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于一爽，北京人 ，作家，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得主。出版小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经年》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

导 读

纪实与虚构相互缠绕，记忆与现实不断碰撞，女作家李应在自己的创作与真实生活之间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旅行，她的丈夫何田，她的舅舅、表姐，她的朋友张载和张载的前妻，诸多人物穿插于笔下。表面上是“小说中的小说”的元小说形式，骨子里却是当下社会中人的真实感受。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于一爽

引子

他们的故事到此结束，比我的生活更接近真相，剩下的情节也不属于任何人。

1

张载告诉李应自己新开了一个bistro。又在微信里说你知道现在的bistro竞争多么激烈啊。李应查了一下什么叫bistro。就是小饭馆的意思，后来又觉得郑重其事了，这只是一个中学英文单词，她有点怪张载怎么不好好说话，于是语音说，bistro叫什么。但她并不确定发音准确，于是她又发了一条语音强调说：我是不是念得不对。张载告诉她叫“两个四川阿姨”。李应感觉到自己的发音可能真的不对。这个名字真不错。李应发自内心地这样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舍不得和张载说出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还需要强调吗？她希望所有人都好，何况是张载。但这并不是一种善良。可能更像是一种傲慢。她想，也许自己才是真正有公主病的那个人。

2

李应的新小说要出版了，她在序言里写：

我想写一个滑稽的故事，但是我没能滑稽起来，我又给它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虽然同爱情过程保留下来的往往是某些滑稽的瞬间，我非常珍惜这些瞬间。比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里写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当他和前妻亲热的时候眼镜总是掉下来，他应该摘掉，但是他又没有这么坚决，而如果不摘掉，他就要在想到亲热的同时又想到眼镜，可他又不是一个十分潇洒的人，既不坚决又不潇洒同时又十分地贪婪仓促。如果单独拿出来，在任何一种描述中，都没有女人会爱上这类男人。但是在一段具体的关系中，它又是准确的。不知道作品中是不是还有真善美的标准，我想“真”，应该是一种准确，我不想写出不准确的感受和人物关系的转换，这样是不道德的，而且因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其实也是写不出来的。至于“善”，也许是对人物的一种同情。但过分的同情会不会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怜悯，从而证明写作只是一场超级自恋。“美”，肯定不仅仅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审美也不仅仅是审“美”。我想写下那些有压力的男人女人，压力让他们产生冲突，通过冲突产生一点点价值。

我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爱情故事是有点儿失望的，因为它并没有超越之前写的爱情故事。我应该超越爱情。但是写失败了，虽然有些描写我是喜欢的，但它依然不是一个新的故事。这里面有一个我很长时间的疑问：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已经没有新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了，是故事就让它发生，那么是不是所有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过了。这么想不无悲观。如果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写作者就不应该再担心故事本身的重复。或者应该让自己克服因为重复带来的枯燥。忘记了枯燥，是不是会更自由也更快乐。写作应该是自由的而且快乐的吗？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里面的何文是个软弱的男人，总还是希望从一个现实的女人身上得到可怜的安慰，可惜这种安慰一旦得到就立刻丧失了魔力。于是何文只能再次回到自己的创作里。因为创作而带给他的一次次失望表达对自己的某种羞辱。

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更失望，但这并不代表男人不失望。这也是我放在小说最开始的一句话。这种荒凉变成了一种近在眼前的现实。

也许小说里的薛曼曼会跟何文结婚，或者说何文娶了薛曼曼，这既是相同的意思，也是不同的。

我曾经设计过：让他们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彼此谋杀的故事。很多谋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他们是夫妻。

李应感觉到自己喜欢描写夫妻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是自己有过一段旧的婚姻同时又身处一段新的婚姻。另一方面夫妻是对方生活的闯入者。她继续写：“婚姻”在小说里成为阅尽人世百态的条件，而且他们竟然相信这都是必须忍受的。如果不是指望一场意外，人很难将自己解放，但是这种解放甫一到来，就又觉得没意思透了，所有人物开始重操旧业。我总是不相信生活中真的会发生什么情节，除了死亡，但死亡是最差的情节。这种设置的心理因素可能很简单——以为人可以从死亡里获得力量。但也许我并没有那么爱何文、薛曼曼，所以他们没有死。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未曾出现。

