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科学检测画珐琅壶

2020年5月13日，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下午，至今却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正在文物医院实验室整理实验报告的我被通知去文物点交室，这有点反常，因为大部分来到文物医院的文物要先进行修复性保护，也就是根据方案由专门的修复师对其进行保养或修复，像这样直接点交到我们实验室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这就像一个人去医院不先看病，却先挂了一个化验科的号。

一系列手续办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奇怪的“病人”，而且并不是一位，而是四位。它们是四把金属胎画珐琅壶，外观上极为相似，乍一看如同四胞胎，圆角四方的壶身，通身用黄色画珐琅打底，四面开光里装饰的都是各色的菊花纹样，壶嘴、壶把、壶盖也是一样的装饰。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刚刊登的一篇文章主角就是它们。翻开其中一把壶的壶底，果然，在壶底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用红色珐琅料书写的人名——“Coteau”，这是18世纪法国知名的画珐琅工匠的签名，就是这条线索，证明了故宫馆藏的皇家画珐琅中居然还有外国制作品。今天这把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画珐琅壶为何专门送到实验室来，还一同带来了另外三把极为相似的器物？我再一抬头，看到护送它们来的正是撰写上述文章的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王翯老师，看来事情肯定不简单。

破 冰

果然，实验室这次接到的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器物部送来的这四把壶不仅外观相似，壶底的落款也均为乾隆年制，而他们的目标是想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找出这四把壶到底有什么区别。目标虽然有些宽泛，但行内人都明白，这是个考验。画珐琅作为一种在康熙时期才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技术，在几代清朝皇帝的引导下，发动国家机器的主导力量，迅速完成了技术的本土化，并对景德镇等地的釉上彩瓷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皇室一直将顶级的画珐琅器物视为宫廷禁脔，民间少有接触，这与元明两朝掐丝珐琅只在宫廷中使用的情况相似。对于研究者而言，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研究资料的来源相对有限，只有宫廷造办处的档案和其他陈设档案记载可供参考，民间记录几不可察。就像这四把珐琅壶，造办处档案中确实有明确的入账信息，如造办处《活计档》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二日《记事录》有记：“员外郎四德、五德将粤海关送到……铜胎法（今作珐）琅方卤铫一件、铜胎法琅杯盘一分……以上共计十件……”类似这样提到画珐琅壶的记录还有至少3处，并且还有记载，乾隆皇帝曾下令广州粤海关按照已有的模型，定期上贡一些复制品。他毫不避讳自己向先代圣祖、世宗两代皇帝致敬的意图，不断模仿前代制造的同样款式。因此，同样的画珐琅壶在清宫收藏中至少有6把。想把这些相似的器物区分开来，尤其是和档案记载一一对应，对传统博物馆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现在挑战来到了我们这边，除了面对学术上的问题，如何获取文物保管与研究专家的信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科技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是近年来行业发展的趋势，新材料、新方法、新设备在文物修复过程中的应用已经有很多科技感十足的成功案例，但真正要介入文物断代与价值评估，专家们的顾虑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被打消的。在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领域，几百万元的设备并不一定比几十年的专家经验更让人信服，自宋代伊始的金石学自有其沉淀了近千年的历史，科学技术如果拿不出真正有效的证据，就可能陷入哗众取宠而被人诟病的尴尬情境。

还好，研究的突破在点交后的第二天就产生了。

研 究

四把壶的分析检测被列入实验室最高级别项目，所有的分析检测设备排期都要优先满足它们的检测需求。按照连夜做出的研究方案，我们对四把壶的金属胎体先进行了元素成分检测，这样的检测工作与常规的科学检测不同，因为存在很大的限制，不能对文物造成损伤是首要前提。正常的取样在文物研究中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所有的检测都强调在无损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室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得到了四把壶的金属成分结果。结果显示其中三把壶都是红铜做胎后在表面再鎏了一层金，而那把被证明是法国工匠制作的壶其实是一把纯金的壶，档案中关于其铜胎的记载将被改写。

效率和成果都得到了认可。负责这次文物研究项目的同事干脆不走了，每次检测都全程在场。成分分析结束，紧接着就利用拉曼光谱仪，对各类不同颜色的釉料进行检测，以判断这些釉料是否有不同的物相。通过分析得到光谱，刚被证实是金胎的壶再一次体现了其特殊之处。画珐琅在制作过程中有一道重要的工艺步骤，俗称打底，即在金属胎体上涂刷一层白色釉料作为底色，烧制后方便后续的上色，检测发现那把法国画珐琅壶使用的是二氧化锡作为白色釉料的主成分，这也是欧洲典型的技术特征，之前关于“Coteau”签名的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把壶不仅是Coteau绘制的，使用的也是欧洲的原材料——它源于欧洲的证据又增加了一条。而另外三把壶使用的是俗称为玻璃白或砷白的白料，中国本土特征一览无余。

