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技术书写，在科幻小说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书写方式，通常构成一部科幻小说的核心观念，例如何夕《伤心者》中的微连续理论，刘慈欣《三体》中的黑暗森林设想以及丹·西蒙斯《海伯利安》里的十字形。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书写，不仅仅是作为作者核心构想的体现，还作为一种符号而实际存在着，技术成为科幻小说中的一种符号，体现着该科幻小说写作时的社会背景、历史环境以及一系列权力关系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曾在《审美之维》中提到，文学艺术具有一种政治潜能，而这种政治潜能只有在作家不直接去书写政治时才是最大化的，而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书写，同样具有这种潜能，从部分现代科幻小说的创作来看，一些科幻小说可能通过对技术的变革进行反思，提出对技术发展的质疑，并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进而呼吁对技术的谨慎使用，这种态度的变化也可以作为对当代科技社会的一种反抗。同样，当一个时期内的科幻小说将技术作为一种符号，来承担某种特殊任务的时候，也可以从中窥探出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1939年，当顾均正撰写《在北极底下》时，将大量有关于电磁学的知识写入到了小说当中，以此来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工具，以现在的角度看来，这又类似于一种《万有引力之虹》式的拼贴。

现代技术催生了现代工业体系的诞生，部分作者受到现代工业的影响，便以此为题材来创作科幻小说。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提到，里面的科学怪人是通过尸块拼凑起来再通电来制造出来的，这表明科学技术这一现代产物已经进入到文学创作视野中，并成为一种独特的主题。对于科幻小说的定义，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将科幻小说定义为认知性陌生化的文学作品，科幻小说的认知性代表着它以现代科学的理性态度来审视小说世界中的元素。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中，尚未存在关于科幻小说的具体分类，而童恩正在《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的后记中，将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了《列子·汤问》中的《偃师》篇。在《偃师》中提到一个类似于现代机器人的木头人，这种木头人的行动与真人相似，其内部却是由木头与漆料之类的物件构成的，有着类似于科学幻想的色彩。因此，童恩正将这个故事认定为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萌芽出现得较早，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直到晚清时期，受西方科学知识影响后才开始兴起。

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书写可以分出不同时期来进行对应考察，分别为晚清至民国、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时期以及新生代作家及之后三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中，科学技术在中国科幻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代表的符号意义都有所不同。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受到西方现代技术的影响，对这种科学技术话语进行模仿；在“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因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对科学技术抱有赞同以及接纳的态度；到了新生代及其之后的时期，韩松、刘慈欣、王晋康等科幻小说作家意识到了技术另一面的存在，并在科幻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去反映科学技术的问题所在。在这些科幻小说中，作者对技术这一元素作了不同的符号化处理，即技术作为同一种符号被赋予多种不同的意义，在这三个时期的科幻小说中，技术符号构建了一种文学符号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作者传递了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符号系统通过文学语言来表达技术的象征意义。

一、为我所用：晚清至民国时期科幻小说的技术符号化书写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起始期，同时，该时期科幻小说创作的开放性，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最为丰富。也就是说，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作者在创作科幻小说时，不仅仅是将科学技术的知识融合到小说的创作当中，还将中国传统文学的习惯代入到其中，使其既带有科学知识的启蒙精神，又衍生出以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非虚构的猎奇故事，如野民的《仙枕环游记》、枕流的《极乐国》等。并且，在这一时期当中，技术被当时的作者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因此在小说中成为一种可以复兴国族、拯救社会的符号，从而使得技术这一符号充分进入到社会语境当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进步的观念。

