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作实践与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
摘要：新时代作家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传承赓续与创化生成的创作实践的努力，贯彻到了新时代文学各个题材领域、文体类型的创作实践当中；与此相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研究也相应地具备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和研究范式拓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这“第二个结合”，也被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贯彻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被贯彻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绩的研究当中。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新时代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频共振的。中国当代文学麾下的新时代文学，是兼具创作与研究这双向的发展与意义维度的，即可以称之为——作为创作实践与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
关键词：新时代文学 创作实践 研究方法 文化传承 “两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1]提高作品质量，攀登文艺高峰，不负党和人民的殷殷期待与谆谆嘱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与话语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新时代文学：既是创作实践又是研究方法
“新时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里的一个新概念、新的文艺主潮。就其所指代的时间范围而言，“新时代文学”是对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与指称，既是关于此一时段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主流、创作主体性特征的一个文学概念，也可以说是文艺主潮。能够把握与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符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央文艺政策指导精神的文艺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及“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面向与新维度。
“新时代文学”可以说是“新时代文艺”最为主体的构成部分，是“新时代文艺”在文学创作以及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集中体现。在各题材领域，“新时代文学”是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为主，并体现出对各个题材领域都有覆盖的典型特征。“新时代文学”并不局限于单一性题材领域，而是以现实主义题材和现实性文学叙事为主，兼顾在多题材领域、多叙事维度的积极探索，着力推进中国化、本土化叙事的建构与完善，其创作旨归与艺术特征、叙事特色，呈现出多元性的维度。
可以说，“新时代文学”几乎涵盖所有文体与题材领域，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网络文学甚至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等领域，都表现出“新时代文学”鲜明且丰赡的新特征、创作特色与所负载的时代精神。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新时代”文学之“新”的艺术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文学经验也尤其需要重视并加以总结。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可能是作家将“两创”精神，亦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精神贯彻与落实得最为全面到位的创作领域。连对传统文化的书写，都是集中体现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当中。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真正全面集中并大规模地进行传统文化书写，主要体现在文化自信和理论意识更新之后的新时代长篇小说领域。”[4]
其实，不仅是在传统文化的书写方面，新时代作家深入践行“两创”方针，并将其贯彻到了“新时代文学”各个题材领域、文体类型的创作实践当中；而与此相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研究也相应地具备“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研究范式拓型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后者这“第二个结合”，也被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贯彻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被贯彻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绩的研究当中。有学者认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实现体系构建的“主体性”与“原创性”[5]。其实，不惟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如此，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都面临着这一基本任务与重要问题。而由于“新时代文学”所指涉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状况，那么，在众多学科领域里面，不仅能够在时间段上涵括着“新时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能够紧贴“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新时代文学”作出有针对性研究的学科领域，就非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方向与领域莫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科方向下的“新时代文学”研究，在“两个结合”研究、“两创”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大众文艺的倡导与弘扬等方面，就格外地肩负着一份分内的责任，并且所取得的成绩也极为突出、格外地具有代表性。“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新时代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频共振、休戚与共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当代文学麾下的“新时代文学”，兼具创作与研究这双向的发展与意义维度，即可以称之为——作为创作实践与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
二、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与话语建构
2022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湖南益阳相继启动。湖南益阳既是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周立波在其代表作《山乡巨变》里所讲述故事的发生地。截至2023年7月，“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已纳入支持项目47个、出版作品22部，此后又陆续有长篇小说作品被纳入该项支持计划。这是国家层面的中国作家协会支持“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两项支持计划，能够将支持作家原创性创作、文学期刊原发、出版社出版、宣传推广，以及将作品转化为舞台剧、影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和组织将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在海外出版等连通起来，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出版发行与宣传推广机制，在赋能产生更多的“新时代文艺”精品力作方面，成效显著，不断涌现令人备感可喜的创作成果，比如，海外华文文学代表性作家陈河的长篇小说《误入孤城》，就是首部被纳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充分地彰显了新时代作家具备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在创作上逐渐形成中国自有的、自主的叙事体系，突显了“新时代文学”的原创性及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一）“新时代文学”之现实主义文艺精品力作
新时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实践显示，主旋律题材与一般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均能产出“新时代文艺”精品力作。作家遵循符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精神、契合群众精神诉求，并且遵循高度反映生活真实、符合艺术真实性的创作规律与写作原则，就能创作出符合民心、顺应民意、有着入脑入心艺术效果的佳作。近年来不断地涌现改革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比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2017）、《人民的财产》（2021）、《大博弈》（2022）等一系列反腐倡廉与反映国企改革历史进程的作品。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看似反映的是官场生态与反腐倡廉的题材，《人民的财产》《大博弈》才是反映国企改革题材的作品，但实际上，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人民的名义》也是改革文学的作品，隶属于改革文学，是改革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之所以能够将《人民的名义》这部长篇小说认定为属于改革文学一脉，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改革文学，被有的研究者认为后来就发展出“官场小说”一支，而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文学的这一支文脉仅仅是描摹官场生态，还意味着又有着反腐、刑侦等主题与叙事线的加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方兴未艾，原因或许就在于“作为肩负国家意志的文学，对社会史的书写，是改革文学绕不开的责任”[6]，要反映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等时代主潮，就必然会出现改革文学创作与发表即见刊上的繁盛现象，所以有学者甚至能够以文学期刊《当代》在1980年到1986年所发表的改革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来解读当时改革文学的特质、深化及其现实主义品质[7]。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是“从主题、内容、情感、手法等方面不断深化与丰赡，从而去反映更加广阔和细腻的‘社会现实’”[8]；那么，如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崛起年代，自然有着更加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需要作家胸怀民族大义、满怀振兴中国制造业的激情，以顺应时代变化的更为深化与丰赡的叙事手法，来反映更为广阔细腻的改革现实、社会生活现实，甚至是以绘就近乎“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生活的画卷来展现新时代的企业与社会变革。1979年秦兆阳曾经指出，《乔厂长上任记》中对乔光朴上任厂长后改革状况的描写较为简单，即乔厂长上任后太容易改变工厂现状和开展工作了，提出其对改革阻逆力量的描写显得不够、不足。其实，其所指出的这样的问题，不仅指当时的改革文学作品中作家在写作手法、叙事方法上容易作趋于简单化的叙写，而且这其实也对应着当时的改革现状，即当时的改革无论看起来多么大刀阔斧、变革巨大，但跟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变革所遇到的阻逆力量相比，是无法比拟的。根据其各自所对应的社会变革情况而言，新时代作家有更多、更丰富的题材需要面对与处理。需要新时代作家睁开眼睛而不是闭上眼睛去反映的社会“痛点”及“光芒”，也更具多元性与丰富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时代里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现实与数字化媒介的迅猛发展、融媒体技术的迭代更新等，也决定了此时有着更为复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需要新时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加以细腻地描摹与生动地刻画。