正像有人说的，如何理解死亡就是如何理解生活，李应觉得每个人都好可怜，可也一个都不想同情。因为同情一点力量都没有。

这是写作上的一种失败，并非缺乏设计，很可能是能力有限，想写的写不出来，可以欺骗自己说，写出了我另外没有想到的故事，既然这样，我也只能继续欺骗自己说，我喜欢这样。

这正是我喜欢写的那样的一类人物，就是他们，只要随便动脑子想一下，就知道很多事情不必再做。因为根本没有想要再证明的事情，不是吗？

当然，既然这样，那就算做了，也是一种彻底的无趣。而更深的原因是，人离开得越远，内心的问题显现得越突出。并不是大家通常意义上说的世界这么大。世界再大，都不及你内心中的一小块儿。这一小块儿很温暖，像是一种来自20世纪的橘黄色的光。

3

铁舅舅书桌前的台灯正是橘黄色的光。李应必须说他正是自己写下的何文。

她该去看他了。她没有关掉电脑，她回来要继续写完这个序言，这也是她这本小说最后要完成的部分。

铁舅舅一个人住两居室，其中一间卧室用来堆放杂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另一间卧室就也不存在杂物。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铁舅舅的腰弯成接近45度。已经是2025年，他的墙上挂着一张1999年的挂历，铁舅舅说喜欢挂历上两个大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挂历下面的书桌上铺着一张世界地图，还用2B铅笔勾画几个地方，铁舅舅说不是现在巴以、俄乌在打仗吗？李应明白他只在意自己，铁舅舅从来不关心世界和世界领导人，如果说他为什么挂了20世纪的挂历，那只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桌子上还摆着几张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女儿已离家数年。就连李应对这个和自己几乎同岁的表姐都已经失去联络。她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结了一次婚又结了一次婚呢？或者比自己更多一次，谁知道呢。女儿照片旁边还有一张铁舅舅小时候的照片，做了修复。这是一张至少50年前的照片。还原出的更多细节让李应感觉失真了。他穿着一身军装，手上拿着一把木头枪。照片下面放着几本20世纪末流行的言情小说和一本高数。还有几本水下地质方面的书，这和铁舅舅年轻时候的工作有关，具体不详，某一类水下作业。他曾经和自己说过用肉眼可以看见50米远处海底的生物。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的船只像飘在空中。还说我们从任何地方了解的大海仅仅是亿万分之一，可以说海里你能见到的生物绝大部分都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但他说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就是一种回忆。李应上学的时候很喜欢数学可是学不懂高数，她觉得数学和高数是两件事。言情小说是女儿的。床边的小柜子上有一个塑料工艺品：一个小女孩坐在秋千上，秋千架已经断裂，铁舅舅用很多猴皮筋缠上了。

这一切，已经不是李应第一次看见了。但她不确定从哪一天房间变成这样，小时候不是这样，忽然有一天就这样了。

铁舅舅从厨房拿出小麻花给她吃，李应看见地上的垃圾桶里有满满一桶小麻花的包装袋。这是他昨天吃下的，但不知道是算早餐午餐还是夜宵。李应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书桌的三分之二都放满了稿子，是一本他已经写了十年的小说。或者不是小说。没人知道是什么。没人看见过。它们就放在这里。李应每个月都来看铁舅舅，算是代替自己的母亲，不仅仅是自己的母亲，还有家里其他长辈。可是李应一次都没有翻动过。稿子并不是总在变厚。有时候先变薄再变厚。对于一个身体弯成45度的人，这一切不是脑力，首先是一种体力。舅舅从不出门，一直在反复确认这本“遁世之作”。李应确定，如果自己没有看过，那就绝不会再有人看过。一直这样写下去不会忘记前面写了什么吗？

你最近看什么了，李应问铁舅舅。但是好像也并不关心他看什么了。但总得说点什么。

现在不怎么看东西。铁舅舅说，好像年龄越大，觉得那些都不是我要的。主要是眼睛也不行了。腰你也看出来了，完全不行了。

他这样一说，李应感觉确实比前一阵又更弯了一些。如果一直这样弯下去，很快铁舅舅的头就会垂向地面。但因为退休工资很少，他已经不打算治疗。

我本来想种点花，不好种。铁舅舅说。

李应看着铁舅舅的阳台，很多花，把好的阳光挡得密不透风。

你这不挺多花的吗？李应说。

还不够多。

你应该多晒晒太阳。太阳是好东西。李应想，没错，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免费的。于是对铁舅舅这样的穷人才是公平的。

