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伟章对人世有着可贵的赤诚。

我们生活在世俗时代，站在现实内部观察，世俗正面是欲望化的脸孔；站在历史视角，现代性意义上的世俗化有着更为复杂的面相。我们经历的近半个世纪，不是直线的时间性构成，那些不断离散的、分解的、多元化的生活状态，被日常性黏附在一起，构成层层叠叠的空间性，几乎无处可逃；拆解社会变迁的内在肌理，又似乎有很多移动的出口和窄门，为迷雾中的人准备了逸出的可能。罗伟章的《屋檐》以一位老教师对年轻租客的细碎讲述，翻过现实铁门，穿越历史迷雾，个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代际差异、城乡对立、体制变迁、命运跌宕，都在小说中细密交织，勾勒出人性伦理与世俗价值重建的努力方向。

一、代际对话与心灵召唤

《屋檐》以第一人称回忆录式的讲述为整体框架，借助折叠的时间线索和第二人称代入，添加四位合租年轻人的生活为内部装置，形成四维的动态叙事模型。叙述者“我”始终在场，四位合租者作为隐身的听众以沉默的见证者身份围观了“我”与友人的往昔岁月。宿舍、学校、合住单元，冰冷刺骨的铁门、大雾弥漫的凌晨、铁器的尖叫与撕裂的嗓音，暗箱操作的分房、漆黑恶臭的地板、相互扶助的同事，二十多年前那段人生最大的褒奖是一张“五好家庭”奖状；不断闪回现实，“最短的小孟，也有八个月，最长的小杨，还差十多天就满四年了，小江和小李，各自也有了两年多，但你们互不理睬，甚至互不认识”，彼此漠不关心的年轻人，宁愿把自己封闭在手机背后，也不愿伸手打开被叩响的房门。这种冷漠，与叙述者所经历的旧日情谊形成鲜明对比。故事有两个时间维度：一是孙进宇和梨木月等人初入教师生涯的过去时，二是当代都市年轻人同一屋檐下的现在时。这种双重时间结构在纵向上形成对比，横向上紧扣当下内卷焦虑，科技与网络缩短了物理距离，却拉大了心灵间隔。年轻一代在高度竞争和自我封闭中，剪断了与他人的联结，失去了彼此支撑的温度，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差异及新旧观念碰撞，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精微切片。

罗伟章做过四年中学语文教师，《屋檐》中很多细节是对教师生存处境的真实再现。一方面，小说展示了教师职业的变革与压力，“市里打造精品名校，全城教师动态组合”，如头顶悬着“铡刀”，不想被“动态”到弱校去，只能超负荷工作，主人公和梨木月每天清晨五点多摸黑赶赴学校早自习，“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晚到哪怕五分钟，考勤记旷工就可能断送前程；另一方面，尽管要与寒夜、铁门、浓雾、噪声对抗，年轻教师们依然怀抱理想，将自己的生活比作农民担子里的菜蔬一样“新鲜而饱满”，并且都成长为讲课出神入化、令学生信服的好老师，小说因而呈现出一种带有牺牲意味的、超越世俗围困的悲壮与崇高。

二、城乡差异与观念流动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还有单位解决住房，这些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凌晨挑蔬菜进城的农民谈笑，成了梨木月们在浓雾中的安慰，农民的作息受“鸡鸣、天气和自己的心情”规定，而教师的作息则被钟表和制度规范，“两种时间往往不能合拍”。这种对比凸显了城乡之间生活节奏与价值观差异。小说借助城乡流动，揭示社会变迁轨迹，年轻房客小杨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不敢回乡过年，因乡亲攀比和父母压力而对故乡心生恐惧。小杨父母为“找回脸面”编造了儿子在城里过得很好的谎言，让小杨羞愧难当。父母眼中的“体面”与儿子真实的窘迫背后是出人头地的传统观念重压与年轻一代的生存焦虑。

“动态组合”让梨木月们心怀恐惧不敢贸然向校领导反映宿舍大门问题；当下的一些制度高压以新的方式出现，很多单位实行周评、月评，第一名给“快马奖”，末名给“蜗牛奖”，接连落后就面临谈话降级，与当年教育系统的“动态组合”形成镜像，这种机制“不求公正”，目的只是让员工保持紧张和害怕。“你紧张了，害怕了，就会听他的”，真是一针见血，让读者体会到不同时代的存在主义焦虑异曲同工。社会流动性持续增强，大众生活往往面临更大的丧失和断裂，社群瓦解给个体终端带来社会倦怠，善的标准和定义不断产生新的分歧和困扰，年轻人很少去考量伦理自律对自我生存有什么意义，科层制和消费主义主宰并削弱了互助模式，正如小说中刚刚分到住房的年轻人即便合住也是一种福利，而当代年轻人合租则是底层的无奈选择，所以世俗时代的个人主义看似一种单向封闭，其实也是一种有限的自我保护。

三、整体象征与局部隐喻

《屋檐》中意象的运用可谓匠心独运。通过门、雾、猪圈、灯光等日常事物，把抽象的社会问题具象化。门象征制度之困与人际之隔，自我局限和突围方向；雾象征不确定的未来和恐惧，也让人更加珍惜光亮和同路人；猪圈看似荒诞，其实象征了传统乡土风俗对现代生活的入侵，以及隐藏于文明表象下的历史重负；灯光象征真相与希望，同时反衬出每个时代的认知局限。

首先，门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叫不醒的看门人，不得不“翻门”上班的年轻教师，铁门碰撞发出的惊恐巨响，放大了“我”内心的羞愧和惶恐，在漫长的冬夜里震耳欲聋。铁门象征着权力，也隐喻社会给个人设下的重重阻碍。而对合租的年轻人，手机是隔绝他人的门，故乡是随身携带的门，罗伟章通过“门”这一意象的多重运用，深刻地隐喻了人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嬗变，“人的一生，都是进门和出门，有些门你进不去，有些门你出不来”。其次，猪圈寓意深广。何局长夫妇在单元楼养猪，承载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文明演进的隐喻。何局长之妻固执地认为没猪不成家，这一情节本身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在现代城市的错位，猪圈及猪粪在小说里象征了难以消弭的乡土积淀，以及现代文明进程中依然携带着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后，雾与灯这一对相反意象强化了时代氛围。雾贯穿叙述者青年时代的回忆，迷茫与未知中裹挟着被困的孤独。“灯”则代表希望与启示。昏黄的路灯难以刺穿浓雾，但偶尔驶过的车辆前灯划破黑暗，在雾海中漂泊的人有了短暂的方向感和安全感。灯光之于浓雾，犹如理性和希望之于困境，小说形象地展示了人物所处环境的双重特质。即使有光，人们所见仍有限，某些黑暗可能依旧存在，只是超出了人们视野或者已经习焉不察罢了。

《屋檐》通过对话连接两个时代，个人命运不可避免地融入社会洪流。在共同的“屋檐”下，代际传承与疏离、教育理想与制度困境、城乡流动与社会变革、个人自由与现代焦虑，不同时代的人们或守望相助，或彼此隔膜；相似的困境与焦虑不断重演，又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新的样貌。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和数字化的当下，《屋檐》折射的人际冷漠、内卷焦虑、城乡裂隙等问题，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跨越时空的人文关怀，提醒我们关注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心灵境遇，反思科技进步与人情冷暖之间的失衡，在同一“屋檐”下寻找重建人与人联结的路径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