也就是说，新时代里需要被作家们所反映的改革现实与改革成果，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面向，这便需要新时代作家在叙事手法上作出新的探索、作出“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的努力，但相关的新的叙事探索与构建新时代改革文学话语的努力，并非要一味地表现改革阻逆力量的强大，而是既要反映改革现实、时代生活中的新面向，又要以维护改革、突显改革成果为重，宜更多地表现出在国企改革、中国制造业改革等改革工作中那些具有正向领导力、执行力的正面主要人物是如何地不畏艰难，砥砺前行。这些改革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写出了改革者与资本的充满现代金融战气息的博弈，写出了改革者之间的锱铢必较的博弈；另一方面则以极为深厚的笔力写出了中国制造业是如何在改革者们披荆斩棘之下建章立制并逐渐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作家写作更为注意与着重表现的是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旨归。正如周梅森在谈及创作《大博弈》的缘由时曾提及他“希望全景展现中国企业”如何经历了“艰难转轨，再到走向辉煌的伟大过程，希望观众看到中国制造业企业通往辉煌之路上的艰辛和拼搏”[9]。
与20世纪80年代繁盛一时的改革小说相比，新时代改革小说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改革、企业转型中所必然遭遇的诸多复杂的需要处理与解决的问题，而作家在创作技法上也较20世纪80年代有了巨大的提升，这表现在叙事上既有对外来写作技法的汲取，又有对叙事传统、写作传统的继承、赓续与发展。以周梅森近年的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为例，他在小说技法与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等方面，受秘鲁作家略萨的影响较深。周梅森曾自称他喜欢把略萨的小说拆开来加以分析，并得出了略萨是“结构大师”的结论。由此也便很好解释周梅森在新时代里所写作与出版的这几部极为知名的改革小说，为什么不能用传统小说的树状结构来作对应和分析。他在新时代里的这几部小说，人物繁多、叙事线索繁复，他不仅要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像侯亮平、祁同伟、李达康、高育良等（《人民的名义》），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等（《人民的财产》），孙和平、刘必定、钱萍等（《大博弈》），而且要描摹出改革征途中的、社会的众生相。周梅森近年这3部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全部都是采用“复式结构，多线索齐头并进”[10]做法。其所采用的“复式结构”特点很鲜明，其中既有秘鲁作家略萨等外来写作经验的影响，又兼有其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块茎状”结构的写作传统、写作经验的汲取，即人物的设置不是传统改革小说中那种设置一个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作为陪衬或者反衬人物而存在，宛如一棵树上生出的枝节，都要紧紧围绕树的主干生长，情节和线索都比较容易捋清楚，这也是早期改革小说往往很难表现出改革阻逆力量的巨大以及无法真正写出繁复情节细节的原因。到了周梅森这里，在汲取西方现代小说写作技巧的同时，他又汲取了由中国古典历史小说加现当代小说累积所形成的写作传统、写作经验，将“复式结构，多线索齐头并进”的叙事特色发挥到了极致。这会让读者或者由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观众，有一种线索既清晰又多叙事线并进、千头万绪却并不凌乱反而是悬念迭起与情节跌宕此起彼伏之感。多线索齐头并进本身便为小说叙事增加了很多的繁富意味，令读者阅读兴致倍增、观众喜闻乐见。这也使得作家能把小说写得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能令读者产生犹如阅读探案或者悬疑题材小说一样的阅读感受。这种以极为吸引人的叙事笔法写出民族企业改革波澜壮阔进程的时代故事，而且还能够实现官场、商场、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极限交手以及改革者之间极为精彩的博弈的写法，除了作家自身的写作素养，更是由新时代改革与民族复兴伟业所带给作家的极为丰赡的写作素材所致。
单就上面所提到的小说中作家所作的人物设置而言，在新时代里周梅森的这几部改革小说不是传统小说以及传统改革小说常常所采取的那种“树状”结构即有一个主要人物、中心人物作为树干，其他次要人物作为陪衬或者反衬人物而存在。人物的设置，周梅森也是既汲取了西方现代小说写作技巧，将秘鲁作家略萨的叙事结构搭建技巧加以深入地参考借鉴，并将其作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叙事改造，又对传统小说的“块茎状结构”的叙事传统加以广泛地汲取与吸纳[11]。很明显，新时代里在周梅森的3部改革小说中，既有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又很难说这几部小说里的次要人物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补充、起到陪衬或者是反衬的作用。即便是次要人物、反面人物和类反面人物，也是被作家以“圆形人物”的创作手法而不是采用“扁平人物”的创作手法来加以塑造。像《人民的名义》当中的大风厂老板蔡成功这个人物是善与恶兼有、将卑微与义气都集于一身的，再如《人民的财产》里的钱荣成，也是次要人物、小人物。但作家对这些次要人物、小人物的塑造，早已不再是早期改革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种“脸谱化”“平面化”特点，而是小人物身上兼具善与恶、高大与卑微、趋利与取义等特点，小人物身上也具有极为丰赡复杂的性格维度。这几部小说里的反面人物、类反面人物也并没有被作家作脸谱化的简单处理，而是被塑造得性格立体饱满。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其性格、言行以及内心世界的立体丰赡，不仅能够显现出改革阻逆力量的巨大，而且更加能够突显正面人物尤其是正面的主要人物的坚韧、智慧、英勇与果敢，从而有力地突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与光芒所在。
在这几部经典现实主义题材改革小说里，周梅森在评价电视剧《大博弈》时曾强调他特意作了“三男三女这六个精英人物的设计”，以期将“这个时代的丰富的内容概括一下”。而这“三男三女”便是孙和平、杨柳、刘必定与钱萍、秦心亭、祁小华。其实，三男三女或者同门师兄妹的人物设定，是《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当中皆有的叙事设定。《人民的名义》里三个主要人物侯亮平、陈海、祁同伟，尤其是侯亮平、祁同伟，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他们都是小说中的主要反面人物即汉东省委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从政前在大学里教书时所教出来的学生，围绕着这同门三个师兄弟又形成了其他人物关系。《人民的财产》当中三个主要人物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师父程端阳抚养长大的矿难孤儿，关系形同“三兄妹”。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亲情关系又有着或隐或显的异性之间的情愫，尤其是石红杏对林满江有着既崇拜又暗暗爱慕的情愫，若非这层极为错综复杂的亲情加慕恋之情作祟，石红杏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就充当了林满江用来贪腐与掌权的“白手套”。围绕这“三兄妹”又分别形成了多条不同的人物关系网及叙事线，构成了《人民的财产》小说文本世界里那极为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图谱。曾经有观众评价《大博弈》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称其中的人物“人均八百个心眼子”，这可以被视为直戳小说人物被塑造得极为丰富立体的评价，可谓道出了新时代改革小说人物塑造之精髓与新高度。这样的人物塑造手法，不仅催生了《大博弈》这样的“时代工业史诗”级作品，而且还一以贯之地存在于周梅森在新时代里写作与出版的几部改革小说里面。《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是新时代改革小说、改革文学的三座高峰，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有文艺高峰也必将铸就文艺高峰的高瞻远瞩与殷切的期望，是有着极为切实的来自创作领域的丰硕实绩与极为夯实的现实性基础的。
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乡村土地上所承载的一段革命历史、反映近年国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政策与伟大实践，并且是带有较多的非虚构写作元素的“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写作，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力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里的一些作品，像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等小说，以及并不在该支持计划里的四川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的《乡村志》十卷本、《小镇法官》等小说，就是该类题材与文体特征的作品。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里的重要作品、代表性作品，《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既是长篇小说，又是涵容了很多非虚构写作特质与元素的虚构文体的创作。熊育群在谈及《金墟》的创作时，曾说自己是“想尝试把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而这也“对虚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既要“让虚构无迹可循，让小说真实得像非虚构作品”，又要能够“确保它纯正的小说味”[12]。其实，这是《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三部作品所共有的叙事特征。
王跃文最初曾经想将小说定名为“家谱”，后来才改名为《家山》，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有着相当比重的非虚构、纪实性的元素，家族中很多真人真事都被作家作了艺术加工、写进了小说：像王跃文的伯父辈王楚伟经历了溆浦“敬日事变”（1927年5月）之后回到家乡重建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又组建湘西纵队策应着解放军进入溆浦（1949年4月）。王楚伟于1929年前后组建革命武装时因资金短缺，曾设想过让革命同志扮土匪将他绑票并向其家里勒索银钱，这个真实的素材被王跃文放到了《家山》里，他虚构了两名“土匪”（为革命同志所假扮）闯入修根老儿家打家劫舍的小说情节。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可以从王跃文的创作谈、访谈里窥见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的端倪，而且在其一本散文集《喊山应》里，亦能发现更多的来自作家“家谱”上真实存在的亲人身上所发生的真实的革命历史故事、生活故事。《家山》中作家所写的是二十几年间沙湾与沙湾人的故事（1927—1949年），虽然是以历史之笔为主，却能够将那段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与沙湾人的日常生活融于一体，本身就是对那段历史中沙湾生活现实与革命现实的追溯、追忆与描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王跃文《家山》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是恰如其分的。