反正我算过关了，铁舅舅说，太阳我已经晒了快70年了。

李应感觉是不祥之兆。不知道他什么过关了，要过什么关。这和70年的太阳有什么关系。

人还是应该有些普世的东西，于是李应说：下次你教我种花。

但是她绝对不会种得这么密不透风，就像一个热带雨林，事已至此，铁舅舅还说不好种？这让李应感觉很困惑，而且她确定，这次来看到的植物比上个月又多了。很快植物将占领所有地方，从阳台蔓延，李应感觉铁舅舅也会成为植物的一部分。都是碳基生命，彼此的DNA链接在一起。

说到普世的东西、价值，这件事最近正困扰李应，她不确定自己小说中的何文、薛曼曼是否还是要典型一些。尽管已经写完即将交付出版公司。但她感觉自己具备那样的惯性：事到临头的时候忽然生出截然相反的思路。是不是更应该写那种有共性的困境，或者说他们的个性里面是有共性的。可如果这样，不就是变成了写“应该是什么”，可真正的写作不是恰恰应该写“是什么”吗？

我说的过关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铁舅舅起身去撒尿。李应听到很不连贯的尿声。“有时候一个障碍会把你的生活引向一个方向，我已经知道我的那个方向了，我说的就是过关。”铁舅舅继续说。后面又说了什么，李应只听到抽水马桶的声音。被淹没了。她没有问。因为如果铁舅舅感兴趣这个话题，他会从所有方面论述。铁舅舅忽然又说：我觉得你擅长写语言，用语言推动叙述，节奏挺快的，一不留神就看不懂了。写那种省略了过程，疯狂发展的。

你读的我的哪本书？李应问。

不用哪本书。我看过。铁舅舅一边出来一边提裤子。李应看见他大红秋裤的一个边儿，现在穿这个有点热了，她想。

这些年，李应只要出书，都给铁舅舅一本，每次还要说一句：你就别看了。因为她真的很怕铁舅舅看。好像进入文学话题，他们就不再是亲人了。当然这自然是在把重化轻。生怕自己更多部分暴露在铁舅舅的阅读里。但，这正符合世界对虚弱的设定，本质来说我们都是很虚弱的人，李应想。但虚弱也是人的必要。如果连人的虚弱也不能承认，那文学就是假的。于是李应终究“轻”不起来。

她想到一件事，1999年春夏之交，城市下了一场雪，大雪怎么会下在三四月份呢，铁舅舅全家带着李应出门看雪，当时也是住在这栋房子，走过天桥的时候，薄薄的一层雪，铁舅舅让李应坐在二八车的后座上，舅妈和表姐跟在后面，李应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表姐坐在后座上，骑着骑着，铁舅舅忽然从覆盖着雪的盲道骑下来了，越骑越快，可以说是冲下来了，因为不能踩刹车，所以只能越来越快，李应尖叫，但是并不感觉恐惧，想到这件事不是因为怀念，而是因为这就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是一团雾。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或者了不得的。对，就算从上面冲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铁舅舅又给她撕开一袋小麻花，好像是确定她真的很喜欢吃。

我其实就想宣扬一条价值，李应说：铁舅舅我的新小说写完了，但也不确定那一条价值是什么。

能有一条就不错了。真正核心的都是一。铁舅舅说。

对，一条就够了，李应又重复一遍，自己和自己较劲。她继续说：当然，这个一也包括人物还要有一个主体性。

不是来则来去则去。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你的人好像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不说爱不爱吧。你的人和人之间至少要有点喜欢。

铁舅舅，我说点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星座，水瓶的守护星是天王星，是一颗有很强离开太阳能量的行星，对生命的疏离、理性这一点就很中性，不是用感情和道德待人，是用逻辑，去感情和道德的。所以写出来的就是那种情感关系，当然这里说的自由也不是现在很多人在社会价值规范之下的那个自由。

