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县城文学的“几副面孔”
“县城文学”固然为近期文学界关注与热议，但在一个历史时期当中，我们对其所包含的丰富内质亦有漠视与曲解，这也导致县城文学的“写”与“读”屡屡被锁定于某种刻板化的认知定位。而在此背景下重提“何谓县城”“何谓县城文学”等议题，构成了怎样展开新时代县城文学图谱的显豁要旨。本期“现场”栏目，我们邀请李璐、金方廷、华珉朗三位青年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梳理县城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描绘关于县城文学的“几副面孔”。——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失重的布景与自我叙事的困境
金方廷
重构“景深与人物”的互动叙事
晚近，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推送了一条颇为有趣的活动信息：“分享你拍到的县城文学，快发篇笔记来记录”。
但需要指出，自2024年因网络平台上的一组摄影作品而成为“爆款”的“县城文学”，似乎自始至终就与“文学”无关。具体而言，“县城文学”颇多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与2000年初的电视、电影场景，裹挟着多少有点矫揉造作的审美主张，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名为“县城”却又脱离县城现实的复古画像。
从命名来看，“县城文学”多多少少是裹挟反讽之意的，但这种反讽却很符合这个时代阐述文学的状况。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开始难以在自身定义中被准确辨识。而“非文学”却总是借着“泛指”的名义认领了“文学”的名字。所以“县城文学”的兴起很可能标志着符号化的影像叙事法则在新媒体传播情境中对文字的替代。因为“县城文学”最本质的传播载体一直是图像和视频，而文字在这种影像作品里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助推“县城文学”标签以病毒式传播的文案要素，但与此同时，影像却充满了可被解读与分析的张力。
有趣的是，也许“县城文学”的制造者、参与者从来就不关心什么是真实的县城。最突出的证据即：以影像形式被表达的“县城文学”，其前景永远是被安置在貌似“县城”场景里的人，而场景只需要表现出一种符合大众认知的“拟真实”或“类真实”，就足以完成一整套“县城文学”的影像符号搭建。由此可见在“县城文学”流行的背后，与其说是面向“县城”，不如说是被一种被情绪所支配着的影像语法。因为对着裸露的“县城”或小城取景的纯粹景观影像，显然称不上是“县城文学”；而唯有那些“注重景深和人物的互动关系”的影像作品，才能精准展现“县城文学”所追求的“故事感”——不管在影像切片中被读出的是“想要挣脱的决心”，还是与这个地点有关的“一种情绪和状态”，这些影像都是关于“人”的叙事，“县城文学”也始终是包含了“主语”的影像语言。“县城”的场景和画面从来不是通过影像被表达中心物，“县城文学”的中心永远是人。
被回望和捡拾的城市“历史”
对于“县城文学”而言，“县城”既重要，又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县城”只是一个具有风格化色彩的布景。可就在这块布景上，可以表达一些与现代城市生活构成“强对比”的要素，于是“县城文学”的叙事感，从一开始就凸显着与真实日常生活的强烈反差。
然而“县城”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人们对“县城”的影像再表达，也不能直接对应于青年人的某种当代“返乡”情结。因为在影像所试图展现的画面里，“县城”不仅仅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一个暧昧的中间点，它有时更容易被想象为“现代都市”的某种“不成熟”和“未完成”状态。一段讲述“县城文学”的文案中提到：“你要拍县城文学，不能只写她走不出、看不破”，而是要表现“总有些地方被留在原地”，同时也就“逃不开凝滞在八零年代的审美和经济”（汤力猫：《你要拍县城文学，不能只写她走不出、看不破》）。所以这些影像中的“县城”想象兼具了空间和时间的二重性，一方面“县城”无疑仍旧是真实存在着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它们被用作表征一系列符号化的“过去”。
所有那些被刻意寻找的“旧日”城镇建筑和街区景象，无一不是在线性城市发展进程中，被标记为“过去”的符号化的时间节点，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拍到的县城文学”，也就很像一场回归年代情境的“复古”角色扮演游戏。对此，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流行文化对“县城”的无情消费。可显然今日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和看客们，都是善于通过媒介摆弄时间错乱感的高端玩家，最善于透过大众怀旧的回望目光，从生活的缝隙里搜寻可被捡拾的“历史”素材。从这个意义上，穿上朴素衣衫穿梭于“县城”感浓郁的破败街巷，拍摄一组称之为“县城文学”的个人美照，或许同那些穿着嫔妃服饰借故宫取景的游客没有什么分别。不管“县城”这个概念在过去和现在曾有着怎样深刻的现实或历史的指向，在它们被用作传达个人情愫的布景时，这个风格化的场景就已经“失重”了。
当上海也可以“拍县城文学”的时候，“县城”对这种流行影像文化而言显然没有那么重要。因而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县城”，也不是被摆放在“县城”场景里的个体，而是为什么人们不断在寻求新的影像叙事场景，作为标刻当下存在方式的证明？