笔者曾撰文指出，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与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这三部长篇小说，既是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里堪称代表性作品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又是对“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参考意义，即“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13]，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在新时代里作家对乡土抒写传统作着赓续与当代创化的文艺精品力作，也都具有“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文体特征。作家采取令虚构小说文体与非虚构写作文体两种文体的边界被打破，即两种不同的文体发生交融、创新，创化成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这样一种新的叙事策略，同时也令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本身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生长性特点，这无疑是“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所取得的巨大的成绩。
熊育群为了创作《金墟》，深扎江门生活，实地走访、考察及封闭式写作的时间长达两年。能够将现实中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工作事项——赤坎古镇改造，写得极为鲜活，宛如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是作家到基层与生活中去、作沉浸式创作实践才能够具备的写作特征。作家搜集了大量的非虚构素材，探访搜集到了海外华侨史的大量材料，连当地砌匠砌砖、房屋屋脊如何灰塑等都来自其亲眼的观察。作家亲身参与海上捕鱼作业、熟悉与了解渔民真实的生活，难怪小说中的渔民生活都被写得犹如掺杂着海风以及海水咸涩的味道。作家亲身去探访当地华侨最早漂洋过海谋生的地方，宋元明清时期的通商情况以及极为专业的造船史、航海史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都被作为非虚构素材来加以细致地搜集与整理。
而当代名家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是把精准扶贫题材所必需的纪实性、非虚构性与小说虚构文体特征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作为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的国家战略和伟大创举，精准扶贫题材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大多呈现为非虚构文体类型。像陈涛的《在群山之间》（2021）、贺享雍的《大国扶贫》（2018）及其“精准扶贫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2021），大多采用一种乡村外来者视点。这里所讲的外来者，可能是陈涛《在群山之间》中作者自己作为扶贫干部“第一书记”这样的挂职干部的外来者视点，也有可能是贺享雍“精准扶贫三部曲”中的外来者即作为挂职干部的人物的视点，还有可能是贺享雍《大国扶贫》中作家自身这样的下乡探查与寻访精准扶贫工作成果的外来者的视点。贺享雍“精准扶贫三部曲”尚有一些虚构性文体的特征，而其他精准扶贫题材的写作，大多都是非虚构写作。连欧阳黔森也在其另外一本《黔村行记》中以亲身行记的方式和文体，真切感人地记录了贵州在实现精准扶贫、全面脱贫之后走向乡村全面振兴道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与欧阳黔森的另一本书《黔村行记》在文体上呈现非虚构、纪实类写作特征所不同的是，《莫道君行早》在文体上虽然是小说，但又有着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特质，是作家在以近乎非虚构的形式给大家讲述着关于贵州脱贫致富过程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表现着在这个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乡民的心灵史，讲述通过精准扶贫工作武陵山腹地紫云镇的几个村子所发生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以及这期间围绕着挂职干部、本地干部、兴家致富的村民们的精神风貌。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风貌、人们的精神面貌等，还与当地的盎然风景融为一体。作家兼具对人的风景与自然风景作描写的能力，写风景时也笔法灵动、真切自然，很是有着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景的笔调韵致。欧阳黔森的家乡贵州铜仁在明代以前与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同属沅陵郡，其后铜仁及武陵山主峰梵净山才在行政区划上归入黔地。欧阳黔森与沈从文其实同属于楚文化范畴，也正是由于与沈从文有着同源地域的出生地、故乡、自然人文与文化传统等的渊源，《莫道君行早》中常常可见有着宛如沈从文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一样的段落，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而作家对实地景致所作的这些描写，其中包括红色历史渊源背景的那些地方自然风景的描写，不仅没有影响小说文体的虚构性及故事性等特质，反而给小说文本世界增添了艺术性、文学性的审美特征。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是典型的“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文体样式，对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力作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作家为武陵山腹地所轰轰烈烈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及其所取得的佳绩，绘就了一幅贴近历史现场的画卷，展开了一幅新时代乡村山乡巨变的历史画卷。此前，欧阳黔森就曾为贵州的精准扶贫工作抒写过“精准扶贫三部曲”（2018），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将“精准扶贫”题材与“非虚构小说”连通起来，是其在新时代小说创作上所作出的重要的叙事创新。《莫道君行早》中，作家所采用的是出自乡村内部人物的“内视点”来进行小说叙述，而非采用挂职干部或者其他乡村外来者的视点进行叙述。《莫道君行早》中在人物设置上，作家倒是也设置了几位到乡村挂职的“第一书记”——肖百合、陈国栋、张学勤。欧阳黔森虽然偶尔也会借用挂职干部的“外来者视点”进行小说叙述，但也仅仅是偶尔的借用，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本地乡村干部麻青蒿（主要人物）或者本地人丁香、吴艾草等乡村自有（内部）人员的视点来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所采用的是乡村人物视角、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而非自乡村外部而来的挂职干部或者到乡村作采访的作家的“外来者”的视点。这样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除了麻青蒿、石松涛、龙险峰、熊少斌等主要人物，就连小人物也被作家写得性格与特点都极为立体、形象很鲜活。比如，当地干部治理采矿问题时，牛老五跑到乡政府所闹的一出欲跳楼自杀的闹剧，有关其言行及场景描写，作家所采取的是用内置于乡村的本地及乡村人视点进行叙述，劝解的干部还想出了妙招，即趁势给牛老五送上包子缓解其饥肠辘辘以转移其注意力，从而缓解其与劝解的众人一直闹着对峙的紧张局面，然后再一步步地通过心理战及以理服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外，对于惧内的会计吴艾草与妻子桃花之间朴实自然的乡村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显得极为生动和接地气。
《莫道君行早》既写出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又记录着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乡民的精神面貌与颇为动人的心灵史。在当地“三改”工作中，村主任麻青蒿家里的偏房要先拆，才能带动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但麻青蒿其实也有着常人的情感与心理状态，下定决心先拆自家偏房也要经历一番自我的心理斗争，亦即在他心中集体的“大我”要说服个人的“小我”。当时，麻青蒿坐在这承载着他对过世的老父亲的记忆与深厚感情的偏房里的心理活动、内心种种纠结的状态，作家将其写得很真切自然[14]。在小说前半部分，麻青蒿的前妻丁香跑去镇长熊少斌处搞“自杀”，被麻青蒿喝止住等，于此，作家也将乡村基层工作中村干部及其家属的性格、心理状态等写得活灵活现。而小说后半部分里，麻青蒿与丁香当年闹婚变的原因等也被作为小说的副线叙事，被作家真切感人地写了出来。麻青蒿与丁香两人的情感纠葛故事，就像小说之树的枝叶，将小说所重点表现的扶贫脱贫这一叙事主体即小说的树干加以增补完善，整部小说的叙事也因此而变得完善、变得血肉丰盈起来。在肖百合的撮合下，两人误会解除、再度复合，这也与精准扶贫给当地带来新时代山乡巨变形成互文。富起来的乡村唤回了不少此前外出打工的本地人，丁香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与麻青蒿的复合也是扶贫脱贫工作与新时代山乡巨变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之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道君行早》首版的腰封上印有：“欧阳黔森现实主义长篇新作”“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武夷山腹地的脱贫壮歌”。可以说，这样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
在《莫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用他积累多年的创作经验，妥善地处理非虚构素材与小说作为虚构艺术所天然具备的文体要求。即便描写乡村非虚构的物事，也要积极地考虑与处理好小说文体对故事性、艺术性、审美性及可读性等方面的要求。《莫道君行早》中还表现出与沈从文抒写传统一脉相承的抒情性特征，对乡村风景物事的描写有着让人如身临其境般的美感。比如，有着不说有1000年至少有500年树龄的丁香树与至少有着1300余年历史、全国仅此一棵的紫薇树的千年村，紫薇王与丁香树是这样的样貌：“紫薇王巨大的树冠上盛开出一簇簇血红且透着紫光的花朵，还常有紫云缭绕其间，太阳出来，紫云匍匐在光芒上，洒落在大地上，刹那间，泥土的芬芳溢满时空；丁香树绽放出一团团洁白无瑕的花蕾聚集成莲花般的云朵，月上树梢，清香乘着月色拂面而来，天地间落英缤纷、美如梦境。”[15]这样的描写，不仅让如此美丽的传说和美景引来无数人对千年村这两棵树的极为向往——变得很有说服力，而且还有力地说明了如此神奇的两棵树与如此美妙的景致，其周遭的确是不能被鸡圈、牛圈所包围着。既如此，那么千年村被列入首批“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示范村，就应该更好地处理与解决“美在农家”展新貌的问题。如此来看，这段看似仅仅关于两棵树所形成的美景的描述，其实已经将自沈从文以来的湘黔抒情性文学抒写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以及非虚构素材作了有效融合，并将其融于一体。再加上多年的剧本创作经验的积累，欧阳黔森在写人物对话、描写场景时，都能充分发挥他自身独具的剧本写作的专长，人物对话流畅、不梗阻，并且能够与情节紧密交融。可以说人物对话宛如倾泻而下的瀑布般推动着情节的快速发展。乡村场景哪怕是那些看似没有多少戏剧化冲突的场景也被作家写得生动、灵动，加上内置于乡村内部的本地人视点的运用，能令《莫道君行早》小说文本在大量的非虚构素材之上生发出故事性、虚构性与别具灵动鲜活气息的乡村景象和场景。
在《金墟》创作谈里熊育群提到自己在处理非虚构与虚构的关系时，曾经“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写作生涯中最大的挑战”[16]。其实，欧阳黔森在写作《莫道君行早》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而且他所需要处理的非虚构素材，要比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中的同类素材还要数量更多，也更加难以处理。难能可贵的是，欧阳黔森不仅将非虚构素材与小说，作为与虚构文体和虚构艺术本就有着龃龉、冲突的文体属性及关系处理得非常得当，而且能够避免作家主观性介入写作当中，即避免作家主体过多地介入小说叙事。非虚构写作中，作者通常不会被隐匿，创作主体主观性介入写作之中，是极为常见的。欧阳黔森既能够将创作主体即自己很好地隐匿在非虚构的场景与扶贫故事之中，又能够综合地运用他极为丰厚的剧作写作经验以及其在散文、诗歌等文类写作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将其综合地运用到《莫道君行早》这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写作之中。他在呈现精准扶贫工作及脱贫攻坚历程的第一手的材料与经验、令人读来倍觉如身在历史现场般的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又让这部非虚构小说具备充分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并且具有较为丰沛的艺术性、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自觉追求。此书所表现出的“非虚构的小说”特征的叙事探索，对于在精准扶贫这一题材领域积极地开拓进取、获得重要的叙事创新这一未来创作的趋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启示性价值。