铁舅舅移动到窗户前，打开一扇。也没有风吹进来。都被他的盆栽植物挡住了。天气预报明明说今天有风。

你到底想写什么呢？铁舅舅靠在窗边问她。随手揪掉了两片枯黄的叶子。

你觉得人到底应该写点什么呢？李应这次自己剥开桌上一个小麻花。

空气中很清脆的一声。

吃掉之后她扔进垃圾桶，垃圾桶又要增高一些了。她又剥开一个。

铁舅舅说：不一定吧，比如描述一种缺陷，然后这种缺陷可以叫你得到满足？

有没有不受时代局限的东西，或者说不受时代局限的共通的缺陷？李应问。

有很多吧，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压迫，当然不是阶级样式。你的有些人还是成立的，不过还是应该继续探讨下去。

李应不知道他说的有些人到底指自己的哪一本，但她不想问，于是她继续说：挺多时候我对很多人物都没有探讨下去的耐心，我觉得我性格里面就没有耐心这种东西。

那就试着去理解。铁舅舅说。

有时候真有点儿缅怀那些逝去的理想和纯真。李应看着铁舅舅的房间想。这儿和她小时候第一次来的感觉竟然完全不同。当然这种不同绝对不是因为舅妈和表姐已经离开这个事实。

李应指了指桌面问铁舅舅写的是小说吗？

不像。

是看上去不像小说的那种小说吗？李应说。

大概如果没写完铁舅舅是不会给任何人读任何一页的。

那你为谁写呢？李应又问。

连“为”这个动词都没有。铁舅舅说。

如果不是自己的铁舅舅，李应会觉得这个人有点过分了。

断裂的人都是有极高天分，我从小就知道你这样。铁舅舅说完发现不对，又说：是你从小，不是我从小。

铁舅舅，你的这本书已经写了十年了，还可以再写一个十年，可以了。李应说。

我再写一个再写十个也还是这个，我也养不好花。他说。

好像他的创作仅仅是因为养不好花。

我的新书快要出了，我拿给你，我以后想就写点热闹的，多声部的，不再那么喜欢谈论孤独两个人的。李应想：铁舅舅为什么和舅妈分开呢，何文跟薛曼曼分开的理由是他们分开的理由吗？李应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对一些普遍性问题的深刻理解。

我写到你和舅妈。她忽然跟铁舅舅说。

因为这种话如果不是忽然说出来就说不出来了。

不管写什么都别怕平庸，铁舅舅说，有些人一生只写一种题材，这也没什么的，事实上也改变不了，他们一辈子就写自己，因为这个自己太特别了。反正会写出一个总跟着自己的故事。何况我们刚才说的，能宣扬一条价值就已经不平庸了，但是可能很难找到那一条价值，也许找两条三条还容易些。说宣扬也不对，人真是这么回事儿，老得告诉别人点儿什么，但这不是过错，就是觉得有点儿，怎么说呢，没什么必要。哎，法无定法。不过这么说也有点乏味，千万别乏味，对……铁舅舅继续说。

李应对这一切很熟悉，铁舅舅会忽然进入一个自我系统，这套系统自我肯定的同时自我否定。

即便擅长也不应该太过分，铁舅舅越说越激动。

李应不知道他说的过分是什么，是舅妈离开自己的事实吗？而一个人对一个能力怎么算擅长呢？在人群中是唯一的唯十的唯百的。

铁舅舅，你不乏味，你就别考虑这个了，李应紧张的时候要吃东西，她又撕开几个小麻花，为什么要把麻花做这么小呢，她很不解。另外离开就是一种小规模死亡。虽然她小说中的何文并没有死，因为她不喜欢写生离死别，不喜欢冲突，不喜欢对比，不喜欢生存极限，尤其不喜欢让自己写的人物经历生存极限。另外说实话，铁舅舅也没有经历生存极限，称不上绝对最多是相对，文人化的东西很优雅，属于在时代那个大圈里自己写了一个小圈，铁舅舅年轻时候工作是水下作业，母亲说过每次重新回到地面，他就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啊写啊，和周围的人都有点格格不入，全家人喜欢管他叫“大家闺秀”。

铁舅舅继续自言自语，速度很快，大概他的这种精神疾病也是全家人多年都和他过往不密的原因之一。

铁舅舅继续说：因为如果不真实我自己都过不了这关。不对，我不是过关了吗，反正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物的情感我没经历过，我就不写。可能是没有想象力。也许艺术真实那就是真实了。自圆其说肯定是一方面，其他我也没太想好。不是所有现实世界的真实都能打动人心吧。聪明人不会有耐心建构语言。聪明人只会解构，连空气都要解构。也不会认为艺术高于生活，因为连艺术都不存在，只存在生活，也许生活的偶然瞬间，会产生艺术吧。不对，不会产生艺术。人不能对艺术负责，是艺术要对人负责……