晚清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冲击，当时的文人认识到科学话语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科学小说”来实现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梁启超、吴趼人与鲁迅等文人一是通过亲自创作，二是通过译介国外著名科幻小说，来给予科幻小说显著的位置。科幻奇谭作为当时小说领域的一个特殊文种，便是这一创作与译介风潮下诞生的特色文类。这时候创作出来的科幻奇谭，迫切地预演着国族未来的命运，思考历史背后的原理，其创作范围包括从改良主义到末世论，非常广泛。并且，晚清时的科幻奇谭，常常被文人们称作是标志着知识的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的输入，晚清文人的视野逐渐得到扩张，借助新奇技术，他们开始关注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空间，并借此表现出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以及对国族复兴的期盼。发表在《绣像小说》上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便是其中一篇代表作，其作者真名不详，只有笔名“荒江钓叟”可供参考。这部小说名字里虽带有“月球殖民地”字样，但实际上故事背景仍然是在地球上，只不过，荒江钓叟在小说中加入了不少科学要素，例如热气球、五彩电光衣、登月等。虽然作者在故事中过分夸大了热气球等科技产物的作用，并且对现代技术的理解并非十分充分，例如作者提到热气球不能在外太空飞行，是因为热气球耐不住外太空的寒气，以及怕被外太空的旋风吹走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技术改造了晚清文人的空间观念，使其二维视角转变为三维，并且小说里提到的物件基本有现实世界的科学依据，这些物件所带来的奇观与传统的仙术完全不同。作者将小说空间开拓到了领空这一未知空间，既表现出了晚清文人受到现代技术话语影响后，对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向往，又包含着文人对于未知空间的恐惧。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式知识输入到晚清社会之后，文人们产生对新空间新领域的强烈好奇，迫切地想要对这一全新维度加以想象；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又对新空间的开拓产生挫败感，而天空这一空间相较于海域与领土来说，更接近于自由的公共空间，中国处于这样的公共空间中，能够有更加平等的话语权。于是，诸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等晚清科幻小说便涌现出来，它们承载着晚清文人对于先进技术的追求，以及对生存空间逐渐缩小的危机感，这些科幻奇谭在探索未知空间以及运用新知识的同时，也对当时社会发展方向做了预演，将新奇感与焦虑感合并到文本中。

从晚清社会到“五四运动”期间所创作出来的科幻小说，都倾向于将科幻小说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作者们力图通过创作承载着丰富现代科技符号的科幻小说来传播先进文化，从而打破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启发民智，达到兴国兴民的目的。例如，梁启超和鲁迅就曾试图将科幻小说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工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就提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因此，他翻译了法国作家佛林玛利安的科幻小说《地球末日》，并将译名定为《世界末日记》，还将凡尔纳的《两年假期》翻译引入，定名为《十五小豪杰》；此外，梁启超也亲自创作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便是他对中国未来走向预想的体现。而鲁迅《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到，科幻小说的作用可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还认为其可以启发民智，从而起到传播新文化的作用。

这些科幻奇谭表现出当时晚清社会所遭受的西方工业化文化冲击，以及科学理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体系的碰撞，作者们急不可耐地将现代技术融入自身创作中。20世纪初恰逢中国现代转型期，在晚清政治变革背景下，1901年前后出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热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者们希望通过改造个体从而实现对全社会的改造。然而，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到，晚清将科学技术纳入创作中的这些作品，在后续发展中却被压抑了。五四时期以来的作者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却并不重视这些作品，而科幻奇谭，也被他们视为知识的扭曲。老舍的《猫城记》等科幻奇谭，在当时几近灭绝，现代作家却往往遏制了晚清前驱嬉笑怒骂之精神。而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向，将以往各式各样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压抑成写实或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在此之前，晚清科幻小说对现代技术的模仿虽显得笨拙，但在这些创作中，理想与政治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神魔斗法相依衬，现代启蒙又与伦理道德相互贴近，这使得晚清科幻小说呈现出开放性的特质，使得科幻小说创作展现出多样化的情形。但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的技术符号化书写，受到了压抑。

这是由于，随着时代逐渐发展，西方现代科学体系在中国有了系统化的传入，学者以及小说作家对科幻小说传播先锋文化的期望有所降低，转而去关注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然学科知识。并且，由于此前文人对于科幻小说寄予厚望，使得科幻小说的功能导向大于其内容创作，这使得当时中国科幻小说无法摆脱自身限制，而落后于五四新文学的创新道路。

二、技术复刻：“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技术符号化书写

尽管晚清时期科幻奇谭中的技术符号化书写是被压抑的，不过，这些作品对科学器具的使用、科学知识的灌输和超现实想象，使得民众对现代观念有了实质的认识，在游戏消遣的同时，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它为晚清民初的中国人，提供了重新看世界的方法，成为人们进行思想实验和表达生命态度的最佳场所。他们将旧小说对个体生命故事的关注，拓展到对整个社会国族的关注，并创新出宇宙时空的维度。