由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的贾平凹的《河山传》也是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力作。可以说，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作家们在各个题材领域都创作出了现实主义文艺精品力作。像高校知识分子写作领域也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精品力作，比如阎真的《如何是好》（2022，湖南文艺出版社）就受到评论界广泛的关注。阎真在2001年就曾经出版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这部在发行量与社会关注度上可谓现象级的作品不仅令阎真一举成名，也令他能够在高校教授写作之路上深耕不辍，为当代文学、“新时代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创作维度。也让“高校知识分子写作”的维度，在文学史中拥有着不容忽视的位置。与《沧浪之水》是“成长主题”长篇小说一致，《如何是好》是表现新时代里年轻人成长叙事的长篇小说。这部33.6万字体量并且被称为“女版的《沧浪之水》”的小说，虽说同样是作成长主题的书写，却表现出新时代话语建构的典型特征：“《如何是好》更多地呈现新时代青年人成长叙事的艺术特征，并且在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打开方式上，彰显出作家所作很多独到的探索与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写作实践。”[17]
新时代里，在长篇小说领域中还有很多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像茅奖作家刘醒龙的“青铜三部曲”的前两部《蟠虺》《听漏》，立足海洋题材历史中国叙事的、作为“北方”抒写力作的赵德发的《大海风》（2025，作家出版社）等。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出作家在作跟既往的长篇小说写作所不同的叙事创新，在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两创”主题的创作。而且，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抒写格外值得关注与加以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真正全面集中并大规模地进行传统文化书写，主要体现在文化自信和理论意识更新之后的新时代长篇小说领域。”[18]
（二）“新时代文学”题材与文体的文化传承路径及 “两创” 实践
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有着“文化自信”与“理论意识更新”的前提基础，较之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任何时段，新时代长篇小说领域里作家们都要更积极、更强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抒写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新时代里在创作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是对传统文化作“真正全面并大规模地”抒写。产生如此显著的“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创新性叙事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有论者所言：“新时代以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系列新的文化主张与文化逻辑彻底地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令人豁然开朗地在心中涌起一股文化创造的自信力，并凝聚成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共识。”[19]
新时代里，作家们普遍地表现出能够更好地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资源，其创作表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的典型特征。如何以创作实践践行“两创”、如何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资源更好地实现当代转化，这业已成为新时代作家创作时所自觉承载与肩负的责任。
新时代中，莫言、贾平凹等经典作家与在改革开放时代里成长与成名的先锋派作家，表现出“新时代文学”创作再出发的典型特征。他们常常在深化与重构现实性文学叙事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代转化等方面，作出文体探索与叙事创新并写出了备受瞩目的新作品。比如，莫言2017年迄今的新作品（如其几篇短篇小说与最为晚近的话剧剧本《鳄鱼》）、贾平凹的《河山传》《消息》与余华的《文城》等。
1985年前后曾经兴盛一时并迅速隐去的“先锋派”文学，虽因过于追求叙事技巧乃至陷于凌空虚蹈的叙事游戏而终结了这场叙事实验，但其所作的叙事探索所形成的文学经验，还是为此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并产生长久的影响。在新世纪和新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此前的先锋派作家不断地作出自我调适，重新调整他们的创作及其文学写作与现实表达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在新世纪和新时代里其在创作上重新出发、创作上新的续航的可能性。那些不能成功地转型、续航的先锋派作家，大多在文坛上逐渐地身影暗淡乃至基本上不再进行文学创作了；而能够成功转型、续航和再出发的作家，往往是那些能够实现先锋文学经验的重构，并且在文学反映现实的问题上作了重新审视与调整的作家。到了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里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凡是能够不断地重构着自己的文学经验、继续作出中国化和本土化创作实践探索的，其人其创作皆表现出一种“新时代先锋派转型作家的再出发”的典型现象。
在《文城》之前，余华的《第七天》（2013）出版。与《第七天》相较，余华此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2006）则显得更加地不被读者和评论界所接受，甚至爆发过“给余华‘拔牙’”的大讨论，批判性的意见远远地多于肯定性的意见。《第七天》中余华在创作风格与写法上作了一些调整，然而依然有着自《兄弟》发展而来的、并与之一脉相承的创作指征。可以说，余华其时虽已作了很多调整甚至是回调，但所取得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延续其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表和出版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堪称“神话”作品的写作余绪。《兄弟》并非作家成功转型和续航所写出的作品，至多不过是在当时的时代思潮、出版运作机制之下，作家觉得是应和了市场需求而“文学生产”出了这样一部长篇，但其实无论对其自己的创作转型而言还是对于读者需求来说都不属于成功的作品。此后其又经历了《第七天》中所作的继续探索与调适，到《文城》（2021）中的再探索，虽然依然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总的来说《文城》得到的肯定性评价还是要更多一些。
其实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将长篇小说《文城》与余华此前的小说作互文性解读和研究，比如《文城》远比《兄弟》《第七天》更加接续其此前所开创的“苦难中的温情”叙事脉络。不仅如此，《文城》要比余华此前的所有作品更加回调至赓续传统的层面。在《文城》中余华很注重表现小美和林祥福身上属于普通人的那种生命的坚韧、吃苦耐劳的美好等传统品格，注意表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与中华民族传承了千百年的坚韧、吃苦耐劳、舍己利人等闪光的品性。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读者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文城》的结构，小说由“正篇”（从林祥福角度写）与“补篇”（从离家出走后的小美的角度写）构成。有人认为正篇与补篇的故事的叙事线应该被拆散了、放在一起作穿插性叙事，似乎只有这样做，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先锋余华”及先锋写作应该有的样子。虽然余华曾从技术层面解释过他是尝试过将林祥福和小美的故事加以穿插即并行来展开叙事的，但这样做的话就“马上发现两条线索无法穿插……如果把两边的故事切碎了交叉来写，很难做到”“交叉以后会在叙述里显得磕磕绊绊”[20]。其实，这只是作家从技术层面作出的解释，更为深层的方面，可能是作家本人也没有考虑过的原因，即新时代里的他已经无法回到先锋写作的老路上去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品格所作的书写、表现与传承，这既是时代语境投射在他身上所形成的投影，更是作家本人在作了很多颇为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努力地回调、转型、续航与再出发努力的一种结果。
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2013，作家出版社），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了调整，这些都是相对于其此前写作姿态的调整与转型，这样现实性的增强和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相呼应，都是作家所作的先锋姿态的回撤与于新时代里写作再出发的一种尝试。他的这部再出发之作，与其此前的创作并非割裂的，而是保持着其写作上的连续性以及独属于他本人的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性——这也是经典之所以能够产生的重要原因与关键性因素所在。在《黄雀记》中，苏童延续了其既往的香椿树街写作母题，继续重构一以贯之的“南方”叙事美学，这是作家在其熟悉并且已经形成其独有风格、业已卓有成就的写作领域里，自我革新、自我创新、自我调适之后再出发的具体体现。即便在《黄雀记》中还有不少为读者所熟悉的元素，比如香椿树街叙事母题与“南方”叙事诗学等，但与此前创作相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旧的写作元素与新的社会现实碰撞并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作家在赓续传承自身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再度将现实与原创性要素融合、淬炼，在美学意蕴等很多方面都对中国古典的意象美学等作着传承赓续与新的创化生成。在《黄雀记》中，“意象化的叙事语式”依然明显而且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但由于“与新的社会现实和作家新的艺术探索相遇与重组”，从而“展现出较为清新的面貌和气息”[21]。是故，也可以说，在《黄雀记》中，苏童“完成了对业已习惯的写作领域的自我挑战和对旧有写作范式的再度超越。《黄雀记》昭示出一个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能力，也显示出苏童未来的写作之路和写作图景”[22]。其实，《黄雀记》所昭示出的不仅是苏童未来的写作之路与写作图景，可能也代表着作家作先锋转型与再出发的一种可能性。
当年代表性的先锋作家转型、续航并在新时代再出发的作家还有多位，例如叶兆言及其著作《璩家花园》。叶兆言家学渊源与素养深厚，也一直在做着写作上再出发的努力与尝试。虽然很多评论家、学者注意到了《璩家花园》与《南京传》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作家笔耕不辍、始终在做着转型与再出发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说，叶兆言《璩家花园》是其在自1980年尤其是1985年以来整个创作历程所积累的丰厚的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可贵收获。其在叙事上作了诸多创新性的探索，将世情传统、家族叙事、史传传奇笔法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与创作维度，但其实叶兆言创作的雅正、文气、文化传统和家学文脉，一直令其在先锋派及先锋派转型的作家里面独具特色。而其《璩家花园》也在一众当年的先锋派转型后所创作出的作品里别具叶氏风格。《璩家花园》是先锋作家在新时代里创作上“再出发”的典型文本，反线性时间顺序叙事（前六章是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的“连续滑行”式叙事）、物象互文（费教授日记的遗失与小说主体叙事构成互文）等，都很有创意。而对市井烟火气等的表现则赓续文化传统，展现出先锋与传统融合的叙事手法。小说处处都显示出作家为南京这座城市而写作的文学地理学与文化意义，细节考证严谨，将南京城市空间叙事升华为文化记忆。可以说，这部作品提供了宛若老照片生活影像的小说叙事、散文笔法及语言底色，承续史传、传奇文体传统，有着说书人的在场感与“说话”文化传统的影子，轻易地就能够将读者带入叙事情境中。
