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危机”中的文学研究
人文学科处于危机之中。这应该是学科内外的共识，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人文学科危机”之中的“文学研究”也处于摇晃状态，当无数人为AI会不会替代写作者、研究者而争辩和忧虑时，人文学科的危机又弥漫了焦灼感和悲情。其实人文学科的危机从未间断过，只是AI的出现凸显了持续已久的危机。这里涉及的问题几乎都是宏大的，我所阐发的议论只能算砚边点滴，关于“文学研究”的话题也侧重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
如果确认危机存在，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文学科的危机是什么？现在通常说到的是：社会对人文学科意义的轻忽，但这种轻忽并不始于当下，对人文学科“无用”的非议在很长时期几乎是一种流行的观念；文科学生就业艰难，部分文科专业停办或减少招生人数；相对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经费有限甚至不足，等等。这是从外部来谈人文学科的处境，谈人文学科的危机。但是，“外部”错综复杂，当下很多讨论忽视了外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些年来在制度层面也有许多设计和措施在持续不断推进，如双一流建设、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国家级人才计划选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新文科建设和“破五唯”等，各省市乃至大学本身也有类似的举措。这涉及意识形态、资本、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要素，而不是某个方面，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也成为我们考察人文学科危机的一个维度。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不谈那些消极的因素，诸多积极的措施无疑是有效的，但并没有遏制人文学科危机的趋势，更直接的追问是这些措施为什么没能拯救人文学科的危机，甚至其中的一些措施有没有可能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显然，即便从“外部”来审视人文学科的社会生产机制，我们也会明了人文学科的危机不是单一或几个因素决定的。
在许多人看来，AI将给整个人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中包括有些学者预言的AI将颠覆现有的大学教育体系（如果是这样，危机的学科不只是人文，如大家都注意到最前沿的大模型都出自企业而不是高校）；而更让人惶恐的是，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文学科最初产生的前提和基本框架有可能因AI发生动摇。尽管这些原则性、概述性的判断，应当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具体化，人文学者对AI影响人文学科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部分人工智能专家认为，人仍然是目前最大的智能体，但AI智能体在记忆的连续性、认知的全息性和进化的内在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里有一个在什么层面上讨论人文学科和AI的关系问题，在“工具”层面和“价值”不同层面上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并不低估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尽管预估的变化尚未清晰；但我同时感受到未知的变化作为一种力量提前操控了我们。如果AI无法取代人的情感、认知、理解、直觉等，人和人文学科就不可能被AI取代。所以讨论人文学科危机与AI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一关系不是我们讨论人文学科危机的唯一内容。如果只聚焦AI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我们将忽视人文学科和人文学科危机的复杂性。不仅人文学科，现在各种会议和话题几乎必谈AI。在文学界，如果会议的主题不涉及AI差不多难以称其为一场会议。这些讨论和相关论文给人启示，但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应对了AI给人文学科带来的危机尚不能确定。当我们坚定地说AI无法代替创造性的研究和写作时，需要进一步追问在AI出现之前人文学科的“创造性”在哪里？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在处理与政治、资本和技术，以及以技术和资本为支撑的媒介关系，这也是不断遭遇危机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新文化以及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也从现代科学技术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因。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新文学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了关于人和人类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内容和形式多样的现代中国叙事，这种意义的生成和叙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与科技关系。以当代为例，20世纪80年代“老三论”“新三论”相继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方法论热”在当时被视为革新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杠杆，也是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尝试。这是近几十年来科技“范式”对人文学科产生的一次重要影响。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以后，社会科学影响逐渐替代人文学科，文学由所谓的“中心”而至“边缘”。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也是人文学科危机的一种反映。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心/边缘，是指人文学科、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或“地位”，在人文学科危机中讨论这一问题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的《中心与边缘》对“中心”与“边缘”做出了和我们不一样的理解，他认为“中心”并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包括“中心价值系统”和“中心制度系统”，从“中心”到“边缘”应当是一个社会通过中心价值体系向边缘的不断扩展与渗透，由此整合和维系社会系统。以这样的分析模式看待我们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曾经居于“中心”的文学和人文学科虽然在80年代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没有形成“中心价值”和“中心制度”两个系统，也没有完成中心价值体系向“边缘”扩展和渗透的过程。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残酷的事实是文学和人文学科的“价值”和社会脱节了，这种危机是一直存在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人文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是表达人文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不能一味地说人文学科没有去适应时代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来人文学科一直在试图增强自己适应数字时代的能力，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题和立项都反映了这种“适应”的特点。但是危机并没有缓解，显然适应的方式出现了偏差，我把这种状态称为“人文的迷惘”。我们都熟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韩炳哲笔下被描述为：“在数字化现代晚期，我们通过不断地发帖、点赞和分享来掩盖生活的苍白赤裸与意义匮乏。嘈杂的交际与信息设法使生活不显露出令人害怕的虚空。今天的危机不是在生活和讲述之间做选择，而是在生活和发帖之间二选一。自拍成瘾也不能归因于自恋，内心空虚才是元凶。自我缺乏能为其提供一种稳定身份的意义来源。由于内心空虚，自我不断地生产自己。”这种现象不能说是人文学者当下状态的写照，但因为“自我缺乏能为其提供一种稳定身份的意义来源”而产生的迷惘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讲述”的问题。我们都不是先知，无法预言和预见，如韩炳哲所说的那样，数字化启动了一个本雅明当时无法预见的过程，本雅明身后的一个世纪，信息正发展成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令人忧虑的是：“但在数字化进程中，信息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真实（Wirklichkeit）本身以信息和数据呈现。当真实被信息化和数据化之后，我们对真实的感受成了信息本身，或说信息成了我们感知真实的主要方式。然而信息是一种表象，或说是一种再现。真实被信息化，导致在场的直接经验逐渐枯萎。数字化与信息化不分彼此，真实就这样被严重稀释了。”“真实”被稀释后，“伪问题”对“真问题”的干扰越来越多。