美学与存在：自我叙事的符号转向
可以想见，“县城文学”这股风潮一定会很快退去。可人们用人造影像美学来自我标记的习惯，在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种被新媒体喂养出来的独特习惯，正在改变我们时代的美学，也改变着这个时代人们体验与认识自我“存在”的基本方式：打开“我”的首页，翻阅一篇篇更新的社交媒体发布，也许我们存在的痕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影像所构成的“时光刻度”所标记，充满了不同时期流行过的风格滤镜、时髦美学和流行烂梗，只有它们在提醒着我们曾参与过什么和谈论过什么。
只有将层层包装的“叙事”层，从“县城文学”的网状传播结构中剥离，真正重要的困境才逐渐袒露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美学，会如此依赖于大量触手可及的媒介装置来为自我立法和正名。在过去，美学至少是个严肃且可讨论的学理概念，而今却日益成为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流行标签。今天的一大流行美学趋势是向“过去”寻觅新的风格和符号要素，在时间的尺度上，不断挖掘可供放置“自我想象”的新场面和新布景。当一种围绕影像符合搭建出来的想象机制，同日益膨胀的“自我”情愫不断糅合，各种类似“县城文学”的东西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成为时下热搜的一个词条，或者化作一股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归于何处的风潮。
这场专注摆弄的想象游戏怕是没有尽头，而且只会越发走向对各种符号拟真的短暂满足。最终，透过影像所构造出来的符号化、风格化的“自我”叙事，不过越发接近于在刻意寻觅的场景“主题乐园”里，开启一场像模像样的“角色扮演”。当我们所欲求的一切关乎“自我”的想象，日益陷入由刻板符号拼贴而成的“类叙事”表达，当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用作满足想象的符号要素，那么我们理解和表达自我的方式也被永久地改变了——“我”成为通过堆砌和层累影像来“讲述”的那个想象中的自己。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网络时代的“县城文学”
李璐
在网络时代，谈“县城文学”多少有些尴尬。连上互联网，小视频可以从宇宙射线跳转AI模拟人像的时代，是否存在某类可被界定为“县城文学”的文学样式？
“县城文学”，从字面概念，似可以作品和作者分为两种：1.写县城生活的作品。2.有县城生活经历的作者所写的文学作品。但，出生在城市的作者，同样可以写发生在县城的故事；有县城生活经历的作者呢，也可以写非县城的生活——于是，“县城文学”这个概念，几乎可以涵盖一切的作者，与一切的作品。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若以几个超级城市为参照系，其他地区都可以看作“县城”，那么，“县城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区域，就更广了。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县城文学”这一概念，是伴随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来。“县城文学”可能天然面对着两个概念，一为“乡土文学”，一为“城市文学”。处于“城”“乡”之间的县城，几乎命定地有着某种“历史中间物”的宿命。
近年来的中国，随着乡村大量年轻人涌入城市，乡村“空心化”，乡村原先的社会、宗族、经济结构分化了。同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人，不同的文化习俗也冲击着城市，构成了丰富的文化面貌。这种情况下，变化较少的，偏偏是县城。人口多为本地人的县城，反而可能成为文化相对单一，相对更传统、保守的地方，也许可以称为“新乡土”。
所以，不难在表现县城生活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现象——苦闷。魏思孝的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里，小镇青年因何忧郁，为何会“死”？因为现代生活的风雨还没有浸透固守成规的县城和小镇。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相对保守的文化习俗，是小镇青年忧郁的原因。魏思孝和张敦早期用黑色幽默与荒诞手法去写的，正是这一类青年精神层面与现实处境的冲突。
有冲突，便有突围。县城与小镇的青年出走了。最常见的方式是走向更大的城市。正如十八九世纪相对于法国巴黎的“外省文学”，文学青年向文学中心聚拢，巴黎是当时世界文学的中心。百年来，世界的不同区域，各以一些超级城市为核心，同样出现了文学集聚的现象。像马尔克斯津津乐道于他在波哥大的生活那样，那些在咖啡馆里写稿，与朋友谈论报章上新发的小说、评论的日子，便是文学集聚现象的反映。
世界性的文学集聚的潮流，在网络时代以更深远的方式，在中国和全世界发生。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大多居于大都会。而由于网络发达，身处县城的作者，通过网络，其实可以与世界上的文学、文化思潮保持同步调。也许，正因为身处县城，一些作者对于新思潮的反应和追随，甚至可能比城市中人更为敏感。