新时代里，与先锋转型后再出发的作家相比，对于一直从事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作家，其在文化传承、“两创”方面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像陈彦的“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其中《主角》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星空与半棵树》等作品，都是作家着重对戏曲艺术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着赓续传承和当代转化的作品。《星空与半棵树》题材与故事的抒写无不表现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肩负起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责任”（周梅森语）这样一种自觉的时代责任担当。小说讲述了一个好读耐读的故事、一个令人深入思考的故事，陈彦为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找到了恰当的叙述方式，塑造了安北斗、温如风、草泽明等多位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形成一个由杨艳梅、花如屏、南归雁、牛栏山等人物所组成的丰赡维度的民间人物列传式的形象谱系。反面人物孙铁锤与算不上正面人物的蔡表舅等，也被写得鲜活生动、在文本故事空间里栩栩如生地立了起来。《星空与半棵树》中，陈彦在此前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继续作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的探索。既表现出强有力的创新性探索精神，又服膺于作家本人在《后记》中所说的创作旨归，即小说“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小说中作家对地域性书写所作的强化与对中国精神所作的表达，同样是值得深挖的方面。
在《星空与半棵树》中作家所写的北斗村这样一个乡村熟人社会里，好人温如风在与邻居孙铁锤共有的老树被孙铁锤伙同人倒卖后，在温如风苦苦寻求此事能够获得公平正义解决的过程中，在何首魁等人的不作为甚至是助长违法行为及后续歪风邪气滋生的过程中，村痞孙铁锤怎么从一个小贪小坏的人逐渐演变为一个村霸，甚至戕害了数位村人的性命、伤及百十人众，而且还干出了偷偷将村里要立的石佛像弄成了孙家祖孙三人样貌的勾当。从精神与北斗村文化传承的层面，孙铁锤做出了极为令人不齿的、令全北斗村人都无法接受的恶事。孙铁锤已经不是温如风一个人生命历程里的“暗夜”，全北斗村人都在恶霸孙铁锤的“暗夜”的笼罩下饱受戕害。在这暗夜里，谁是那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呢？与其说是温如风那坚持不懈、顽强不屈的上访精神，倒不如说每逢温如风上访，安北斗就动身去劝回温如风，并在一次次劝回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温如风的同情之心，甚至会找人编剧演绎半棵树的故事以期获得温如风冤屈和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在保护温如风等方面，安北斗做出了诸多的良心之举。此外，北斗村的民办教师草泽明，也是能够代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带有象征意义的人物。陈彦以《星空与半棵树》来既为弱者发声，又有一条重要的启示：这部小说所作的抒写，十分契合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世态人心的重建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价值层面作继承赓续的创作旨归。这可能要比带探案意味的何首魁破案、比善恶有报的盗树获罚故事本身，还尤为值得我们重视。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而像刘醒龙“青铜三部曲”的《蟠虺》（2014）、《听漏》（2024），尤其是第二部《听漏》“在文化传承视阈中围绕青铜重器与研究青铜重器的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重塑、建构等所展开的文学书写”，是具备双重意义和维度上的“传承”意义。其一是对刘醒龙的创作历程来说，《听漏》具有自我“传承”和赓续的意义；其二是“对于新时代文学而言，这部小说显示出新时代文学的话语建构的叙事特色。《听漏》在写作技法上更加纯熟，也更加中国化和具有中国气派，其本土化的叙事手法与悬疑推理叙事体系，合力构成繁盛茂密的‘小说的丛林’，堪称一部‘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不仅表现出作家在创作上所作的自我赓续创新，更体现着当代作家在切实践行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创作实践当中所作的探索创新。其在青铜重器、文化传承与当代知识分子品格建构方面所作的思考，无疑都给新时代文学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参鉴的价值意义。”[23]
（三）历史叙事作品的“新时代文艺”表征与话语建构实践
这包括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与抒写历史记忆的长篇小说，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里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又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与邱华栋的《空城纪》等。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暂不赘述，这里主要提及的是或多或少地建基于非虚构素材基础之上的虚构小说文体的创作。
将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加以融合来写作，是如《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等作品所共有的叙事特征。相较而言，《家山》的历史之笔显得更为重要、不可或缺。《家山》的非虚构性特征首先就体现在这部作品原名《家谱》，即小说中的故事在作者的家谱上大多有着人物原型与事件的原型，像《家山》中革命者陈齐峰的原型、革命者陈劭夫的原型、“乡约老爷”桃香的原型，分别是作家伯父辈的王楚伟、祖辈王禹夫与其自己的祖母。在《家山》中，王跃文以家乡湖南溆浦为原型，虚构了湖南乡村一个叫沙湾的地方，以历史之笔回溯在20世纪上半叶、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所发生的故事，这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历史进程所作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与极为生动的文学还原，也同时全面地反映当时中国乡村生活的图景。作家将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作了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小说的尾声，佑德公的女儿贞一回乡省亲便留了下来，贞一在写给女儿念梓的信中写有“勿忘故土，勿忘家山”之语，从而点题，将“家山”、中华大地所哺育出的儿女皆受“家山”庇护这一主题表达了出来。小说全篇也将自古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家国情怀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出版后获得一系列殊荣，2022年10月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图书类），2023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并且被认为是实现了“新时代‘革命史诗’小说话语新建构”[24]。《千里江山图》是作家在作新时代革命历史叙事话语建构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对在新时代里如何赓续传承“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叙事、对如何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叙事话语的重构，作了极为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有研究者指出：“对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探索融合了作者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先锋小说等多重艺术资源的重构与转化”[25]。
2024年7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名作家邱华栋的《空城纪》，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堪称一部“探源中华文明渊源的历史中国叙事”[26]的典型文本。当时邱华栋业已出版15部长篇小说、2部非虚构著作，写有中短篇小说200余篇，各类单行本计80多种、总创作字数达到1000余万字。在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的基础之上，《空城纪》中作家将古时西域故事、“通西域”的故事与今人对古城遗址的探访打通，将历史与现实叙事勾连起来，在一种非常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西域各部族的历史和故事娓娓道来。无数故事与场景的还原令人产生犹如身在历史现场的阅读感受，阅读代入感很强，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很适合当今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与往往只能作“碎片化阅读”的新型阅读方式。
2025年1月，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55万字的体量篇幅，“叙事恢宏阔大，兼具历史、传统、民间性和文化与民族品格的赓续传承等方面的价值意义”“《大海风》堪称一部立足海洋题材历史中国叙事的、相当优秀的‘北方’书写的力作”；也可以说，“它是一部以北方和海洋叙事为典型特征的历史中国叙事的典型文本”，兼具文学地理学意义和地方文化记忆[27]。程晖长篇小说新作《进贤仓》，2025年12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40万字体量篇幅的小说，则是程晖立足进贤仓和江西本地的历史中国叙事的典型作品。《进贤仓》采用的是拟章回体小说的体例，是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叙事传统的赓续传承与创新转化之作。另外，像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则是对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通俗小说中的重要一支历史小说，作了赓续传承与新的发展，是当代的更是新时代里的创化生成。
（四）非传统题材文艺作品的现实主义书写维度的深化
比如悬疑推理小说等类型小说，也体现出作家在现实性文学叙事方面作出深化与重构的艺术特征。蔡骏被称为“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第一人”，在《一千万人的密室》中他将悬疑推理作了本土化改造，并将其与纯文学、现实主义加以融合。
2023年3月蔡骏的悬疑推理长篇小说《谎言之子》出版，堪称一部“抵近现实的悬疑套索与三副面具下的谎言人生”[28]的可对《谎言之子》与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千万人的密室》作互文性考察，两部作品皆能彰显出在原本属于类型小说的悬疑推理类小说中，作家是如何做着深化与重构现实主义书写维度的努力，努力做着中国化、本土化的叙事改造。在文本结构上，《谎言之子》中作家采用了“阳面”“阴面”双线叙事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呈现了悬疑推理类型小说作家由实向虚（将社会生活中所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加以艺术虚构写成小说，即将冒名顶替上大学由此篡改了当事人的命运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后续悲剧写入小说）、由虚化实（很“实”的现实性题材、素材在被转化纳入小说时，需要作家作相当程度上的艺术虚构，才能褪去现实素材的朴拙与纯客观自然面目的原初属性）的能力。《谎言之子》继续表现出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的丰赡维度及新探索，可被视为蔡骏将悬疑推理类型小说作中国化、本土化叙事改造的丰硕成果。
与以蔡骏为代表的中国悬疑推理作家的悬疑推理小说联系考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可以形成互文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会在创作中有着对悬疑推理叙事手法的精妙使用。比如刘醒龙的小说尤其是其近年的小说。2018年刘醒龙所发表、出版的《黄冈秘卷》，看似是家族叙事刘醒龙2018年发表、出版的《黄冈秘卷》，看似是家族叙事与书写地方文化记忆的小说，但已有着很明显的“悬疑之书”[29]的端倪；更加地具备突出的悬疑推理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的是“青铜三部曲”的前两部《蟠虺》《听漏》，尤其是《听漏》，具备“繁复细密的悬疑推理叙事结构”并且构建起“以人物为悬疑载体”“以‘物’为悬疑载体的强大的悬疑叙事体系”[30]。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着不同创作题材、写作风格的作家，在新时代里会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性维度上的叙事探索，也表现出其互相汲取、互有裨益这一经验互鉴的特质。