李应不清楚是自己的哪一句话触发了铁舅舅的开关，他必须滔滔不绝。李应每个月都来看铁舅舅，但这也不能说是关心，她感觉自己这种人挺冷漠的，换句话说，她觉得人都挺冷漠的。这不是一种态度、判断，仅仅是一个事实。不冷漠的话，自己的母亲怎么从不来呢？李应感觉自己既不是关心也不是假积极。就为了找点素材。就连铁舅舅此刻的“病态”都让她觉得是珍贵的素材。进一步说，写作可以让她把现实生活的压力转换。在她的新小说中，何文也是一个间歇性这样喋喋不休的人，至于薛曼曼原型，在自己记忆中早就模糊的舅妈，大多来自猜测。也许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根本没有从过街天桥上飞快地骑下来。

铁舅舅，我得走了，李应坐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铁舅舅忽然沉默，好像想起来什么。他从放杂物的房间拿出一个灰色的包装盒，里面放着三件套，金属扣的皮带，一个放香烟的夹子和打火机。李应说不要。铁舅舅说给何田一个，随便他挑，另外两个可以再拿给朋友。铁舅舅已经太多年没有走出家门。现在大家早就不用这样的三件套了。

铁舅舅整个下午一直披着一个粉色毛毯，看上去是女儿小时候用过的。铁舅舅往上抬了抬自己的眼镜。没错，李应写下的何文就是经常做出这样的动作。并且在这个动作之前，铁舅舅好像都没有认真看一看李应。她早就不是1999年的那个小女孩了。

铁舅舅是一个离目的地很远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诗意的人。每次事情要做成的时候就自己搞砸。母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业务能力很强，并未展开细说，所有关于铁舅舅的信息都是只言片语，好像他只在全家人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才活过一样。或者说他的生活是要靠拼凑。

铁舅舅书桌上的软皮日记本摊开，封面是用汉语拼音写的“riji”。烫金压纹，这个日记本距今有40年了，铁舅舅依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母亲不是说他喜欢写日记吗？那其他的呢？是不是在他的杂物间。日记本内有彩色插图和一些名人名言，翻开的那页写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李应恨透了这些名人名言。

罗曼·罗兰这句话的右侧是铁舅舅的字体，没有时间，看不出是哪天的日记。但如果看不出时间，不就失去了日记的意义吗？铁舅舅的字体很小心翼翼。铁舅舅写：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有时候忽然觉得自己的手指不受控制。不是同时，而且依次。

隔了几行又写：要修炼一个慈悲的眼神。不过这是短期主义的想法。

写到这里的时候墨水的颜色加深，显然是换了一瓶。

书页的最后一行又写：长期主义是要大家一起上升维度。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上升维度，人要为他人而活。

这几行字让李应感觉恐惧，但她无话可说，如果一个事情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多么匪夷所思，你都要真的希望他好。母亲说得对：铁舅舅有些疯了。李应感觉是的，但绝不是母亲嘴里的疯了。她进而很悲哀地想到一件事：也许真正的母女总是想不到一块。

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天是亮的，等他们结束这场谈话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两个人坐在黑黢黢的房间里。铁舅舅打开台灯，台灯正好把世界地图的一小部分照亮。铁舅舅又点了一根烟，他抽很多烟，家里没有烟灰缸。

李应要去一下卫生间，她吃了太多小麻花要去漱口，她很不喜欢嘴里有残渣的感觉。铁舅舅的房子是20世纪90年代建的，卫生间镜子是带有印花的一片桃心形状，镜面的一部分已经氧化。李应对着挤眉弄眼，想看看什么是慈悲的眼神，但又觉得这样的眼神不够性感。还在考虑是不是性感，她觉得自己尚未从暴君手下解脱。她想去见朋友们了，也许去张载的小饭馆是个好主意。她重新抹了一些口红。她的年龄越来越大，雌激素越来越少，可还希望自己是性感的。

