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交叉视野中观照“文学性”
在文学史研究中，将“文学性”与“历史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反映出文学研究者对于自身社会责任和专业属性的含混。在传统学术认知中，文、史、哲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或缺的三根支柱，“文史哲不分家”描述的便是这种状态。进入现代以后，因为强化学科的专业性，文、史、哲“分了家”，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越界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越是有价值的研究越界越明显。
历史、哲学的“文学化”
现代以来，文史哲相互越界，文学是被“入侵”最严重的领域。历史叙述中包含文学性，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个人经验和感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近年在中国文学界产生影响的《伦敦传》的作者阿克罗伊德便是一位历史学家。虽然《伦敦传》并不是一部史学界认可的经典作品，但它提供了个人化历史书写的经验，我们可以质疑作者的书写过于感性，但不可否认它带来了对伦敦历史更多元的理解。哲学的“文学化”，尼采是一个典型代表。中国学术界将尼采一脉哲学家的作品称为“诗化哲学”，突出了他们哲学写作中体现出的文学特征。如果注意到这一脉哲学的渊源，会发现“诗化”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哲学思考、表达必须的路径。说到底，相对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历史、哲学中也有“文学化”现象，但似乎并没有听说这两个领域出现关于“文学化”的焦虑。因此，对于文学史研究中“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讨论，首先需要思考的是问题的由来。
“文学性”与“历史性”争执的由来
在文学学科内部，关于“文学性”与“历史性”争执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如果说文学研究存在“历史化”的倾向，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最深入的领域。例如“以文证史”“文史互证”的理论自觉首先出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以诗证史”的典范之作。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使用了“以小说证史”的方法。因为“以文证史”传统的存在，古代文学研究并不在意历史化的问题，很多研究因为跨了学科才格外有价值，如跨越历史、文学、语言、哲学的“敦煌学”“红学”便是如此。当下出现的“中国古典学”说明，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跨学科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命名将其统摄起来。
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以文证史”“文史互证”也十分普遍。“莎士比亚学”以及 “文艺复兴学”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红学”和“敦煌学”，因为文学文献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跨学科研究就十分自然地发生。在一些经典的文学理论中，也不难看到文学与历史的深度互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便是将文学与历史贯通起来理解，“文学场”是文学生产的场域，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将“文学场”应用到不同时期、地区的文学研究中，需要还原不同的历史面貌和特征，进而才能对文学有更深刻的洞察。本雅明关于艺术品“光晕”的分析，也是将文艺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与其历史性结合在一起，“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借助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历史，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学性”与“历史化”纷争，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学化倾向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初，奠基工作便是编写文学史，研究中出现史学化倾向在所难免。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程度不及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什么在这个需要历史化的学科，学者对于史学化倾向反而格外担忧？问题的症结不在学术上拒绝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而在于对“文学何为”的再一次追问。因为直面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文学何为”的敏感超越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再到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共同的主题都是“文学何为”，只是这一次的表现形式体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对峙。
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要求“重回文学性”，这是在文学表现历史的前提下，对于“如何表现”“可以如何表现”问题的探讨。“如何表现”体现为研究者在探讨文学的历史性时，如何与史学研究进行区分。如同样是表现近代至当代中国的历史，《红旗谱》《创业史》《白鹿原》《尘埃落定》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有书写对象的天然差异，也有“如何表现”的后天差异。文学研究要“如何表现”指向的就是“文学性”的体现问题。“可以如何表现”指向的是创作中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文学如何表达这个时代，以新形式、新技巧、新气象深化对时代的理解是“文学性”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内涵。两个层次的“文学性”，前一个是技术层面的“文学性”，后一个则是思想层面的“文学性”，需要从人文学的层面来理解和讨论。
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焦虑
在传统文、史、哲格局中，除了文学研究出现的“史学化”焦虑值得深思外，文学研究没有出现“哲学化”焦虑，同样值得关注。当下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学性”焦虑，实际是对“思想性”，或者说是“哲学性”不足的焦虑。王瑶先生曾经追问，文学史研究在注重事物的前后联系时，是不是忽视了对一些永恒性问题的关注？永恒性问题需要通过哲学的方式去辨析和提炼，如果追问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不可取代的“永恒”价值，学术界其实很难回答。我们当然可以说是“人的文学”，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的文学”有什么独特贡献、产生了哪些新的命题？学术界对此的挖掘显然不够。如果文学研究缺乏“哲学性”，“历史性”追问就会迷失方向。
在文、史、哲人文学科中，文学研究最缺乏社会共识和理论自觉。历史、哲学出现“文学化”的倾向，并没有引起焦虑，说明所在学科的研究者对于自身的使命和价值有高度自觉，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谈到历史，人们会想到真相和传统，谈到哲学，人们能想到真理和秩序，但谈到文学，人们能想到什么呢？文学研究者可能会以审美来争辩，但对于这种“超功利的功利性”，学术界理解得并不充分，更难以体会它不可或缺的意义。对“文学性”的重新理解，并不是文学研究者内部的工作。只在文学内部进行“文学性”探讨和建构，最终只会让这个概念陷入虚无。“文学性”的实现并不是研究者自筑一道高墙，而是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它是一个空间，是人文学科最终的栖身之所。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