（五）新时代非虚构写作的题材拓展与文体价值
近些年，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一度形成写作潮流。其中，素有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主战场的“文艺轻骑兵”之称的扶贫题材纪实（报告）文学，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31]的要求与时代精神相一致，在创作（乃至评论）领域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因其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在场性、亲历性等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而且在文体兼容性和拓新性、可生长性等方面也都令这种题材的写作呈现浓厚的时代性、现实性，呈现“非虚构扶贫文学写作”的创新维度与可能面向。
《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是欧阳黔森所创作的“精准扶贫三部曲”，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第3期和第9期皆以头条发表。第一部中作家以感人的笔触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曾亲临花茂视察、并一直关怀着花茂的发展，花茂地区实现了脱贫、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今昔巨变。第二部里作家在对习仲勋同志那感人历史故事的回溯与叙写中，将海雀村脱贫的历史生动真切地呈现出来。第三部中作家书写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万山所经历的犹如凤凰涅槃般的脱贫致富的历史进程，读者无不为之所触动。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2022年12月，作家出版社），作家采用了“非虚构小说”这样一种创新性的小说体式，写出了武陵山腹地扶贫脱贫所发生的山乡巨变、展现了一幅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宏伟历史的巨幅画卷。2024年3月出版的《黔村行记》，则是以行记文体的体式，成为反映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的非虚构写作的典型文本，令当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图景更加地鲜明突出与真实可感，以非虚构写作形式书写了有关贵州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史诗。
原发《中国作家》2018年第5期的《大国扶贫》，系四川作家贺享雍的非虚构扶贫文学作品，同期也推出了单行本。贺享雍还出版了《小镇法官》等具备精准扶贫非虚构写作特征的小说，延续其能以内置于乡村内部的“内视点”来进行相关题材创作的典型特征。2018年11月，湖南籍土家族作家彭学明的非虚构扶贫文学长篇《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出版。该书腰封上的荐语同时契合了“精准扶贫”“不忘初心”等关键词：“全景聚焦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首倡地”“湖南籍著名作家彭学明浓情书写中国精准扶贫村级样本”“真实展现红色热土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画卷”。而在众多到乡村挂职的“第一书记”那里，他们的日志式记录，是对精准扶贫历史现场与文学现场的最好的还原与记录。2021年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出版，此即其在甘南冶力关镇挂职“第一书记”期间所写，是在其挂职甘南从事精准扶贫工作两年的时间里写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六）新时代散文创作的特质呈现与艺术表征
“新时代文学”创作领域里，散文写作也取得了突出的创作实绩。销量可观并且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只是散文作家李娟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一。李娟的散文写作几乎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有着较为突出的对于地域性文化的表现。
再比如耿立的散文写作也极具特色，他尤其擅长写作历史散文和熔铸了个人成长经历与生命体验的散文。其散文观重视散文的精神高度、精神含量，他的历史散文具有“以青苍的文字，走向汗青竹简的郁郁”[32]的突出特征。其散文集有《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你关不上大海》等。耿立意在构建新时代散文的写作伦理，在散文中他注重体现一种沉郁的力量之美。在其散文世界里，既有对承载了童年、少年记忆的鲁西故乡的书写，又有着对其迁居珠海之后给他带来新的灵感与生命体验的岭南的探索与呈现，还有着他从未忽视的对于历史维度的、非虚构历史素材与故事的表现和打开。耿立的散文兼具非虚构写作、散文与小说叙事手法混融的文体兼容性、突显一种宛如暗夜里的灯盏烛光般的沉郁力量之美等特征。在艺术上很难寻得突破的当代散文格局里，耿立一直在默默地探索一种新的散文话语方式，他的散文平实而不平淡，淡定却不隐逸，面对人生之境与历史之境，永远有他自己的坚韧沉郁与不可忽视的力量担当。这是在新时代里耿立一直在默默地探索散文叙事话语体系构建、一直在追寻新时代散文写作伦理的一个突出表现。
新时代散文写作领域，也表现出“新时代文学”所特有的特质与艺术特征，这是需要关注的重要的创作现象。同时，也需要将“新时代文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反观新时代散文创作，需要发现并且重视新时代散文叙事话语体系的构建，这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里面的重要一翼。
（七）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两创”表征与传承价值
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倡导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相继启动。其所支持的项目，有很多是乡土题材领域的作品，像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等作品，皆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里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文学志书的书写特征，于其中作家将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加以有效融合，使得虚构小说文体亦能很好地兼容非虚构写作特征。其在文化传承上，对“十七年”柳青文学传统、“山乡巨变”创作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研究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33]。
（八）诗歌与网络文学中的“新时代文艺”新气象
新时代的诗歌创作领域，不仅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传统诗学、五四新诗传统的赓续传承，而且还成为新大众文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余秀华、陈年喜、王计兵等“素人作者”的写作，不仅进入了为大众所关注的视野，而且成为新时代诗歌创作领域最为突出的代表，表现出当代性、当下性、真实性、媒介助力等典型特征。[34]
近年，网络文学创作呈现井喷的创作态势，此现象已经不容忽视，而网络文学领域也是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新气象的创作领域之一。或可以说，网络文学是最具备“新大众文艺”创作特征的领域。以“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为方法、视域的网络文学研究，也渐呈喷涌而出的态势。如前文所述，“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新时代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频共振的，二者互相激发与互相生发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
“新时代文学”何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愈来愈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曾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推文，比如，《杨义“还原学”的文学方法论意义与文化意义》（朱寿桐）、《当代文学“文献学转向”中的“目录学”尝试》（张光芒），都是以文学研究的某种方法、方法论来探讨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同时，亦不乏有学术会议将主题与议题确定为对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的回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文学研究、“新时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跟1985年时所讲的“方法论”并不是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讨论，跟当时的时代思潮紧密联系着；本文所述作为创作实践与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是与“新时代文学”思潮、文艺主潮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家的文艺政策等紧密联系着的。
作为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其实指的就是“新时代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围绕“新时代文学”（及整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作怎样的话语建构与中国叙事话语体系的构建工作？这是需要对“新时代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作出探讨的。当代文学学科领域的“新时代文学”研究，既是指对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学创作所作的研究，又是指身处新时代的文学批评者、文学研究者，对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其中，对“新时代文学”各个题材领域、文体类别加以研究，是“新时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文学”研究应该具备问题与方法的意识，总结与发现有哪些研究论题、研究命题较为有研究价值。可以说，“新时代文学”研究论题选择的路径与方法有哪些，可能是面对“新时代文学”丰赡的创作实绩的研究者所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以下路径与方法，可以提供借鉴与参考价值。
第一，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科研（科技）相关理论主张、讲话精神加以深入学习的重要性。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和不断地攀登文艺高峰的要求。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还有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与新近召开的四中全会（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的讲话精神等系列讲话以及治国方略，已经形成了体系完备、立意高远、可操作性很强的、系统的理论思想与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对于“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文学研究领域与“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对于当下而言，“新时代文学”批评从业者亦即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须将以上这些理论主张真正地贯彻到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实践当中去。文学研究者如果继续固守在旧有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里面走不出来，那么就会发现较之“新时代文学”创作，自己的研究已经呈现较为严重的滞后状态，亦即研究会落后于“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解决的办法，是“新时代文学”研究者先要实现自我革新，敢于与旧有的话语方式、滞后的研究方式告别，从旧有的启蒙理性的研究范式中走出来，以“新时代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方能紧紧地跟上“新时代文学”中作家的创作步伐。
