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大事小说——小说创作谈
我曾写了“大事小说”四字挂在办公室，这是我对自己创作心得的概括。所谓“大事”，指的是文学创作必须有意义上的追求，这种意义必须大到有资格让文学去表达；而所谓“小说”，就是从细小处说开去，再大的“大事”都要通过细小的、具体的、精微的细节、情节和故事表现出来。
一
《国画》便是“大事小说”的作品。长期以来，我的《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等长篇小说被人称作“官场小说”。此种命名是对我这类小说的最大误读。仅看作家写到某某 题材，就称其小说为某某小说，未免太粗陋、太偷懒了。如此，《老人与海》是否可叫作“渔业小说”呢？《劈成两半的子爵》是否可叫作“残疾人小说”呢？我更认同《国画》这类小说是“政治文化小说”。我之所以不认同所谓“官场小说”的定义，也有某种策略层面的考量。《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6版 ）对“官场”的解释是：“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多含贬义，强调其中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1]该词典此前版本的解释是：“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2]作出“旧时”二字限定，言外之意是“现在”没有“官场”。该版本把词性直接定义为“贬义”，而不是“多含贬义”。不管哪种解释，都不能简单认为当代中国存在“官场”。那么，哪怕权且认可以题材定义小说类型的某种合理性，用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名词“官场”来命名小说类型也是缺乏合理性的。
但是，由于现实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人们习惯于把权力等同于政治，把政治场域等同于官场。简单置换一下，权力场域就是官场。权力在现实条件下又能兑换利益，人们追逐利益就必然追逐官场。这种心理在中国有着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基础。其体现在文学上，则是清代出现了一批官场小说，比如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曾朴的《孽海花》、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较早一点的还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类小说主要为了满足人们对官场内幕的窥视欲，揭露官场的黑暗，发泄对官场腐败的不满，当然，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此类小说总体上文学品质不高，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3]。
我所理解的“政治文化小说”，应当书写政治/权力场域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揭示该场域中人的特殊境遇和命运，发掘和剖析其中的文化基因密码和症结痼疾。我发表于《湖南文学》1995年7月、8月合刊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写的就是政治/权力场域下人的特殊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小说主人公陶凡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一从权力位置上退下，就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更由于漫长的职场生涯已不知不觉间将他作为正常人的“人性”悄悄侵蚀和掏空了，剩下的只有“官性”。一旦他作为“官”的身份不复存在，他就是“空心人”了。[4]
中国封建时代官员致仕还乡，得享林泉之乐。清代朝廷规定，致仕官员必须在六个月之内返回原籍居住，不得逗留京师不归，不得客居省垣。但在当代中国，离开故乡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秋风庭院》所揭示的“官性”对“人性”的暗中掏空与置换，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是这部小说里最悲凉的东西，也是政治/权力人生里最可悲悯的东西。实际上，我的这种悲悯不仅施于像陶凡这样的所谓的“好官”身上，更施于投身于政治/权力生涯的每个人。[5]应该说，我的这类小说是一曲政治/权力场域的“人性悲歌”，这也是我的小说相较于其他所谓官场题材小说的独特之处。