通过技术的符号化书写，“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科技进步的强烈渴望，技术在这些作品中被塑造为超越现实界限的力量，代表着未来可能实现的科技愿景。其中，这种技术符号化书写表现为，作者在科幻小说中描写出对于一种先进技术的复刻物，比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里的激光武器，以此来表示国人也有掌控先进技术的能力，或者是表达出对国外现有技术的超越，以此来构成小说里的核心观念，即对先进技术抱有一种复刻或超越的欲望。这种技术复刻欲望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技术符号得以具象化，呈现出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向往。同时，这种技术符号化书写的方式也体现着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所存在的工业化问题解决的渴望，在“十七年”的这段时期当中，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推进并实现，体现在当时的科幻小说写作中，便是科幻小说通过技术符号化的书写，试图探讨和解决这些挑战，展示了对技术创新的信仰和依赖。

“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还承担起了科学知识普及的任务，在这其中，知识扮演了关键角色。苏联科幻小说与凡尔纳的经典作品，对郑文光、萧建亨、童恩正等中国科幻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科学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成为一种能够洞察到未来发展法则与规律的器具，并使得他们可以据此来加以推演，以此来想象美好的未来社会。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进步主义是其中的主导形式，对于“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作家来说，科学不仅仅代表着对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一种觉察，还代表着事物的发展以及可能变化。现代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幻小说创作中赋予科学以特殊地位，由于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在科幻小说上的成就，当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与美英法等国存在较大差异。于是，作家们多选择描述美好未来，如《共产主义狂想曲》《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作品。

而这种对于未来想象的热衷，实际上是对现存于他地的他者文化或技术的渴望。这种渴望实际上广泛存在于后发国家的文学创作当中，中国也是如此。王富仁指出，西方的现代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而中国没有历史发展的观念，因此，这种现代观念被从时间上的伸展性转换成了空间上的伸展性。陈平原也通过对中国科幻文学中飞车主题的考察，确认了飞车想象并不是一种自发想象的产物，而是当时文人受到现代科学技术话语的影响，从而生发的想象。换句话来说，是通过阅读科普读物从而获得灵感。从创作方式上看，将时空进行一定程度的置换，确实是一种简单有效且能够真正反映未来可能性的创作方式。

中国科幻小说追求技术符号的另一个体现，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身文化优秀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后发地位，且科学技术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拟的后发国家，其作者倾向于将自身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科学技术置换到高于发达国家的地位上，以此来展现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科技是如何流行于发达国家的，以此来达成超越的目的。关于这一方面，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历史上也有相对清晰的体现，詹玲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中提到，中国“十七年”期间的科幻文学作品通常呈现出工具性和技术理想主义的倾向。工具性是指当时的科幻小说作家将科幻小说视为宣传科学知识的科普工具，而技术理想主义是指“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虽然以苏联科幻小说和凡尔纳的作品为模仿、学习对象，但其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声筒，其文学因素，比如人物形象、故事发展、作品立意等，与科学性比起来显得十分羸弱，呈现出对高新科学技术的崇拜。并且，这些技术理想主义的科幻小说通常注重于讲述未来科技发展成果以及可能存在的确定发展趋向，而对于如何呈现这些未来科技，大部分作品采取“一问一答”的讲述模式，或是作者直接介入到作品中，为读者们讲解详细的科学知识，如迟叔昌在《３号游泳选手的秘密》中讲述如何让人游泳速度更快的润滑剂，《奇妙的生发油》中介绍的能促进头发生长的“生发油”等，并且明显带有儿童文学科普的色彩，文学艺术成就不高。

也有部分科幻作家尝试对这种技术理想主义创作趋向进行一定纠正，尝试对复刻技术这种单一的写作方式作出反思，如郑文光与童恩正，他们意识到了建构新中国科幻概念的重要性，而不是沿袭苏联以及凡尔纳的创作模式。《火星建设者》和《古峡迷雾》正是他们试图扭转趋势的作品，这些新式中国科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注重科学内容而忽略人物塑造、强调知识科普而淡化故事内容等限制因素，与此同时，科幻文学批评界也在做出自己的贡献。50、60年代时，批评界在对凡尔纳的作品作出评介时，除了强调其科学故事的高度可读性以外，还着重赞扬了凡尔纳作品中“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将被科学内容遮蔽的人物形象、情感发展、精神特质等因素重新推回到科幻文学批评的关注重点上。

但是，“十七年”时期出版的科幻小说作品中，仍有绝大部分作品讲述的是太空旅行经历以及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小发明故事，而文学批评界以及部分科幻小说家所推崇的对于人性的书写与表现，淹没在了错位的创作潮流当中。

