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素人写作，在1950年代曾被称为群众创作，与职业作家的创作相区分。相比于数十年前，今天的素人写作更多是从民众中脱颖而出，进而在大众传媒中引起关注。作为民众审美风尚和情感价值情操的载体，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都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当下素人写作发生的深度变革。然而传统的纯文学理论和观念无法有效容纳、阐释这一现象，近两年大文学观思潮的涌现，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热议。虽然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有不少尚待厘清或具有争议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相比于既往的理论范畴，面对今天的文艺生产现状，这个概念对当下的素人写作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素人写作的现实影响迫使我们摆脱思维惯性和审美路径依赖，不仅仅是通过概念整合这种现象，而要深思为什么在当下大文学观的文学场域下，素人写作的影响愈来愈大？它给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首先，数字平权催生文艺创作主体变革，为大文学观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土壤。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被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的文艺革命。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智能算法瓦解了传统的文艺生产与传播格局，文艺创作不再是学院与职业作家的专属领地。数字赋能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简单的接入权平等，而在于其作为创作赋权机制，前所未有地降低了表达门槛与传播壁垒，催生了文艺创作主体的裂变性革命。这一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以普通劳动者、小工商业主、边远地区民众等为代表的“素人”大规模进入文学书写领域，其生活化、在地化的书写，挑战了专业与业余的固化区隔。

纸质印刷媒介时代，传统的文学场域由资深编辑、评论家及文学机构垄断着话语筛选与价值评定权，形成稳固的文化权力结构，而民众的创作往往无法被烛照。算法推荐机制作为一种中介性技术权力，虽非全然中立，却在客观上动摇了这套精英把关体系，使得如王计兵（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外卖诗人”）的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借助全民关注度与社交媒体裂变传播，进入主流视野并入选《人民日报》2025年文艺年榜。这不仅是对他个体才华的肯定，更是算法将非精英创作者所占据的生活文化资本，如骑手独特的生存体验、市井生活的烟火气，重新估值并赋予其流通性。在这一背景下，文学也正从精英的殿堂回归生活的广场。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数字时代赋予的全新可能：算法推荐打破了出版壁垒，社交媒体构建了情感共同体，移动终端使写作成为随时随地的生命表达。另一方面，包括温雄珍、王瑛在内的多位素人写作者签约出版社，出版新作，甚至有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这也显示出在素人写作破圈之后，除了算法推荐、社交媒体的作用，文化机构搭建培育平台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让素人写作从个体表达升级为群体现象，推动大文学观从现象级热潮升级为可持续生态。

其次，大文学观视域下对文学本体的认知正经历根本性范式转移。传统以形式实验或精英意识为核心的文学定义遭遇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大文学观”倡导的“生活即文本”理念。这一转向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数字赋权时代素人写作蔚然成风的深层反映。曾经纯文学界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本质是将日常作为审美对象进行精英化提炼，而当前素人写作的日常生活书写，是从生活内部自然生发的本体性表达。馄饨店主常玫瑰在《左手诗情，右手烟火》中，并非以疏离姿态“观看”生活，而是将揉面、煮馄饨的劳作本身升华为诗性实践，体现生活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一元化，这是文学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变革。

可以说，素人写作对文学固有边界的颠覆性解构，是一场以生活原生性为基础，对传统文学建制化规则的重构，将文学从精英化的审美范式中释放，重新锚定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真坐标。2025年现象级作品《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以两位女性跨越十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原始素材，未经过任何文学化的加工与润色，“今天菜市场的茄子很新鲜”“孩子的班主任又找我谈话了”等琐碎对话，逐渐编织成一部细腻而厚重的女性情感史诗。文学的“人学”并非只能通过宏大叙事或深刻哲理来呈现，微观的、琐碎的、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对话，同样能抵达人性的深处。相较于此，王晚的《跑外卖》则是在数字工具的介入下，重塑了文学文本的物质构成与美学逻辑，完成了对文学文本形态边界的突破。这部作品将外卖骑手的日常工作痕迹进行拼贴并置，让平台算法的派单指令“您有新的派单”、GPS导航生成的地理轨迹、手机备忘录里的心情随笔等元素，共同创造出一种新型文本形态。传统非虚构写作往往强调叙事的线性与完整性，作家需要通过采访、调研等方式，将零散的素材整合成一个逻辑连贯的故事。而《跑外卖》却以碎片化的数字痕迹为素材，让读者在数字痕迹的拼接中，直观感受到外卖骑手在算法规训下的数字化生存状态。