孟繁华先生对我这类小说有过这样的评价：“王跃文的小说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过之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6]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于199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着眼点还是人性。我有过很长时间的所谓官场经历，熟悉其中的人与事，写起小说来得心应手。作家应该多些感性，脑子里少装些宏大题旨。我写《国画》时，日常生活中的人来人往，自然而然地经由虚构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心跳，我写到朱怀镜同梅玉琴春风春雨之后，他独自驱车走在深夜的街上，望着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忍不住泪流满面。写作这些场面，我的眼睑也是湿润的。朱怀镜是读书人，他脑子里装着关于人生意义的标准答案，但现实同他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而他又认为必须遵守现实生活的逻辑，这让他痛苦。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朱怀镜的痛苦是众多人的痛苦。朱怀境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在强大的现实逻辑面前主动迎合与顺从，不作任何抵抗和选择。他虽有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却把这种理性思维能力用于沉沦之后的自我安慰。这是最深层、最彻底、最绝望的痛苦。
有人说朱怀镜这个人物，到了《国画》续编《梅次故事》中走形变样了。事实上，这是在批评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前后对不上号。我不同意这种观察。朱怀镜在《梅次故事》里的形象暗中慢慢发生变化，顺应的是现实生活逻辑。他毕竟是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修养的读书人，当自己的职务身份到了足以相对自主时，他会作出新的人生抉择。当然，哪怕到《梅次故事》小说结尾，朱怀镜也不是刻板意义上的光辉形象。但他真实，叫人憎恨、同情、感怀、思索。
有人指责《国画》和《梅次故事》写了太多灰色和阴暗。作家没有理由反对读者的批评，却有权利不同意读者的批评。鲁迅先生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7]先生的这些话，今天似乎并不过时。文学的价值不是掩饰，不是让人从镜子中感受阳光的温暖。
二
为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我阅读了大量史料和杂书。小说写的是康熙王朝的名臣陈廷敬，真实的历史人物是顺治朝进士，其为官主要在康熙朝。因此，我把顺治朝18年和康熙朝61年的大事逐一看过，小说中写到的大事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不过，有的事件同陈廷敬有直接关系，有的事件同他有间接关系，有的事件同他没有关系。哪怕将某些同人物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放在小说人物身上，也是符合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的。
读史料和杂书，会读出许多思绪百结的况味。陈廷敬在奏折里建议朝廷应告诫百官，“为督抚者，不以利益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从这些文字里，不难读到当时官场的真实现状。写历史小说，除了大事上尊重史实，细节上要还原历史真实。比如，清代官员在皇帝面前得下跪，奏事完了得磕头。磕得越响，皇帝越开心。紫禁城的地砖俗称金砖，有的铺得空，有的铺得实，太监们把每块金砖都敲过的。懂规矩的大臣面圣前先打点太监，就会被太监领到铺得空的金砖前面，奏事完了磕起头来砰砰响。大臣要是没有打点，太监就故意把他领到磕不响的金砖前面去。这不是我杜撰的，而是依据史实写的。这部小说中的官职官制、官场礼仪、社会风俗等等，都是我依据真实史料描写的。写历史小说必须如此，细节才更能见真实。
我塑造陈廷敬这个文学形象，依据的是历史对他的评价。时人和后人对陈廷敬的评价都很高，康熙皇帝评价他：“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恪慎清勤，始终一节”。这可看作对陈廷敬的历史定评。我在小说里以几乎完人的形象刻画这位三百多年前的先贤，依据的也正是这种评价。我在推荐《大清相国》时，总结了四句话概括作为文学形象的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 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8]这几句话的概括，也是依据历史对陈廷敬所作的评价。古代官场中人的成功，有成于道者，有成于术者。我在小说中刻画了陈廷敬的所谓五字诀：“等、稳、忍、狠、隐”，乍看近乎术，实则是为道。这五个字是陈廷敬在不同人生阶段及不同人生境遇下的行事方法和态度，属于他的政治智慧。小说写陈廷敬位高权重之后，深觉高处不胜寒，装聋请求休致。真实情况是，陈廷敬最后因耳疾乞归，但归田之后又被康熙皇帝召还襄理朝政。康熙皇帝是很宠信陈廷敬的，但在朝为官五十多年的陈廷敬却真的想退隐了。[9]他曾写诗说“得遇隆恩原是害”，表达的就是归去不得的痛苦。