真的该走了。李应关门离开。倚在防盗门边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要把书包里刚买的布洛芬留一些给铁舅舅。防盗门被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占满，铁舅舅把身上的毛毯褪下来，蝉蜕掉一层皮也就是这样了。看着他的样子，李应感觉自己对这个人依然充满了深深的怀疑，以及必须要从最深处领会这种偶然。

她还会再来的，一次又一次。希望下次来的时候铁舅舅可以说写完了，或者干脆说一句——不写了。出门去。但其实什么都不会改变不是吗？也许铁舅舅是只缩头乌龟，躲进了自己的那本遁世之作里。

4

屋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可是李应感觉这一切比房间更明亮，当然绝对不是因为城市的霓虹灯。

有一个电影说的是：乞力马扎罗山终年冰雪不化，海拔19701英尺，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部山峰附近，有一具被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豹子到这么高处去寻找什么，无人做过解释。

一个没有明确指向的情节确定了整个小说的基调，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你一定要死在那个地方。

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在这个国家广袤的地平线上。就像死亡消失在宇宙中一样。人消失在人中。

路过天桥的时候，李应又想到那件事，铁舅舅和舅妈、表姐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在过街天桥上，忽然铁舅舅把舅妈和表姐甩在后面，带着自己就从过街天桥的盲道上骑了下来，咯噔咯噔，飞快。李应一路颠着屁股，虽然还有积雪。为什么是带着自己呢？这成了不解之谜。

她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铁舅舅的家，和现在的感觉截然不同，那么热闹，吃过晚饭后，她和舅妈、表姐会拿着小马扎、保温壶里放着凉白开、蒲扇、半导体、花露水在夏夜的过街天桥下面乘凉。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汽车。这件事是非常具体的，如果不具体它就什么都不是，因为这种具体归你所有随身携带。记忆的准确性是一种道德。如今家门口那座天桥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四通八达的高架桥，从早到晚车水马龙，李应感觉，在那个下午，铁舅舅从天桥上骑着自行车往下冲的时刻，他的崩溃就已经开始了，直到很多年后才得以显现。也许这样判断很突兀，但那个崩溃发生的时间、地点，李应作为在场四个人中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李应在更小时候根本没有见过铁舅舅，小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家里突然出现一个铁舅舅。铁舅舅说自己一直生活在邯郸。李应当时的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东施效颦》，于是她和铁舅舅说：东施也是邯郸人。

5

李应直接去了去了张载的小饭馆。

但她对bistro这个单词还是不熟。或者说不熟的原因是不想熟。何田已经到了。已经喝了一杯酒了，或者是第二杯了。时间太奇怪了。她给何田发信息，让他速来。也不过就是十几分钟之前。李应没想到张载前妻也在，喝多了一直坐在地上，踹人，这是她和张载离婚后李应第一次见她。他们离婚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李应也离过一次婚。张载当初离婚后跟她说：离婚证怎么也是红色？李应说自己当年是棕色。真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变成什么颜色。

因为女儿，张载和前妻一直保持着某种关系。李应绝对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张载过去抱住她，前妻还在踹，张载说别给脸不要脸。没错，前夫有权利对前妻说给脸不要脸。就算何田都不能对自己说这句话。他们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女儿一直在旁边吃糖。如果四周绝对静默，甚至可以听见她把糖在嘴里咬得嘎吱作响。李应过去拉住张载。前妻被其他几个人抱起来放在椅子上躺着，拉扯着衣服，李应感觉自己好像看见前妻的乳房都从毛衣里掉出来了。她不确定其他人是不是看见了。看见只能当没看见。没错，上帝怜悯女人于是让女人歇斯底里。但没有一个人会死于歇斯底里。而且她的乳房比从粉色毛衣里看上去更大一些。一个离婚女人还穿着粉色毛衣，证明这个婚离得是对的。

张载越被拉越气，还很大声音说让李应帮他找一个女朋友，又说和前妻一样就行，又补充了一句：最好比她胖点。

李应无法作声，她甚至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再婚了，自己是不是还要随礼。这让她有点不安。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她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一个说法：没有安全感就是分不清整体和局部。她现在就有点分不清局部、整体。也许他们只是一对分手的夫妻，因为分手重新具备的吸引力和撒娇的权利，李应大可不必将这一切做全盘的想象。但这由不得她。