再次，大文学观场域中的参与式文化重塑着文学接受范式。短视频平台、小红书、B站等平台成为大众日常表达的主阵地，素人写作是以自下而上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当文学创作与经济活动、社区生活深度嵌套，便自然催生基于地缘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体。这种自下而上的空间生产模式，恰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体制化群文活动的核心特质，它不需要文化馆的号召，而是源自生活需求的有机生长。王计兵的诗歌最初只是在外卖间隙用手机备忘录记录的片段，但读者的UGC二次创作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共鸣。有人用方言配音朗诵他的作品，有人手绘外卖员穿梭城市的场景插画。同样，肖大妹创造的点击量并非由传统文学机构（杂志、作协、评论家）授予，而直接源于互联网大众的共鸣投票，“谢谢奶奶的文章，感觉这样的淡然让我没那么浮躁”“奶奶文笔好细腻，环境和心理描写把我带入其中”等读者反馈显示出一种自发情感连接。

这种看似草根审美趣味，其实包含着朴素的现实主义、强烈的真情实感、对日常生存细节的捕捉、对身份认同的书写、对现实困境的袒露等，反映了大文学观所内涵的最普遍的精神诉求和情感结构。因此，素人写作指向了文学传播机制的“再大众化”。文学的作用从“化大众”转向构建情感共同体，读者与作者通过文字互动，共同创造意义。特别是UGC二次创作打破了作者与读者的二元对立，让文学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事件。这种情感共同体的核心并非行政划分的地缘关系，而是基于职业身份、生活经验的情感联结。烧烤摊主温雄珍的《在炭火上安居》给读者带来的是深夜摆摊时的孤独与诗意，王瑛的《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记录着城市角落里的微光，他们以文字为纽带，构建起跨越年龄、地域的精神聚落。这种变革背后也昭示着“大文学观”兴起的必然性，即它不再以“纯文学”为唯一标准，而是将边缘个体的书写、日常经验的记录、民间情感的表达都纳入文学范畴。

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素人写作的意义与问题。素人写作绝非文坛偶然的点缀，它是数字平权时代、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必然文化现象，是大文学观确立其意义的重要基石之一。它通过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和日常生活的深度开掘，极大地拓展了“大文学”的疆域与内涵。素人写作以最质朴、最鲜活的方式，记录着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生存图景、情感波澜和精神世界，编织着更立体、更丰富的中国故事。它迫使原有的文学评价体系进行自我革新，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田野。然而，其发展也面临时代性挑战，2025年算法带来的同质化现象已经引发警惕，这种创作模式可能消解写作的原创性与批判性。素人写作的即时性创作、碎片化阅读环境与算法偏好可能导致深度思考的弱化，如何沉淀出具有持久精神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既有的文学批评话语与奖项机制如何有效、公正地理解和评价素人创作的独特价值与社会意义？这些问题的破解，将决定大文学观能否真正实现其理论抱负。

总而言之，2025年素人写作的蓬勃发展为大文学观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理解、接纳并引导好这股源于广大民众的创作力量，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评价与支持体系，既是对数字时代文学民主化的回应，也是大文学观实践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弥合文化鸿沟、丰富民族精神生活、涵养健康的文化生态，以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真实、宏阔的精神史诗，具有迫切且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