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与基本生态，而且还携带着文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民生等互动的丰富信息，体现文学变革的内在诉求与外部动机，是当代中国文学嬗变具体而鲜活的注脚。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会议可以被视为阐释当代文学诸多思潮与现象的一个逻辑基点，是我们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个元话语，而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也堪称一部独特而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众所周知，当代文坛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场，而是一种跨界的、“超文本”的复合体，除了审美观照，也需要引入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加以分析。文学会议作为左右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只“隐形之手”，联结着文学的表象与内里、形态与机制、文本与历史，它是我们步入当代中国文学历史长河极好的拐杖。

最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也将切实推进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实践。关于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重要性及其学术价值，其实学界很早就有基本共识，这可以从1980年代出版的多部文学史每每开设专门章节叙述当代文学会议得到印证。[1]大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际，文学会议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者队伍。洪子诚、程光炜、王本朝、黄发有、王秀涛等一批学者的相关研究，既从不同维度开掘了文学会议的学术内涵，也对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作了个人化探索。[2]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学会议研究在不断被推进的同时，也迎来了需要跨越的学术瓶颈。学界业已开启的这些极富个人创见的研究活动，总体来说属于局部研究，或针对某个文学会议，或指向文学会议的某个具体问题，研究对象较多落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全国第四次作代会、“大连会议”等带有官方背景的文学会议上，学术视点则通常聚焦会议历史价值的阐析或相关史料钩沉，成果形式也多为论文。一般而言，这种个案或某个问题的具体研究，彼此之间难以形成体系与学术合力，研究格局也显得较为零散。目前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研究相对缺少的，是那种与对象本身厚重的学术价值相匹配的大部头研究成果。总之，在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之后，无论是研究视域还是学术结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需要换代升级。文学会议史的研究恰恰强调联系与发展的眼光，以及兼顾会议本身与文学史影响的全景式呈现，它或许会对当前文学会议研究的总体格局带来一些改变。

二 问题与难点：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三个面向

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文学会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态复杂，相关史料也较为稀缺与散乱，仅收集、整理材料等基础性工作，体量与难度就不小。更重要的是，它需要面对多个实质性问题，对之作出必要的学术攻坚。

第一，纵向考察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整体历史进程。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创生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状况，呈现其历史变革与行进的脉络，这是当代文学会议史研究的应有要义。然而，由于对象本身的特殊性，要将这一目标真正兑现却并不容易。

一方面，文学会议的呈现终端虽落在文坛，但其酝酿、筹备、组织、保障、贯彻等各个环节，却又不拘囿于文坛，而往往是党（中宣部等）、政（文化部等政府部门）、群（文联、作协、研究机构等专业团体）实施联动的一个结果，有关其发生与流变的内在逻辑，我们不能只看文坛而不看政坛，只见文学动因而不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议题。比如，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之所以能在政治形势依然复杂的1979年被大规模、高规格地举办，文艺界的热切呼唤是一个方面，但根本的动力，则来自中央推进思想解放运动和“四化”建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思想观念的新旧交替与激烈交锋，令新一届政府的顶层设计在付诸实施时动辄遭遇阻遏，由此中央意识到，文学艺术作为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一条“战线”，是政府推动国家中心工作转型的重要抓手，党必须重整文艺队伍，重建对这支队伍有力与有效的领导，让文艺工作者“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3]。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早在1977年10月文艺界就已表露了召开文艺大会、重新集结文艺队伍的心声，[4]但第四次文代会正式拉开帷幕，却是在两年后的1979年10月30日。大会之所以经历了一个“只见楼梯声，不见人下来”[5]的漫长而曲折的筹备过程，原因不在于文艺界缺乏行动共识和执行力（尽管当时文艺界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但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声），而在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的争论尚未平息。规避单一的文坛观察，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等领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使我们进一步看清第四次文代会的来龙去脉，并进而理解其史无前例的会议规模、极强的“四化”建设动员力以及不乏喧哗与骚动的会场氛围。