那天正好是前妻的生日，是啊，什么样的女人会在前夫的小饭馆里庆祝。前妻把所有的生日礼物都拆开了。没有一样等到回家再开。这之后，前妻一直抱住李应哭，李应想这个女人是有福的，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重新坐回椅子上，前妻一直在摸自己的大围脖，已经是春天了，还戴着这样一条华丽的围脖，同样是粉色的，用手摸上去就像在摸一只小猫的尾巴。还有更多椅子横七竖八倒在地上，但事件女主人只想好好摸一只小猫的尾巴。李应听母亲说过铁舅舅小时候也养过一只猫，他说他的猫就叫好猫，不知道好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为此还把老家房子的门凿了一个洞。就在这个时候张载凑过来说岳父住院了，当然指的是前岳父。就住在本市西边最大的一所医院。李应去过那所医院，就连地铁都在医院里面跑。前妻因此有了足够理由歇斯底里。她说自己不理解烟消云散，后来又说自己不理解灰飞烟灭，李应说坚固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以及灰飞烟灭。

他们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女儿还在一旁吃糖。李应很少给小孩吃糖。甜食迅速提供能量，人类的进化是以几十万年为单位的，在几十万年前，可以得到更多能量的人会有更多机会存活下去，于是这个基因得以保留。李应觉得自己对两个小孩有点残酷。小女孩很喜欢何田，走到何田后面拍他。何田跟张载不太熟，何田回过头，她就跑开了。小女孩正在换牙，缺了几颗。何田继续自己喝酒。后来又说了一些不明所以的话，他这个人一贯如此。比如有一句是这样的：我要让所有的风把所有的帆往一个方向吹。

李应问他：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

何田如今没事的时候总会写点诗，难怪铁舅舅喜欢这个人。要给他三件套。三件套还在李应的书包里，拿出来也不是，不拿出来也不是。另外李应觉得根本原因是何田的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忙了，经济不行了，他只是在通过一种委婉的方式自救。

李应想到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有一年去湖边划船，风平浪静，可是管理员说不能下湖了，北方要刮起大风。于是李应跟何田，坐在岸边。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走，何田说：天才就是认知自己的悲剧。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人就喜欢说一些不明所以的话。那一天，两个人把本应属于船上的酒都喝掉了，南风吹起想起了你这首歌听了几十遍。但也许两个人想起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直到太阳彻底没入城市楼宇的后面，何田说：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坐在这里跟我喝酒，他就很放得开，因为不要陷入软弱。莫扎特不行，他只是一个噱头。李应知道：看着太阳，他想起的是莫扎特和肖斯塔科维奇。

事到如今，李应都不知道这关太阳什么事。当然也可以说：世间的一切都关太阳的事。李应看着自己的手臂，她发现晒黑了。大概是到岁数了，她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晒太阳，好像不等到这样的时刻就是一种浪费。然而太阳是免费的。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经济学原理。

就在这个时候，前妻忽然走过来跟何田说：我现在连张载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喜欢。后来又说：你们反正也不熟，我们是在罗兹认识的。

李应感觉她醉得更厉害了，于是说自己去过那里。

何田连干三杯问李应：你去过那里？我怎么不知道。

李应说去过。她的语气坚定，但她真的没去过，此时此刻，她想骗一下何田。事实上，李应几分钟之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城市。生活中充满了无关紧要的骗局。她不知道为什么要骗何田，包括前妻。

前妻又讲了很久罗兹，她说了大教堂、老城。和这样的女人待久了，你的耳朵里就会形成一个沙漠。沙子可以吸收声音。李应渐渐就听不到了，难道不是所有的欧洲城市，随便一座，就拥有老城和大教堂吗？

小女孩又拿着一块水果糖过来了，何田面前放满了五颜六色的糖纸。

有一个瞬间，李应觉得她是一个小的妖精，只是还没有长大。过不了几年就会让张载感觉到真正的麻烦。而且对天发誓，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嫉妒过何田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何田出去没回家，她只会觉得他死了而不是出轨一类。何田将两个亮晶晶的糖块放在眼睛上，小女孩张开缺牙的嘴哈哈大笑。这样的笑是多么纯真啊，李应真心这样觉得。自己在小女孩这么大的时候，还觉得所有男人都是王子呢。这相当于对男人的诅咒。事到如今，她只是觉得男女是不得不的战友。

李应听见张载又和好几个朋友说他的前妻如今混得不错，但绝对不是因为男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强调这样一句。他的声音很大。前妻必须听见了。

