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阎刚长期生活、工作在鄂西土家族聚居区，他聚焦湖北清江小镇“河口”的新作《水土能服》，将20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希望，凝练于鄂西小镇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之中。小说以宋一刚、吴新、郑联生、姚玉蓉、王会珍等一批小镇青年的命运轨迹为主线，通过他们的成长与抉择，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交织中，细腻铺展改革浪潮下乡土社会的转型图景。作品凭借深厚的历史质感、多维的人物塑造和丰富的意象系统，实现了对普通人命运与大时代变迁的双重观照，堪称以微见著、以人写史的优秀乡土叙事。

从书名来看，“水土能服”本身即构成一个极具张力的哲学命题，成为解读整部作品的关键。这一标题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哲思：一方面，其字面意义指向个体对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说到“水土能服”，大家都会联想到“水土不服”一词，作者刻意反意为之，旨在揭示个体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浪潮中如何寻求生存这一问题。例如，小说中称为“河口能人”的宋一刚、吴新等人物，辗转于乡土、省城、资本等之间，最终在改革浪潮中立足。他们的成功恰恰是“服水土”的一个鲜活例证。

另一方面，“服水土”更深层地追问人与故土的共生关系。例如，郑联生在肝癌晚期重返河口与故乡告别、宋一刚在历经漂泊以“风光”之姿回归家乡等关键情节，皆暗示生命的某种“圆满”感。也就是说，唯有归依水土才能获得一种生命的圆满。此种“归依”并非简单的物理回归，而是在外漂泊的灵魂对他们精神原乡的一种回归。

“服水土”可以看作全书的文眼。当小说结尾宋一刚掷地有声地宣告：“我宋一刚从这里风风光光地走出去，不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这声反问也是阎刚借人物之口发出的现实之思：真正的“风光”不仅在于外在的成就，更在于身处异乡的漂泊灵魂最终归依水土，“服”下了那一剂名为“故土”的药方。书名“水土能服”正是对此种生命哲学的有力表达。

创作中，阎刚始终将“河口”建构为其文学世界的精神原乡，这一空间承载了多层的象征意涵。首先，作为情感与记忆的载体，河口象征着作者深厚的乡土认同与怀旧情结。阎刚曾在《或许是乡愁》一文中这样写道，尽管其《河口纪事》《水土能服》等作品创作于城市语境，但其“文学的原乡”始终指向哺育他的“河口大地”。他还进一步自述：“我从事业余创作几十年……我的笔触大都集中在两江交汇的河口地带，这几乎成了我创作的全部”，并致力于塑造“一组组河口人的群像”。这些表述凸显了河口作为地理空间的基础性意义，表明河口已成为作家重要的创作源泉。

在具体书写中，阎刚大量融入具有鲜明河口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比如，小说开篇就写到吴新喝了“河口特有的锅巴稀饭”，还有“甲鱼火锅”“鱼头火锅”等意象也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些乡土元素凝结着河口这片土地对于主人公和作家的双重滋养。同时，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也极具乡土色彩。受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作家启发，阎刚有意在叙事中营造一种怀旧般的田园氛围。《水土能服》中甚至直接提及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

进一步而言，阎刚对河口这一精神原乡的再现，还体现在其对人物命运与性格的塑造中。宋一刚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当时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宋一刚本可拥有光明前程，却因与章萍的师生恋情遭举报，最后因作风问题未能获得毕业证，只能以专科生身份参与分配。后来，章萍难产离世使他备受打击，转调到了省化肥厂。然而，化肥厂的假化肥事件又让他无辜成为替罪羊。在看守所，宋一刚的数学才能被发掘，开始承担起干警的文化培训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历经如此坎坷，宋一刚也始终拒绝返回家乡，他坚持说“即便是流浪街头，也不会回去”，必须“风光”地衣锦还乡。最终，他在同乡姚玉蓉的帮助下成为投资专家，实现还乡之愿。这些情节不仅戏剧化地展现了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韧性，也呼应了作家强调的河口人“从不畏惧苦难，只要有一隙生存的机会，他们会勉力争取”的精神底色。同样，郑联生、王会珍等人物虽外表粗粝，却秉持质朴与良善，彼此互助共济，共同代表了这片乡土世界所孕育的美好化身。

当股份制改革席卷国企、股票市场初现雏形，河口就从封闭的乡土社会骤然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小说中宋一刚推动夷州化肥厂“发行股票”，吴新主导水电站“扩建增容”，他们的改革实践实际上反映出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也揭示出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能动性。正是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相互融合，使得“河口”远远超越简单的地理概念，升华为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社会一个兼具情感深度与时代广度的文学地理符号。

《水土能服》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文学书写，更是对“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沉思索。该作品以其冷峻而温厚的笔触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永远建立在对水土的敬畏之上。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