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如《暴烈之花》等小说，其叙事溢出了小说的边界，探讨着写实与实验的分野。这也可以看成“县城文学”在文字中突围的一种方式：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以新手法书写新经验。陆源的《昨晚，妈妈打来电话》，在回忆和今昔对比中，书写城市经验与县城经验的融合与分岔。文珍的《安翔路情事》，在经营麻辣烫店的少女与经营灌饼店的小伙子相处的一个个细腻的心理场景与现实场景中，让“爱情”与“面包”的选择变得异常纠结。路魆的小说集《吉普赛郊游》，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怪诞变形，书写孤独与漂泊的主题。同样使用荒诞手法来描摹的，有李唐的《雨中婚礼筹备》，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荒诞感，借由“苍蝇”与“鲸”的意象，思考个体与自由的关系。
关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县城文学”中也有反讽。余静如的小说《不归人》，颠覆了以往“县城文学”中关于“看火车”的意象。小镇上的火车——这个在很多小说中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火车，在《不归人》中，被设计为镇上的年轻情侣为追求“浪漫”，紧挨铁轨护栏、当火车经过时拥吻，结果女生不慎被卷入铁轨下而死。这里，对传统的关于“现代文明”标识物的向往，进行了某种嘲讽。
也有对传统中诗意部分的挽歌。龚万莹的小说《大厝雨暝》写闽南地区，岛上的生活方式经受现代生活的冲击而变动。本岛人渐渐被“外面的规则”打败，这似乎充满了悲怆意味，却又在《出山》中，经由主人公小菲远渡重洋、在英国读书的情节，而获得了某种纾解。小菲离开了说闽南话的地域范围，在“也是一组岛屿”的英国，完成了身份转换。
还有一种方式，是将故事的发生地虚拟成异国的小镇。陈春成的《音乐家》、周于旸的《穿过一片玉米地》，都是如此。陈春成的《音乐家》里，自我审查的音乐家分裂出不同的人格，身体也在列宁格勒的绵绵细雨中化为音符遁走。周于旸的《穿过一片玉米地》，在人（包括外星人）存在的层面上，讨论情感与个体存在的关系，讨论人的孤独与选择。乌拉比诺镇的罗曼诺夫，童年时偶遇来自外星的宇宙飞船，一生向往浩渺的宇宙，与热爱写诗的祖父难以在人生选择与情感上理解彼此。当唯一的亲人祖父已逝，他参加宇航计划而被地球遗忘、成为“永不落地的宇航员”时，在航空舱中体会到了祖父的情感、祖父对他命运的担忧。他不得不永离地球、去外星时，唯一关心的是：“那里和地球共享一个天堂吗？我死去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祖父一面？”
以上从各位作家丰富的创作中撷取一片小叶子讨论，属于以蠡测海。而从管窥蠡测的文本看，年轻的“80后”“90后”写作者，都将作品首要的关注点集中于“个体的人”。传统的思想、文化、习俗，都经受着这一“个体的人”独特的反思与检验。其次是文本的先锋性。无论身处北方还是南方，无论身处都市还是县乡，作者们的阅读资源是同样丰富的。作者们从自己擅长的领域，以新鲜的语言与手法，探讨当下这个时代，个体的人的存在状态。
周于旸在创作谈《关于宇宙的地域性叙事》中写道：“往深了想，再浩瀚的虚构，未必能逃脱宇宙本身的创造力。……假若文学需要故乡，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据地，我更想把宇宙看作一片广袤的土地，扎根于此，写出关于这片土地的地域性叙事。”这段话说得很好。“宇宙”不妨视为“地域性的叙事”，所有立足于自身叙事故乡的作家，正可以在宇宙这样无比辽阔的时空里，充分发挥想象力与虚构力，发挥想象力构造现实的神奇力量。
（作者系《西湖》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县城文学中青年形象的精神突围
——以孙少平、路小路、陈透纳为线索
华珉朗
县城作为连接乡村与都市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县城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县城形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更是频繁出现，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顿的《生活无罪》、李佩甫的《羊的门》。新世纪初马笑泉的《放养年代》、路内的“追随”、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新时代田耳的《天体悬浮》、张楚的《云落》、林白的《北流》、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等都涉及县城书写。有的作品把县城作为人物生活的重要中转站，有的作品则直接为县城作书立传，如“原西”“梅城”“戴城”“佴城”“云落”“北流”等或实存或虚构的县城业已成为当代重要的文学地理坐标。这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为青年，他们虽所处时代不同，但都遭遇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压力与精神困境，并在苦难中淬炼出了生命的光华。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县城文学中的青年形象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图谱。我们不妨以孙少平（《平凡的世界》，1986—1989年）、路小路（“追随”系列，2008—2014年）和陈透纳（《夜晚的潜水艇》，2020年）这三个形象为线索，观察不同时代的县城青年如何实现生活破局与精神突围。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极重要的角色。