第二，宜关注来自国家层面的创作支持项目、创作支持计划，其所支持的“新时代文学”创作，新作频出，佳绩突出。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2年7月31日）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2022年8月1日）相继启动。其所支持的作家创作项目，数量呈现不断地增加与扩充的趋势。这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以这两个创作计划所纳入的项目（长篇小说作品）为中心，加大对新时代以来文学创作的研究力度，这还是一个尚待开掘的极为宽广的研究领域。
第三，对新时代乡土文学加以研究，亟须加强与开拓新的角度与维度。比如，类似《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35]这样的维度和研究成果，就很有创新性。又如，从“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的当代转化”的角度研究新时代乡土小说[36]，亦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角度。以扶贫脱贫、精准扶贫后全面脱贫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等为主题的创作，已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维度。如何对这些作品加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亟须开拓新的研究角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领域，评论者与研究者应该及时地跟上作家创作实践的步伐并加以有效地引领。
第四，“新时代文学”之新的人民性写作、新大众文艺等，都具有“新时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性。像《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37]《“十七年”杜甫研究与杜甫主题小说创作的互文性考察》[38]《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与大众文化生活》[39]等这样的论题，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性文学研究的前沿视野。而以“新大众文艺”为核心论题的研究成果，往往会被集结成专栏文章，即以“新大众文艺”专栏的形式出现，比如，《“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40]《“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重构》[41]《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经典热”：媒介动因和创造性转化》[42]等。
第五，对“新时代文学”作文化传承、“两创”层面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研究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涌现。比如，以莫言与贾平凹近年具有笔记体特征的小说创作为例证所作的研究成果《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43]、网络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面向及实践路径》[44]、戏剧剧本的研究成果《“儒林叙事”的当代转化——由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引发的思考》[45]等，还有如《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46]《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当代建构——论迟子建小说的思想与审美意义》[47]《新时代长篇小说与“诗稗互文”传统的当代转化》[48]《论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宗璞小说创作》[49]《“说话”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建构》[50]《中国当代作家的“古典认同”与当代文学的“古典性”——以王安忆、苏童和毕飞宇的创作为例证》[51]《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传承与创新——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52]《新时代小说与“人境”诗学的当代转化》[53]等这样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分别从新时代小说、网络文学、戏剧等题材领域，以及从作家论角度乃至对整个新时代长篇小说加以研究的角度，来对“新时代文学”创作领域所呈现的文化传承“两创”创作现象加以研究。
第六，对新时代长篇小说力作加以研究，是“新时代文学”研究较为重要的研究维度，亟须加强。比如，《双重“文城”：余华〈文城〉的重大转折及叙事分析》[54]，研究者在众多《文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新意，从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基因的角度，立足文本分析，既精妙地运用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又能与中国古代文论打通，令其成为余华研究与《文城》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又如《开阔与茂密：风格、叙事动能、主题——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55]，在众多的评论和研究《听漏》的成果当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突出价值，显示出兼擅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散文写作的名学者、名评论家在对新时代长篇小说力作加以研究的时候，其所表现出的突出的研究能力。其所选取的研究角度与维度，为《听漏》研究、刘醒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同样是名学者、评论家所作的《老树繁花“闪耀的韵致”和迷津——〈繁花〉审视世界的方式及其他》[56]在众多已有的《繁花》评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研究者也审慎、理性地提出了其对于该长篇小说所作的省思，这样的省思自然也是建基于学术性的、学理性基础之上的。再如，《新时代“革命史诗”小说话语新建构——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57]等。从“新时代文学”视阈作新时代作家的作家论研究，也是可取的维度，可视为“新时代文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之一，像《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当代建构——论迟子建小说的思想与审美意义》[58]《从新时代文学视阈管窥徐则臣的小说创作》[59]皆是这样的研究成果。还可作贾平凹的创作论、莫言的创作论、苏童的创作论、迟子建的创作论、艾伟的创作论等这样的作家创作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文学”视阈也为作家作品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比如《汪曾祺的民间文学研究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60]。
第七，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亟须开掘符合“新时代文艺”政策、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维度。像《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实践——论新华文学中的中国粤文化再现与建构》[61]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粤文化元素作出梳理总结与研究，就极具对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实践的研究价值，是很好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家比如张翎、陈河的长篇近作代表作加以研究，也是可取的角度，像陈河的长篇小说《误入孤城》作为首部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颇具研究价值。
第八，重视跨媒介研究、文学“副文本”研究，也是“新时代文学”研究可采取的较好的路径与方法，但须注意研究仍然要以文学作为基点。比如，《〈山乡巨变〉图像阐释的艺术在场性》[62]《“影以载道”：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兼论“文以载道”的当代转化》[63]等研究成果。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是跨媒介文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文学“副文本”研究的成果。而对于文学副文本的研究也是“新时代文学”研究的可取维度，比如《新世纪长诗写作的“自注”现象论析》[64]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文学副文本研究的很好的成果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副文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根基与立论的基础依然是文学，远离文学、偏离文学的研究就偏离、跨越出了文学研究类的范畴，自然应另当别论了。
第九，网络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研究当中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维度。像《网络文学中神话志怪传统的当代传承与创新研究》[65]《论网络文学的强国叙事》[66]《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出海及海外传播实践》[67]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以“新时代文学”作为研究方法的网络文学研究的成果，对新时代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极具启发性与参考价值。
第十，在诗歌研究与散文研究方面，“新时代文学”作为研究方法，亟须开拓与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从“文化传承”“两创”“新大众文艺”等维度，皆可形成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比如《“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68]《“超越境界”的发现与建构——21世纪新诗对“境界”传统的当代转化》[69]《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与新变——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为观察点》[70]等研究成果，都为新时代诗歌研究、散文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角度与维度。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对其他文类的研究相比，数量明显地偏少，亟需加强研究力度。
第十一，史料研究，同样可以“新时代文学”作为方法，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角度与维度。较之其他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以“新时代文学”作为研究方法方面，还是显得相对薄弱、开掘不够。新时代学者在做史料研究方面，亟须加强以“新时代文学”作为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阈的维度。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创新性。比如，《学科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71]《关于当代文学史料发掘与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72]《当代文学期刊与文体嬗变关系研究》[73]《赵树理的文类选择：从新文学到民间文艺》[74]《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理论视野》[75]等。
第十二，科幻文学作为一种重要文类，宜以“新时代文学”作为方法，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角度与维度。像《冬眠者何以醒来——“三体”系列中的科幻小说未来想象机制》[76]《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转型与新奇叙事诗学建构》[77]等论文，具备学科前沿性研究学术价值，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颇具启发性。