《大清相国》里面的人物和故事真真假假，这也是符合历史小说创作的规律的。持续61年的康熙王朝，波澜壮阔、风云际会、名臣辈出。《大清相国》主要写的是陈廷敬，很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忽略了。写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康熙皇帝、陈廷敬、索额图、明珠、高士奇、张英、徐乾学、阿山等等。我写两江总督阿山同杭州知府刘相年的对手戏，便是有真有假的。小说中有个故事，说康熙皇帝在钱塘江检阅水师时遇上大潮，险些出大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却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当时，江宁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性格耿直，得罪了两江总督阿山。康熙皇帝南巡时，阿山故意给陈鹏年出难题，命他在河水湍急的河面搭建台子，供康熙皇帝检阅水师。据此史料，我把检阅水师地点移到钱塘江，把陈鹏年这个真实人物改头换面为杭州知府刘相年，阿山这个人物仍用真实历史人物名字。这个故事写得十分曲折，许多人物都在里面登场。
投靠是背叛的开始，背叛是投靠的终结。《大清相国》里的徐乾学便是个不断投靠的人，亦是个不断背叛的人。先是明珠与索额图各结党羽，徐乾学投在明珠门下。明珠公子纳兰性德的词世所公认，但他二十岁那年就编纂刊刻了皇皇巨著《通志堂经解》，收录自先秦到唐、宋、元、明历代经解共138种，总计1800卷。此非天才不能为也！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说出了真相：“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搜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证为徐乾学所裒辑，令成德出名刊刻，藉此市名邀誉，为逢迎权要之具也。”徐乾学既然在明珠门下行走，自然要送上大礼。但是，到了康熙二十七年，皇帝洞悉明珠卖尽了朝廷的官帽子，想对明珠动手了，徐乾学马上投入打击明珠的阵营里去了。徐乾学的学术品格，一直受人诟病。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责徐乾学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10]。
徐乾学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外官多想与之交结；但在禁宫做官毕竟清寒，徐乾学便广结内外大臣，干些污浊事以渔利。徐乾学同高士奇朋比为奸，时有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澹人。”东海是徐乾学的号，澹人是高士奇的字。徐乾学既得皇帝宠信，又有权臣奥援，根基极是稳固。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因贪污被查，供出自己曾向徐乾学行贿，请其打点疏通。康熙三十年，徐乾学被查出写信给山东巡抚钱钰，请他为贪赃犯潍县知县朱敦厚销案。同年，江南江西总督傅腊塔疏参徐乾学纵其子侄家人作恶，列举招权纳贿、与民争利等劣迹共十五款。徐乾学多年间屡被参劾，康熙皇帝均“留中不发”，只因爱惜文才，特为庇护。康熙皇帝曾专门嘱咐吏部，倘若巡抚出缺选人，不可放徐乾学外任，要把他留在身边侍从。终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参徐乾学：“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应逐出史馆，以示远奸。”[11]康熙皇帝听了这话，只好打发徐乾学回家修书。有意思的是，康熙皇帝疏远徐乾学，却赐了一块“光焰万丈”的御匾让他扛回家去。真是圣心似海！
我在《大清相国》中力求写出历史人物在具体历史境遇中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态和情感,写出人性在历史境遇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陈廷敬这个形象背负着深刻的文化记忆，一种应该为万世法的优秀文化记忆。
三
我1989年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算是半路出家吧。我自小生活在乡村，19岁上大学才去往城市。但是，我最初写的小说，都与乡村无关。早年也想过写写乡村，但总觉得隔膜。我最熟悉的是乡村，可我很多年来却写不出乡村小说。