前妻的话题已经离开罗兹，但还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离开自己，男女已经彻底决裂，当然这些男人里绝对不包括张载，张载是她主动离开的。不难想象，在张载之后，她又遇见了不少男人，有始无终，李应想让她重新看看《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和取真经没有因果关系，也许你最终依然会收获幸福。或者重新读一遍乔伊斯的《死者》。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死者的世界上。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前任的世界上。但是李应一句话没说。《西游记》和《死者》不应该出现在此刻。

你喜欢把自己说成个受害者，其实现实世界可能是你伤害别人。李应对前妻说，她感觉自己有点冒昧。

如果没有感情扭头就走这也叫伤害吗？前妻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的？李应说。

说不清楚，深沉一点儿的吧，是不是有点儿幼稚。前妻说。

不算最幼稚的，李应想，并且只是担心因为幼稚付出的代价特别可笑。但她没有把这句说出口，她和张载的前妻本来也不熟。可以这么说，她是绝对不会越过张载主动联系他的前妻。但会一直把他的前妻保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这算不算某种不道德？虽然自己文学着艺术着，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李应只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市民。

至于说到张载这个人，李应觉得他的前妻真的并不了解他。在张载诸多的品质中，深沉尤其不突出。

张载也很像她小说中写下的何文，虽然何文的真正原型是铁舅舅，以及一些李应年轻时代结交过的男人点滴，可是说何文是一个综合的男人，但是看着此刻一蹶不振的张载，还要在朋友们面前表扬前妻而获得一点自我安慰，真让人觉得痛苦。这都是装的不是吗？张载什么都有了，比所有的朋友都有钱，喜欢请客，可以说如果少请点客，他甚至可以攒下更多钱。但无论如何他都已经很有钱了，可还是这么不幸福，瘫在自己酒吧的沙发上。他说这是从日本定制的真皮沙发，日本人身高做出的沙发比西方好。接着还怪笑了两声。

男人比女人还没有安全感，女人有男人就够了，而男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挑逗欲望和些许责任之间，张载此刻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踱来踱去。当他起来的时候，肥屁股把沙发陷下去一个坑。

真皮的弹性果然不错，李应想。

6

这个小饭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卫生间，于是李应出去上公共卫生间之前也在真皮沙发上颠了两下。她问张载多少钱，张载伸出7个手指头，李应说7000可以买。张载说7万。李应想到铁舅舅日记里的手指头不受控，她想难道连张载也不受控了？她迅速跑向对面的公共卫生间。临走的时候前妻说了一句很匪夷所思的话，你这件坎肩100块钱吧。

在公共卫生间的镜子里，李应又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很快速，她受不了氨水的味道，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所有五官暴露出来，她是很自卑的人，也许是用这种方法控制自卑。她无处躲藏，但她还是要躲到卫生间，她挤不出尿，她只是想拨弄自己的头发，一个人要通过向内寻求可能性这一点是不容易改变的。

出来的时候橘黄色的路灯下，两个老头正在测血压，这样的场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其中一个老头用拐杖有力地敲击血压仪，你甚至无法通过这个行为判断他正在从衰老走向年轻，还是从年轻走向衰老。

她自己也只是从铁舅舅说桌前橘黄色的灯光到达了同样的灯光而已。但在这样的到达之间，自己无疑又老了一点点。所有人都老了一点点，铁舅舅在自己橘黄色的灯光下也老了一点点，可以说铁舅舅就像即将打烊的日料店里的一圈回转寿司，他从中午之后就一直在那转圈，没有人拿走，除非他自己坏掉。但是他甘愿坏掉，这个“坏掉”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条酒吧街。最远处的地标是一条船，陆地上怎么能有一条船呢？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总是有空白地带给予形形色色的人们去想象。酒色财气，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败和虚无交织的游戏。或者说不是城市，对，她一直觉得这里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大都会，和这个南北半球上其他的大都会是一件事。她不是从时髦的角度，而是一种底气。每个人都那么漂亮、依然年轻。甚至连两个测血压的老头都无法自证衰老。

这正是李应爱这座城市的原因，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望，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虽然她从没特意想过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文学形式。但每当她想写点儿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这么多年，她的创作都是围绕这样一座城市，但也许这是一种新的局限。

……

节选，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