新时代里，时代召唤着我们砥砺前行，勇攀高峰。新时代文艺高峰的铸就，既需要作家不断地提供丰硕的创作成果，也需要研究者们持续地加大研究的力度。二者紧密结合，共同形塑出作为创作实践与研究方法的“新时代文学”的崭新样貌。
注释：
[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14/ content_5660780.htm。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第32页。
[3] 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24，第48—49页。
[4] 张光芒：《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5] 谭好哲：《在主体性、原创性追求中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6][7][8] 尹林：《〈当代〉与改革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社会史的视角》，《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9] 周梅森：《周梅森谈〈大博弈〉：一个酝酿了12年的中国制造故事》，《综艺报》2022年11月20日。
[10] 参见周梅森语。参见许晓青、蒋芳《从〈人民的名义〉到〈人民的财产〉——专访作家周梅森》，《新华每日电讯》，2021 年12 月10 日，第015版。
[11] 有关中国小说传统里长篇小说“树状”“块茎状”结构模式的研究与分析，可参见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12] 熊育群：《挑战与超越》，《文艺报》2023年3月24日。
[13] 刘艳：《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14][15]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98—99、7页。
[16] 熊育群：《挑战与超越》，《文艺报》2023年3月24日。
[17] 刘艳：《时代青年人的成长叙事与现实主义的打开方式——以阎真长篇小说〈如何是好〉为中心的思考》，《东吴学术》2023年第6期。
[18][19] 张光芒：《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20] 参见余华：《只要我还在写作就进不了“安全区”》，澎湃新闻2021年4月20日。
[21] 刘艳：《论新时代先锋派转型作家的再出发》，《文艺论坛》2022年第6期。
[22] 刘艳：《“南方”的重构与先锋的续航——兼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3] 刘艳：《文化传承视阈中的〈听漏〉及其叙事探索》，《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4期。
[24] 吴昊：《新时代“革命史诗”小说话语新建构——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25] 惠雁冰：《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传承与创新——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26] 参见刘艳：《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叙事——以邱华栋〈空城纪〉为例证的思考》，《小说评论》2025年第2期。
[27] 刘艳语。参见朱禹同《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研讨会纪要》，《百家评论》2025年第3期。
[28] 刘艳：《抵近现实的悬疑套索与三副面具下的谎言人生——评蔡骏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谎言之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29] 郭洪雷：《悬疑其表，隐喻其里——评刘醒龙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30] 刘艳：《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的叙事新变——以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为例证的思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3页。
[32] 刘艳：《以青苍的文字，走向汗青竹简的郁郁——从耿立的历史散文说起》，《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
[33] 刘艳：《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34] 参见张清华：《“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35] 王仁宝：《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
[36] 史鸣威：《新时代乡土小说与传统道德价值的当代转化————以〈家山〉〈金墟〉〈河山传〉为论述中心》，《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37] 李遇春：《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38] 唐蕾：《“十七年”杜甫研究与杜甫主题小说创作的互文性考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39] 尹林：《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与大众文化生活》，《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40] 张清华：《“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41] 罗长青：《“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重构》，《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42] 李玮：《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经典热”：媒介动因和创造性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43] 谢尚发：《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44] 王婉波：《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面向及实践路径》，《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45] 张世维：《“儒林叙事”的当代转化——由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引发的思考》，《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46] 张光芒：《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47] 贺仲明：《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当代建构——论迟子建小说的思想与审美意义》，《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48] 朱一帆：《新时代长篇小说与“诗稗互文”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49] 孙先科：《论传统文化视阈中的宗璞小说创作》，《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50] 颜水生：《“说话”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建构》，《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51] 徐阿兵：《中国当代作家的“古典认同”与当代文学的“古典性”——以王安忆、苏童和毕飞宇的创作为例证》，《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52] 惠雁冰：《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话语的传承与创新——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53] 马佳娜：《新时代小说与“人境”诗学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54] 刘旭：《双重“文城”：余华〈文城〉的重大转折及叙事分析》，《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55] 南帆：《开阔与茂密：风格、叙事动能、主题——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56] 王宏图：《老树繁花“闪耀的韵致”和迷津——〈繁花〉审视世界的方式及其他》，《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57] 吴昊：《新时代“革命史诗”小说话语新建构——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58] 贺仲明：《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当代建构——论迟子建小说的思想与审美意义》，《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59] 郝敬波：《从新时代文学视阈管窥徐则臣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60] 窦金龙：《汪曾祺的民间文学研究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61] 朱崇科：《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实践——论新华文学中的中国粤文化再现与建构》，《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62] 卓今：《〈山乡巨变〉图像阐释的艺术在场性》，《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63] 徐兆寿：《“影以载道”：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兼论“文以载道”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64] 张立群：《新世纪长诗写作的“自注”现象论析》，《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65] 王姝：《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出海及海外传播实践》，《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66] 贺予飞：《论网络文学的强国叙事》，《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67] 王婉波：《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出海及海外传播实践》，《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68] 张清华：《“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69] 罗小凤：《“超越境界”的发现与建构——论21世纪新诗对“境界”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70] 陈剑晖：《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与新变——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为观察点》，《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71] 斯炎伟：《学科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72] 张均：《关于当代文学史料发掘与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73] 黄发有：《当代文学期刊与文体嬗变关系研究》，《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74] 张霖：《赵树理的文类选择：从新文学到民间文艺》，《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
[75] 程光炜：《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理论视野》，《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76] 陈舒劼：《冬眠者何以醒来——“三体”系列中的科幻小说未来想象机制》，《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77] 詹玲：《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转型与新奇叙事诗学建构》，《文学评论》2025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