另一方面，很多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彼此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它们往往相互生发、嵌套，一个会议构成另一个会议的缘起，或此会议是彼会议的延伸，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关系。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多个文学会议，诸如“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能不能写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相继召开的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贯彻落实第一次文代会所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结果，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精神谱系与行动逻辑。1980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和“在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6]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经常被史学界专门谈及，但它其实也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一个衍生物。由于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引发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意见争执不下，而文代会又不能延长会期，所以经大会筹委会与中宣部商议决定，在文代会结束之后专门组织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以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于是就有了这个对新时期文坛影响极大的文学会议。进入1990年代以后，还要特别注意党政会议与文学会议之间的这种嵌套性。因为自1990年代以降，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整体上走向宏观调控与政策指导，而这种调控或指导精神的下达，除了经由国家领导人在周期性的全国文代会上作重要讲话，也落在各类大型党政会议上有关文艺创作（文化建设）的议题中。比如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有关“主旋律”的表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文化产业”的提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等，都会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艺（文化）机构、团体的高度关注，并进而催生一系列的文学会议。诸如此类的情况提示我们，当代中国文学会议是一个富有关联性、体系性的场域，会议史的考察需要有一种整体与系统的学术意识，要特别注意会议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横向发掘当代中国文学会议与当时文坛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返”文学现场，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诸多现象提供一种文学会议视角的阐释，这是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需要着力兑现的又一目标。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关乎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本体论，那么第二个问题则主要指向文学会议的文学创作发生论。由于不同类型文学会议作用于文学创作的机制、过程、效应等存在差异，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样是一个不乏难度的细活。

“十七年”时期的许多文学会议是“外生性”的，即会议的发起主要不是源于文坛内部，而往往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之所以在1953年召开，并提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原则，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抵抗在思想战线上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化渗透；组织文艺界响应国家推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运动；展示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姿态，以回应苏联对新中国工业化基础建设的大力支持。“外生性”文学会议对文坛创作的影响，中间隔着一个作家学习与消化“外部精神”的过程，其间还往往催生出各类讨论会，因此其文学生产价值的显现不仅周期相对较长，而且这种目的性较强的生产实践也不时伴随着检视与争论。

进入新时期之后，基于文学创作自身诉求的“内生性”文学会议逐渐铺展开来，并展示出很强的文学生产指导能力。伤痕文学在新时期初文坛的风起云涌，除了有特定历史语境的加持，当时文艺界大量自发性文学会议的组织功不可没。包括1977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8年中国作协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刊联席编委会会议，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会，1979年《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以及1979年6—9月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召开的数量难以统计的关于《“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讨论会等，它们不仅为伤痕文学争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助推它成为一种创作思潮。其他如1980年《诗刊》杂志社举办的青春诗会之于朦胧诗浮出水面，1984年《上海文学》杂志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联合举办的杭州会议之于寻根文学大潮的形成，1986年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之于新时期文学史初始叙述的生成，1988年《文学评论》《钟山》等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之于新写实小说的登场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内生性”文学会议通常基于文学创作实践而发，涌动着作家或批评家的创作思想与艺术诉求，对文坛创作风潮的引领也往往较为直接。

还有一些文学景观，则由“外生性”文学会议和“内生性”文学会议共同促成。“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在1990年代的群体性亮相，一方面是文坛持续寻求创作突围使然——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业已出现疲态，而现实主义又不能一味地陷于新写实小说那种“生活流”式的日常琐碎之中，它需要重建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引导并助力的结果——面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所引发的社会震动与群体性焦虑，相关政府部门希望作家们通过创作，去呈现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难以回避的各种困难，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疏导他们的情绪。因此考察“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生成，仅落到《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文学评论》等期刊社以及诸多文艺机构组织的各类创作研讨会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各级宣传部门为策划、组织和激励相关创作活动而召开的工作会议。