在检讨、反思和批判人文学科危机的外部因素的同时，人文学者需要对人文学科内部的危机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在当下是薄弱的。若要不断克服危机以重建人文学科，学科内部的自我批判尤为重要。将学术分门别类，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学科之下再设专业，这是欧美现代大学的传统。中国受其影响，分门别类似乎更细化。“学科”这一概念和建制在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得以发展和强化，教研室之外叠加了学科这一学术组织。最初设立的是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后来扩展到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在一
级学科基础上统筹建设二级学科的要求实际上也是针对专门化倾向的。学科建制本身是一个悖论，它有其合理性，但将理工科的建制移植到人文学科带来了诸多问题，人文学科的不确定被自然科学的确定性替代。人文学科是研究人和人类意义的学问，人和意义是复杂的；它是以人文的方式，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科学技术的思维和方式去研究人和人类的意义；简单来说，是在阐释世界，是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知识、思想、情怀是阐释者必备的要素。人文学科化以后，形成了一整套体系，二级学科壁垒森严；科学研究的量化，把复杂的人文问题抽象化、简单化；学术变成了论文项目奖项的简单相加；学者成了各种指标的载体；等等。量化只是人文学科危机中的问题之一，但量化几乎是致命一击。正如乔·莫兰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中译本序中所说：“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界模糊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被量化的。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它们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它们无法将知识简化为某种学科本质，因为它们的研究是所有独一无二的人工制品，它们都来自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即人脑。”在当下语境中，这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人文学者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失去了人文学者的主体性，思想、情怀、个性、创造等在学术研究中逐渐淡薄。
我们既不能将知识简化为某种学科本质，也不能将学科简化为某种知识生产，后者可以被“算法”代替。这两种简化的后果便是人文学科阐释世界的思想能力弱化，因而有必要重申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在人文学科危机中，文学研究的两种“范式”都面临重建的问题。约瑟夫•诺思在《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研究了“学术转向”的问题，他讨论的问题和结论未必完全应对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约瑟夫•诺思谈到英美文学研究数十年发展一直基于一个相当稳定的共识，即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出于学术目的，将其视为诊断工具，确诊作品在怎样的文化形态里被书写和阅读。
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所有较具影响力的运动都发生于此观点，由这一共识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即“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与这一范式并存的是“批评”，学科争论也就围绕文学“学问家”与文学“批评家”展开。在约瑟夫·诺思看来，这两种范式或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介入的契机。根据他的观察和判断，“学问家”赢得了这场争论，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学术转向”：“‘学术’方法取代了‘批评’的方法，视文学文本为分析历史文化契机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视文学文本为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没有一条清晰的“学术”取代“批评”方法的转型，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内通常会认为“古代文学”研究是“学术”的，“学问家”多集中在这个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虽不比古代文学学科，但也被视为“学术”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经出现过“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一说法，王元化先生便认为思想与学术并非两分，学者应有公同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背景。这一重要主张反拨的正是对“学术”的片面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有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有时二者合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多数研究者对“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各有专攻。这些年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断强调当代文学的学科性，并对当代文学做历史化的处理，逐渐将当代文学划分为文学史和批评两个领域，前者也被当作“学术”，后者则是批评。原则上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应当是各有其“学术”和“方法”，尽管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脉络中它们是一体的，“学术”和“方法”亦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学术积累的程度不等，学术的含金量也就被不同对待。这里的问题是，即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无疑需要“学术化”，但它的“当代性”更需要有“思想的学术”。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仅仅将当代文学史研究视为“文化分析”。当代文学批评在很长时间内曾经发挥了“文化介入”的作用，批评学院化后对“学术”的强调，一方面增强了“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弱化了“文化介入”的能力。现在的文学批评大致是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已经显现的危机是它钝化了思想锋芒而有可能变成“文化分析”的手段。就此而言，“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仍然是克服人文学科危机的重要路径。
处于人文学科危机之中的文学研究被各种潮流裹挟。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弗雷德·韦伯在以文化社会学视域讨论文化史问题时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由历史的潮流推向前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这一潮流通过我们实现了什么呢？”——我们感觉到这一潮流正以极快的，甚至迅猛的速度将我们带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新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曾经熟悉的许多伟大事物似乎不再具有继续发展的余地，而许多事物因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加舒适的条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事物变得更加阴暗、沉重、危险，很多事物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由，那样富有来自内部的自发力量。我们满怀希冀“回顾历史，希冀中同时夹杂着担忧与好奇，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却不能马上完全理解这个转折的深刻程度如何，为了长期给新的事物腾出余地，我们以往的生存状态中本质性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我们感到急需澄清当前这种前所未有、含混不清的局面，要了解这种局面的重要意义，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全面掌握历史潮流的驱动力、历程、形态和引起变化的动因，能够由此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问。我们以往的生存状态中本质性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在这样的思考和随后的选择中，文学研究“能够由此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