文物表面的材料信息采集基本完成，四把壶的差异发现了不少，可是真正能判断年代的最有效信息却仍未出现。珍贵文物调出库房的机会宝贵，不止我，整个实验室都不想就此放弃。于是，这四把壶作为VIP客户，将由文物医院里最大的也是预约排期最满的设备——X射线CT，做一个全身透视检测，一微米一微米地检查壶内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找找是否还有什么隐藏的信息。从X射线构建的三维透视图中，可以清晰看到四把壶的构造是不同的。金胎壶仍然与众不同，它的壶嘴和壶柄是通过销钉连接到预先固定在壶身上的突榫上，而其他几把铜胎本土壶的壶嘴和壶柄则是直接焊接在壶身上的。这些明显的特征被发现之后，就是漫长的扫描和检查，CT成像的参数不断调整变换，扫描区域一个个被排除，直到逐层扫描进行到了壶盖的部分，有趣的信息浮现了。

突 破

当X射线CT逐层构建扫描到了壶颈部时，CT特有的灰度图像上出现了一些规则的图案，隐隐约约好像一个字母。这时再把壶拿出来仔细检查才发现，在特定角度的反光下，能看到壶盖内侧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几个小小的刻痕。我立刻在实验室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放大这个微小的区域，屏幕上出现的图像让人感到疑惑，这是三个不规则排列的图案：一个是明显的字母“U”，但是头上还顶着一个皇冠；第二个像是一个中国结，左右对称；第三个非常不清楚，但好像是三个字母和一个皇冠围绕着中心的一个圆点排列，三个字母只能模糊认出是“J.D.D”。这些符号太小了，刻线比蚊子腿还细，而且都藏在壶盖内侧的角落，难怪很难被发现。

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对三个符号的破译。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我终于在一篇法国研究专家Christopher Ginter的文章中找到关于这三个符号的记载，原来这几个特殊的符号是法国金匠协会在巴黎地区通行的符号，都是通过协会特定的验证之后加盖的印章。中国结形状的符号代表金饰品已经交了税，“J.D.D”字母是制作这个金器的工匠的名字缩写，而加了皇冠的字母代表纯度合格，而且每年更换一个字母，字母“U”恰好只在1783年使用过，因此可以判断，这件金胎的珐琅壶是1783年在法国巴黎生产的。

解 谜

至此，至少清楚了其中一把壶的产地和准确年代，也明确了另外三把壶由中国生产，大概率是广州粤海关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制作的。但更多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把法国生产的画珐琅壶是怎么跑到紫禁城的？为什么和其他皇家收藏品一起被专门配匣收藏？故宫收藏品中是否还有其他相似来源的珐琅器物？其实，发现法国生产的画珐琅并不稀奇，画珐琅技术虽然起源于意大利，但在15世纪左右，法国的利摩日就成为欧洲著名的画珐琅艺术中心之一，诞生了不少大家，创制了无数的珐琅艺术品，所以这些器物传入中国并不奇怪。结合清宫造办处档案来回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这一形制珐琅壶进入清宫收藏前后，还有不少详细的附加档案记录，将这些散落在不同时间、地点，由不同职属的不同个体记录的历史片段收拢在一起，可以拼凑出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故事。前文提及乾隆皇帝曾多次下令重复制作相同的珐琅壶，而在1776年一道圣旨传出大内，斥责近期广州制作器物不够精美，并专门要求下一批包括珐琅壶在内的器物不要广州珐琅，而要“洋珐琅”。以此为谕旨起点，一段横跨紫禁城和凡尔赛宫的历史徐徐展开。据首位法国驻广州领事弗朗索瓦·德·沃克兰在书信中的记载，这批要求必须是洋珐琅的器物包括画珐琅壶在内共有10件，是为崇庆皇太后专门定制的。而广州当地的中国官员与法国官员交涉后，法方将这一任务交由当时主营中法贸易的商人德罗边具体负责。1777年，他带着皇帝交办的器物的模型和期许回到了法国，中间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中法贸易断绝，直到1783年这一订单才最终完成。1784年，珐琅器被送到中国，于紫禁城内务府点查入库，最终被收藏于故宫宁寿宫。

顺着这一条历史线索可以得出结论，乾隆下订单制作的那批器物，除了珐琅壶，其余的几件也是在法国生产制造的。按照这件珐琅壶研究中总结得到的形制、款识和原材料特征，果然在曾经的紫禁城皇家收藏文物中将这批独特的西洋制造珐琅器物全部筛选出来，并且和档案一一对应。至此，这桩谜案终于得以破解。

这次研究让这几把珐琅壶的身世之谜有了初步的答案。没想到的是，这也让这把壶再次火了一把。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与法国凡尔赛宫举办联合展览，这把壶与其他来自法国Coteau大师的珐琅作品一同陈列展出。时隔多年，它见到了来自海外的远亲，这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成为古代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史的有力佐证。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