除了需要区分文学会议的类型，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文学会议对于某种创作活动的激发，很多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之间并非一种工整、固化的对应关系，而是不乏过程性、变化性甚至矛盾性的。比如，现代派小说在1985年出现“爆发”征象，当然与作协四大的召开（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有直接关系，大会明确提出的“创作自由”口号，极大释放了现代派小说的生产力。然而把两者点对点地对应起来，就显得有些简单了。现代派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思潮，并不是在1985年横空出世的，它在新时期之初就已在酝酿与积蓄。从七八十年代之交王蒙、茹志鹃、宗璞等人的最初尝试，到1985年汇成一股创作思潮，其间针对现代派小说的思想性、技巧性、合法性等问题，文坛组织了大量的文学会议。它们对现代派小说的推动并非直线式的，而是充满曲折的。《文艺报》编辑部一开始积极支持现代派小说，为此不仅举办了“文学创新与探索”的座谈会，还曾开设“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的专栏，大力倡导“艺术贵在创新”[7]；到了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由于现代派小说与党的十二大将要提出的“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发展方针不相符合，中宣部已把批评现代派列入了文艺报刊宣传党的十二大的重要内容，此时《文艺报》编辑部不仅终止了向高行健、李陀、冯骥才等热心于现代派探索的作家的约稿，而且开始遵照中宣部的指示，转而组织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等会议，旨在平息现代派小说的创作势头。总之，现代派小说的成长周边，集结着一批错综复杂的文学会议，它们与作协四大一起，迂回曲折地促成了现代派小说在1985年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景。因此，考察文学会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能持简单的由此及彼思维，避免静态地定格两者关系，而应以一种动态、过程性的眼光，对之加以历史化探讨。

第三，考察文学会议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所作的贡献。除了创作实践环节，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它对当代文学相关概念、术语及文学史叙述的生产和沉潜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往关注不多，但它却是文学会议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相关概念、术语等是一个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石，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许多学科话语是由文学会议建构起来的。这些话语涉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多个方面。比如关于当代文学的性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有“新的人民的文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等界说，它规定了当代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进入农村、部队和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8]；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则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确定文艺是社会主义建设一项“崇高的事业”，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等方面，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9]关于当代文学的方针政策，1956年3月召开的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5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中宣部报告会等，不仅酝酿并推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内涵作了阐释。“文艺八条”虽没有来得及在当时的文艺界推广实施，却是我们考察60年代初文艺环境的重要抓手，而这一文艺政策的诞生，离不开1961年6月新侨会议的推动和1962年3月广州会议的催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同样经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以及作协、影协等组织的各级各类学习会、讨论会等提出并贯彻。至于创作现象、思潮、方法等层面的学科话语，则更体现了文学会议超强的生产力。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中间人物”“三突出”等，80年代的伤痕文学、朦胧诗、人道主义、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等，90年代的“私人化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这些学科概念的初始出现及其语意延展，差不多都联结着相关文学会议的发动与运作。文学会议为当代文学学科建构提供了体系性的话语支撑。

文学史是文学学科沉潜与积淀最重要的载体。由于当代文学自诞生之时就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因而其文学史生产长期通行举国体制的集体编写模式，这种做法在被用作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文学史的编写上尤为突出。为保障文学史知识生产的正宗与权威，编写组成员需要反复开会，对如何编写文学史展开充分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作为新时期一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就是由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十所高等院校集体编写的。编者在“前言”中如是陈述该史的成书过程：在接到编写任务后，十所院校的编写代表于1978年“在哈尔滨举行编写工作会议，成立编写组，确定分工，并研究了教材编写的相关事宜”；1979年3月编写组“在上海开会讨论本书详细大纲，并广泛听取了应邀到会的四十多个院校及有关文学研究单位的代表对大纲的意见”；为“进一步解决编写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编写组成员又于1979年8月参加了“在长春举行的全国当代文学学术会议”，与参加会议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一起，“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完成初稿后，自1979年11月起，编写组“在北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反复开会，“对初稿进行讨论和修改”，最后“选出五人定稿组及正副组长各一人，负责本书的定稿工作”。[10]《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这种成书模式并非特殊个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彰显了一个事实，即开会通常是启动一部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仪式，也是编写工作具体展开的方式。大到编写理念、思路与体例，小到编写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难点，从最初编写任务的分工，到最终文本终稿的整合及话语风格的统一，会议不仅主导了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整个流程，还规设了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立场、对象、格局及价值判断等核心元素。