这个出生在双水村的农民之子并不甘于接受命运的摆布。原西县对于孙少平来说是人生旅程的重要驿站，他从农村来到这里读高中，起初贫困的家境与农民身份让他在县城同学面前深感自卑，但县城的人与事又不断开拓着他的精神视野，特别是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极大地增长了他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高中毕业后，孙少平先回到双水村任教，但他并不满足寄身于农村，宁愿去城市从事体力劳动，同时并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在艰辛的工作中依然手不释卷。哪怕后来经历挚爱离世、意外毁容等深沉打击，他还是能够挺身迎接生活的风暴，选择在矿区继续奋战。纵观孙少平的人生，作为一名农家子弟，原西县促使他达成了关乎自我的精神革命，对现代文明与更富足生活的追求从此成为他前进的驱动力。孙少平可以被视作改革开放初村镇青年的缩影，他们试图离开祖辈生活的贫瘠土地，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理想打拼，不管前途将遭遇怎样的荆棘与险峰都决不退缩。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写的：“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是水，静静地流过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孙少平是奋斗青年的典型，他具有改革时代所特有的生猛和刚健之气。孙少平也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小说中青年形象的代表，充满着一种从县城出发去执着追寻梦想的坚定力量。
路小路是作家路内“追随”系列的男主人公，他生活在戴城——一座位于上海附近的败落小县城。他的生活道路也遍布坎坷，中考失败后在技校上学，同学以斗殴酗酒为乐，毕业后在糖精厂做一名技工，厂里的同事同样无所事事。作为县城的底层青年，路小路一方面没有通过考试改写自己的命运轨迹；此外他的普通工程师父亲除了帮助谋到技工的职位，再不能为路小路的事业提供更多助力，当下岗潮来临时，他也未能幸免。后来路小路依靠贩卖光碟、袜子，在婚纱店帮忙维持生计。迥异孙少平，青年路小路所处的时代正是千禧年之交：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国企改制等都加剧了他生活的困难程度。但它们并未消磨路小路试图冲出重围的勇气和决心，他还在努力寻找未来生活可能性的突破口。对于学历不高且缺乏专业技能的路小路来讲，在戴城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在新世纪初，“底层文学”潮流一度异常繁盛，路小路毫无疑问也是“底层文学”所内嵌的一员。虽然身处底层，但他并不自怨自艾，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担荷起生活的重担。
陈透纳这个人物形象出自陈春城的《夜晚的潜水艇》。小说以回忆视角讲述了知名画家青少年阶段的生活状态。陈透纳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县城读中学，但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是沉溺于自己丰富的幻想，他甚至可以轻易地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想象出大海和舰艇的瑰丽画面。但有一天陈透纳意识到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对他的学习毫无用处，于是放弃想象回归正常的学习轨道，最终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于陈透纳而言，生活与生存的压力并不亚于路小路。这也让我们联想到晚近国内文学作品涌现出的“失败青年”形象群落。但是，陈透纳并未在这种倦怠中沉沦，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世界正是从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中逸出的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但陈透纳旋即意识到这种逃离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故而选择发奋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此我们仍可以体会到一种积极与命运抗争的正面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家庭环境和教育文化背景等因素往往会成为决定个体命运的文化资本。作为县城青年，其所获得的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很多情况下难以同都市青年相比，这在孙少平、路小路、陈透纳等县城青年身上有具体表现，好在他们并没有丧失追求理想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尽管这三个人中，只有陈透纳真正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县城，走向了大城市，但他们都在逐梦之旅中展现了青年的朝气与拼搏精神。他们的生活奋进史为读者提供了中国当代青年的精神档案。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