写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雾夫故园》，是我关于乡村的第一篇作品，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记忆，颇有些惆怅和哀伤。此后隔了多年，自2004年开始，我先后创作了《桂爷》《我的堂兄》《也算爱情》《乡村典故》《冬日美丽》《漫水》《家山》等乡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我的堂兄》取材于自己更加熟悉的生活经历，小说中的民办老师通哥有真实原型。他曾是乡村中最有理想、最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青年，下放女知青阳秋萍倾慕他的才华，同他结为夫妻。他除了恪尽职守好好教学外，放学之后还飞奔生产队劳动现场出工挣工分。周末上山砍柴，一帮年轻人跟着他，一路踏歌而行。他就像《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孔迪奥·布恩迪亚，满脑子理想或幻想，又有众多年轻人追随。但是，阳秋萍却不像乌尔苏拉那么忠诚，最后为了物质欲望，在感情上背叛了他。通哥经历痛苦绝望之后，逢上恢复高考，内心燃起新的希望之火。他想考上大学，一雪人生耻辱，却又屡考不中。最后，他沦为扒手，被收容到看守所。在县城当干部的学生把他从看守所接出来，他却十分骄傲地说，到底还是当过老师的有面子，他在看守所有好几个关在里面的学生侍候着。通哥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他的悲惨遭遇象征一代乡村知识分子命运的大溃败。
中篇小说《也算爱情》写的是1970年代驻队干部女队长吴丹心与队员李解放的所谓“也算爱情”的故事。满脑子革命口号的吴丹心爱上了知识分子气质的队员李解放，但吴丹心却是同军人订了婚的“准军嫂”。 吴丹心每日夜里都同李解放相好，却又在每日开会时批评李解放小资产阶级情调。吴丹心这么做的目的是掩饰她同李解放的私下相好。当时社会氛围之下，每日挨批评的李解放终日抬不起头。一天，李解放又挨批评的时候，他灵魂出窍似的发作了，把自己同吴丹心偷情的事公之于众。一个荒诞故事就此落幕，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却刚刚开始。
中篇小说《漫水》发表于2012年《湖南文学》第1期，随即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并于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小说主人公叫余公公、慧娘娘。在我老家的方言里，公公就是爷爷，娘娘就是奶奶。余公公同慧娘娘的男人有惠是堂兄弟，两家人几十年相互照顾，而更多的是余公公家照顾慧娘娘家。余公公可称得上乡贤表率，坚韧刚毅、心灵手巧、乐善好施、豪放仗义。慧娘娘贤良、聪慧、宽厚、慈爱。漫长的岁月里，是非颠倒好几来回，人情冷暖若干春秋，余公公和慧娘娘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判断世道人事，不凭不断变化的口号，只凭最原始、最朴实和最实在的是非标准[12]。进入老年，余公公老婆、慧娘娘老公相继过世，余公公同慧娘娘两位老人相依为命不逾矩。小说中，温暖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很是动人。
自从创作《漫水》之后，我开始更加理性地回瞻自己的故乡，逐个儿打量自己从小熟悉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父老乡亲。我爷爷做小买卖，因不识字误收了假钞，才把我父亲送进当时新办的村小学去上学。我父亲小学快毕业那年，爷爷背上长了无名肿毒不能下田干活，我父亲是老人家唯一的儿子，只得被迫辍学。当时，一位叫王楚伟的乡贤同我爷爷讲，说：“庆老弟是读书种子，不要耽误啊！”王楚伟是我同宗伯父，比我父亲大十来岁。我父亲名讳中有个“庆”字，这位伯父叫我父亲“庆老弟”。我爷爷叹息道：“没办法，你庆老弟就这个命啊！”那个学期结束，王楚伟伯父仍给我父亲送来了小学毕业证。那时候，乡村里的小学毕业生，就算是读书人了。直到1949年底，村里人才知道王楚伟是地下党员，曾任我县地下党县委书记，长期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4月，王楚伟发起成立革命武装，加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起事地点就在我们村上。
一位梳着大背头，生就一双朱砂眼的老人，天天在村子里为生产队捡狗屎。老人叫王悠然，按辈分我喊他爷爷。有一天，我同小伙子们在学校操场打篮球，王悠然爷爷站在球场边看热闹。一个球滚到他脚下，他躬腰捡起球，远远地投向球篮，嘭地进了个空心球！孩子们都惊呆了，从不知道老人家还会投篮球，投得这么准！多年后，我在县党史资料里读到他的故事。他早年求学长沙，曾以篮球健将驰名，后担任过湘西某中学校长。1945年左右，他应当时溆浦县官方邀请回县担任三青团总干事。1947年，三青团解散，他就任县自卫队副队长（队长由县长兼任）。1949年4月，王悠然在共产党员王楚伟的策动下，拉出县自卫队90人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我小时候看到这位老人时，他正回乡接受劳动改造。