三 阶段性考察与全局性观照：一种可能的学术路径

由此看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所涉及的问题不仅面向多，而且情况复杂，这要求我们在学术路径方面有所探索，搭建一个合理、适切的研究框架，以有效回应这些问题。

以时间为线来网罗各类大大小小的当代文学会议，这种做法显然不可行，因为梳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及主要内容，只是静态、孤立地叙述会议的面上事实，它不仅不能呈现当代文学会议之全景图，也不自带文学会议流变的历史轨迹，更不见它给文坛创作、学界研究等带来的或显或隐的各种影响。屏蔽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历史纵深与空间宽度，无助于文学会议史“史学”品格的生成。事件性地悉数列举会议个案对于编撰文学会议史固然重要，但它应该是文学会议史研究的一个起点，一种基础性的准备工作，而非文学会议史本身。与此同时，习见的“以论代史”的著史方式似乎也不可取，它对“影响”“意义”等传统史学核心话题的执着，对“结论”的情有独钟，以及对“结论”惯有的主观确认方式，缺少的恰恰是对文学会议作一种客观务实、兼及内部与外部的“知识考古”式发掘。总之，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需要提防走向两个极端——事件铺陈与理论高蹈，应该走进历史深处，除了触摸大量文坛细节，还要注意运用多种跨界性、交叉性史料，去探寻文学会议背后的发生动机、议程生成、组织模式、运作机制，以及它之于文坛与学界的价值显现等。唯其如此，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是立体的，因为有着表象与内里、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也才有可能是有深度的，因为有着实证与分析、事实与理论的结合。

基于全局性研究的学术定位，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相对清晰的阶段性特质，分阶段展开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的研究，在具体考察某一时期文学会议的自身形态与外部作用的同时，注重呈现不同时段文学会议历史流变的情况及其内在逻辑，进而形成当代中国文学会议整体性、系统性的知识图景，这是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值得尝试的一种学术路径。

1949—1976年可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第一个时段。围绕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这一历史任务，此时的文学会议在总体上呈现某种共质性，不论是结构布局还是组织形态，文学会议都较大程度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会议也通常在一种政治性的体制场域中进行运作，由此催生了该时段文学会议诸多独特的风景。关于这部分文学会议的研究，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尝试。一是结合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这一历史背景，考察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创制情况及其格局构成。具体内容包括：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创制之作，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如何发生与组织的，它的哪些元素随后被作为“会议经验”而加以了历史化；从文代会到作代会、青创会、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代表大会类文学会议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党和国家在这种布局之中寄寓了怎样的文化战略构想；大量涌现的各级各类文艺座谈会是此时段文学会议的重要构成，它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具有怎样的时代特质。二是探讨文学会议如何助推了一个工农兵文艺时代的开启。可经由文学会议，对第一次文代会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话语内涵及其历史衍变作出梳理，为观察当时工农兵文艺的动态及其具体行状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可聚焦50年代初那场影响深远的高等学校文艺教学问题大讨论，发掘会议意见如何引领了“十七年”文艺教学模式的生成；可以1950年文联的“工作任务”和1956年作协的“工作纲要”为标本，考察会议所预设的目标与当时文坛生态之间的关联性。三是讨论文学会议在“十七年”文艺政策制定和创作方法倡导等方面的情况。可针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文艺政策与创作方法展开。比如：1956年“双百方针”和1962年“文艺八条”的出台，其背后有党政会议与文艺界会议怎样的联动；从第二次文代会到第三次文代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换成了“两结合”，会议的这种方法论转换有何历史逻辑；“写中间人物”论通常被视为“大连会议”的产物，它在“大连会议”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会后它是如何被“理论化”的。四是分析文学会议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初始叙述的影响。内容可以包括：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座谈会上，编写人员如何就某种特定的、对嗣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史观达成了历史性共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等早期当代文学史，其叙述的立场、对象、体例等与各编写小组的“集体讨论”存在怎样的关联；现实主义作为“十七年”文坛的一个核心话题，对它的阐释反反复复，充满变动，文学会议如何参与了现实主义话语史的建构。五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会议的流变及主要会议个案作出考察。内容包括：在“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焦虑之下，文学会议的边界趋于模糊，开始变得日常生活化；1966年2月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随后下达的“会议纪要”，主导了当时文艺的“革命”转向；1966年11月和196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两次文艺界会议，打造了样板戏的“革命美学”及其“经典”标准，为“文革”文艺范式的确立作了铺垫。

1977—1989年可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第二个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感召之下，此时的文学会议出现了不少历史新质，引领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创作景观，也创生了许多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首先，文学会议为新时期文坛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贡献。粉碎“四人帮”之后，针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各种揭批会席卷全国，它们汇成的舆论浪潮，极大扭转了世人的文艺观念；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是十年内乱结束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大会宣告中国文联、作协恢复活动，《文艺报》恢复出刊，它标志着文艺界在新时期的正式重启；时隔19年之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隆重召开，会议在多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恰恰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学正迎来多重转折。其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美好愿景，文学会议的功能与形态发生了变化。文学会议不再似20世纪50—70年代那般充满“政治刚性”，“争鸣”“协商”机制得以开启，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发展；从原先的侧重日常治理，到此时的旨在激发文艺生产力，文学会议的功能在整体上实现了一次转换；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的评奖会得以创设，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新时期文坛的创作实践，并推动了作家队伍的培养。再次，文学会议多维度参与了此时段文坛生态的塑造。南宁会议[11]（1980）带动了朦胧诗，杭州会议（1984）促成了寻根文学，鼋头渚会议[12]（1988）理论化了新写实小说……文学会议可谓全程介入了新时期文坛的“潮流化”演进；针对作家作品和各种创作现象，各级作协、各期刊编辑部等召开了大量及时的、及物的，也是极富影响力的创作研讨会，在将1980年代打造成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的过程中，文学会议可谓功不可没；第五次文代会则把文联及各协会的体制改革问题摆上了日程，这是对新时期文艺的运作方式和文人的生存状态的双重触及。最后，文学会议在当时也孕育了许多影响重大的理论热点问题。比如：从第四次文代会到作协“四大”再到涿州会议[13]，可以爬梳出一段相对清晰的文艺界有关“创作自由”的认知史；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会场博弈，衍生了新时期文坛有关文艺的真实性、人民性、共同美、自我表现等问题的热烈探讨；文学会议也直接引发了人道主义、主体性、重写文学史等的大讨论，对当时的文坛走向及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0—2011年可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第三个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推进，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文学会议的整个场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文学会议的存在格局、运作机制等出现新动向。80年代常见的官方与文艺界联袂合作的办会模式不再那么盛行，文学会议开始出现相对体系化的征象，即官方主导的会议主要指向文艺政策导向，民间主导的会议则重在文艺创作或学术问题研讨；现代传媒与资本元素开始渗入文学会议，部分文学会议开始有了新的“游戏规则”；该时段还涌现了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等一批文学评奖会，它们构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资本积累与创作导向的新场域。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对如何引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探索，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党政会议上有关文艺（文化）话题的讨论中，相关的表述值得解读。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发展方向，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主旋律文化”建设工程的开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文化产业”概念作了丰富阐释，不仅让“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得到了实质性突破，而且有力推动了文艺从“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基于当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紧迫形势，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再次，从第六次文代会到第九次文代会，文化发展新战略被反复强调并付诸实施，文艺创作也由此出现了新的面貌。比如：重提“深入生活”之后，现实主义开始回潮；在政策的激励和扶持下，“红色经典”再造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翼，网络文艺在党和国家的引导与治理下开始“上路”。最后，此时的学术研讨会也展开了新一轮的知识生产、学科建设与创作转化。包括：对“后新时期文学”“人文精神”“文化批评”等诸多概念（话题）作了热烈的讨论；文学史研讨会全面升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转向”；将一些现象级创作活动加以“私人化写作”“底层写作”“80后写作”等命名，并对它们作了理论分析与创作实践探讨。