我村上王家于1998年续修的《三槐堂王氏族谱》（五修），载有1936年村里创办初级国民小学的办校碑文。其文是后来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乡贤王禹夫起草的，兹录于下：
国家之强弱，关乎国民识字之多寡。是故，有识之士莫不以广兴学校、普及教育为目前救国之急务。稽其所入学者，类为有产之家，贫困优秀子弟每苦于求学无门。禹夫怵然忧之！窃以为教育贵在普及。扰攘列强挟其物质文明优胜之势，侮我人民，侵我土地，国难严峻，有加无已！救亡图存之唯一方法，惟有灌入儿童脑筋俾适于现代新国民之修养，则义务教育之加强，为禹夫等应尽之责……禹夫并拟加筹资金，永久附设民众夜校，使乡中年长失学者均能入学光大。乡中多一读书识字之人，即社会多一安分守己之人，亦即国家多人健全良好之国民，岂仅儿童哉！
我当时读到这篇碑文，字字句句肝胆冰雪，不由得泪湿双眼。我把这篇碑文原封不动写进了小说。王楚伟、王悠然、王禹夫等，都是当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不论他们分属什么政治派别。上述引文中用省略号隐去的是一长串名单，他们很多都是当年追随王楚伟、王悠然参加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热血男儿。他们都是同我有着血缘关系的长辈，也是我自小看见过的普通农民。
看多了真实史料，见多了真实人物，我深切地体会到有些真实历史并不是刻板的历史名词。我得用小说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这是我创作长篇小说《家山》的原始动机。小说讲述的是1926年到1949年发生在沙湾村的故事，勾连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沙湾村的原型就是我的故乡漫水村。小说正面实写一个乡村的寒来暑往、春种秋收、生老病死、儿女情长、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等等，看似水波不惊，实则静水流深。小说侧面虚写近百年中国历史大趋势，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人间故事渐次上演，时代风云不断变幻。在这里，我依然采用“大事小说”的叙事策略。我的创作初衷是秉承大历史观，呈现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繁衍史、民间风俗史和社会变迁史。小说塑造了那个时代乡村的各式人物，构成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贤佑德公仁德义道，村上大事都肯出力。他儿子劭夫、女儿贞一、女婿书坤都是地下党员、抗日战士。逸公是前清举人，开明豁达，辛亥革命之后回乡务农，三个儿子都是留日博士，三儿子扬卿回乡照顾年老的父亲，参加乡村建设，创办和管理村小学。扬卿的妻子史瑞萍是潜伏在乡村小学的地下党员。齐峰是长沙马日事变后受组织派遣回县重建地下组织的党员，他的原型就是本村真实人物王楚伟。贞一是追求新生活新生命的知识女性，不顾父亲阻拦独自去长沙求学，抗日战争时踊跃上前线充任军医。有喜是佑德公收养的孤儿，知恩重情、聪明勤劳、急公好义。小说塑造了三十多位有完整故事、各具性格和命运的人物形象。施战军评价《家山》里的人物：“个是个，群是群。个从群立，群为个渊。”[13]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79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2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5]参见赵颖慧：《王跃文文学创作30年：妥帖安放好每个汉字》，“新湖南”，2018年11月24日。
[6]孟繁华：《游牧的文学时代》，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7]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4、252页。
[8]《王跃文：〈大清相国〉》，“传齐书苑”微信公众号，2025年4月6日。
[9][12]王跃文：《喊山应》，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112页，100页。
[1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11]参见王跃文：《喊山应》，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137页。
[13]《第十九届〈当代〉长篇论坛年度五佳·专家评语与作者感言》，“当代”微信公众号，2023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