2012年至今可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第四个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此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文艺工作也由此有了明确的行动目标。此时的文学会议一方面注重强化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文艺事业的方向性引领，另一方面也着眼于推进对各种文艺创作现象及理论问题的深入研讨。首先，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本时段最重要的文学会议个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堪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的行动纲领，包括新时代的发展方位与文艺作为经国大业的历史性提升，时代性和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导向，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灵魂等，这些精神都需要被深入解读。其次，文学会议也富有实效地推进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实践，并带动了文艺格局的新一轮演变。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1）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大会对新时代文学的内涵、目标和使命等作了系统性阐述，指明新时代文学是一个基于时代政治定位的宏观概念，强调文学创作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努力书写和反映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人民群众的时代精神风貌，在创作取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鼓励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随着各级党委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旋律”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主题基调、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质；以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为代表，文学会议还开启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国际化”等问题的专题性探讨。最后，文学会议也及时回应了一些新的文艺创作现象与理论问题，推动了创作孵化与学科建设。从“可能性”研讨（2010·人民文学杂志社）到“民族记忆”的“人类学想象”（2023·苏州大学），非虚构写作在一系列会议的加持下异军突起，成为当前备受瞩目的一种创作现象；科幻文学在新时代的繁盛及其产业化，离不开各种创作研讨会、颁奖礼、产业论坛等的协同发力；在理解与贯彻“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一中央精神的过程中，文艺理论界组织召开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高端论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等一系列研讨会，产出了相关研究丛书，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国自主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活动。

当然，上述这种分阶段考察只是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不排除其内部或许存在不合理性。比如，当代中国文学会议的历史流变是渐进的，“革命”式的骤变似乎并不明显，不同阶段的文学会议不乏相互渗透，因此这种研究范式容易导致文学会议历史叙述的割裂感。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既要注重阶段性考察的相对独立，也要时时回望阶段性特质之间的历史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切割阶段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整体观照，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知识谱系的需要。另外，以上所述的研究内容也并非绝对的，不少地方或许有待商榷与提升。文学会议的数量巨大与形态庞杂，需要我们在具体对象的取舍、多重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更加谨慎与学理化，这直接关乎研究工作可能达到的水准。如何动态地呈现文学会议的星丛图，如何合理地揭示文学会议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与文学创作及研究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场，这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研究内容的基点，也是研究工作不可回避的难点。

注释：

[1]如郭志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1980）、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以及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3）（1989）等，均有专门篇幅述及20世纪50—7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会议。

[2]洪子诚的专著《材料与注释》以一种并置正、副文本的方式，对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等作了别样解读，开辟了当代中国文学会议个案研究的新范式。程光炜对文学会议的研究强调联系“历史周边”，《“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等成果对文学会议作了“重返现场”式的考察。王本朝侧重从制度学角度来研究文学会议，《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等论文对文学会议的制度性功能作了开创性阐发。黄发有则善于用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研究文学会议，《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剖析了文学会议与文学嬗变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王秀涛注重对文学会议“一手史料”的发掘与阐释，他对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产生、招待演出、艺术展览会等诸多环节的考察，极大推进了学界对该重要文学会议的重新认识。

[3]《胡耀邦在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3日。

[4]在文联、作协还没有宣告恢复的1977年10月19—25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在京组织召开了20多人参加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尚未获准恢复工作的作协主席茅盾以“老兵”的身份到会讲话。此次会议体现了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重返岗位”的自觉，在恢复文联和作协方面，它被认为“给中央施加了压力”。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5]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6]剧本创作座谈会办公室整理：《剧本创作座谈会情况简述》，《文艺报》1980年第4期。

[7]参见“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专栏的“编者语”，《文艺报》1980年第9期。

[8]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9页。

[9]《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0]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1页。

[11]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以新诗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上对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作品的评价成为争论的焦点。它使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报刊文章的交锋，升级为面对面的、大规模的激烈辩论，朦胧诗的概念及其代表作品由此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12]1988年10月在太湖边鼋头渚公园内的江苏省干部疗养院，召开了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钟山》编辑部共同筹划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一批当时重要的中青年评论家和报刊的记者编辑近四十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针对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人创作的小说，提出了“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等概念，并对之作了理论方面的探讨。

[13]1987年4月在河北涿州召开了由《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一次组稿座谈会，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与会人员主要学习了1987年初以来中央连续发出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关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相关讲话，并据此对文坛创作的“自由化”问题作了回顾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