三、对于技术的自反性：新生代以来的技术符号化书写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出现第二次创作高潮，虽然随后科幻小说的“姓科姓文”问题使得这一创作高峰期迅速泯灭，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在这一期间完成了转型。该转型意味着中国科幻小说文学性的回归，科幻小说开始从精英文学创作走向通俗化，从“科普型”转向“文学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科幻小说作家逐渐开始活跃于科幻文坛中，成为当时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其中包括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与何夕。这些新生代以《科幻世界》杂志为聚集地，开始自己的创作。随着思想解放以及科幻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科幻小说家们将目光从激进的现代性转移到了盛世危言的创作上。一方面作者们对中国以及世界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警惕着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与潜在威胁，从而呈现出期待与恐惧一并存在的现象，这也揭示了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所要面临的各类困境。他们必须在争取外部自由、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改变自己的社会治理和文化类型，使自己跟当代社会相互融合。一不小心，盛世预言就会成为盛世危言。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中国科幻小说既不是简单将科学技术话语视为科普的启蒙话语，也不是将科学视为拯救国族的符号，而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启蒙，这辐射到美学、哲学、政治学、生态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种以现代工业性为基础的，复杂、多元、全方位覆盖的思想启蒙。中国新时代的科幻小说，是以现代性为依托，对当代社会中不断扩张并毫无阻碍的现代技术进行反思与批判。于是，将当下世界刻画成一个外部鲜亮美丽，内部存在着问题或矛盾的世界，成为许多中国科幻小说家创作科幻作品的一个主要构造方式。

例如，刘维佳发表于1999年的小说《梦的交错》里，想象科学家为了保护地球、减少温室效应的影响而制造出了“地球窗帘”。这样的反思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科技“双刃剑”的作用，既将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展示在人们面前，同时又肯定科技的价值意义，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王晋康相比其他人来说，有了进一步的反思。王晋康拥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有尖端技术工作经历，这成为他创作的基础。王晋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把科技当作启蒙的工具，而是从科技与人的关系思考出发，考察科技对人产生的影响，这也是他能够将民族国家话语进行理念的转化，拓展为对整个人类族群思考的重要前提。

在这一时期，技术“山寨”的写作方式逐渐式微，通过“山寨”这一技术复刻行为，来让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产生抵抗，并不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山寨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由于现代性在当代进行分化时所产生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的结果，“山寨”从现代性中产生，一方面肯定发达国家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山寨”又是对发达国家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也就是说，山寨式的技术符号化书写成为“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作者所认为能够解决当前社会困难的必然道路，虽然这种山寨行为指向的是作者利用技术复刻来试图达到对自由的追寻，但是，用“山寨”来为现实问题争取解决方法本身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样的书写方式，仍旧缺乏科幻小说应有的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中国在过去长时间里处于与西方世界的落差之中，导致现代科学人文精神萌芽不足，沉迷于对先进技术的描写而唯恐落后于人，使得中国科幻小说中有“技术扩大化”的趋势，这指的是技术不仅覆盖了自身领域问题的解决，还扩展到了心理、道德、艺术、政治乃至社会方面问题的解决上，科幻小说对于现代技术的反思受到削弱。

在该层面上，新生代作家对于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复刻欲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在之前的科幻小说写作中，人化因素逐渐压制自然因素，使得整个文本世界呈现为充满技术的状态。例如韩松在《轨道》中描写的对人工宇宙进行的山寨，其实是一种放弃思考现代技术的行为，因为在对Ｍ国技术进行山寨的时候，轨道乘客们所想要的只是通过复制技术而产生的宰割快感，这种快感是对以“复制”来对“负责”进行消解，从而让乘客们产生快速进步以及脱离危机的幻觉。但是，脱离发达国家现代性宰制的道路又在哪里？在《想象力宣言》中，韩松就表达过担忧，“不管怎么说，洋人正在从多个角度研究我们的未来。他们站在未来的立场上，一口口吃透我们。我们的未来，装在他们的脑子里，握在他们的手中，被他们用丰富的想象力来加工着。他们把我们的未来，细枝末节都研究透了，然后再一步步地后殖民我们”。例如金·斯坦利·罗宾逊在《红火星》三部曲中呈现了一个充满个性化但顺从的人物的新殖民主义形象，其中交织着西方对殖民主义过去的感知，以及对当代的不确定和对未来的焦虑。这意味着，现代技术的传播并不单纯是“技术”的传播，其中还包括“身份政治、现代性话语、表征与技术等”各类因素的传播。

因此，科幻小说中的世界不单纯是对某一科技概念的展现，那么，单纯地将这种传播而来的现代技术引入到科幻小说中而没有对其中的异质元素进行反思，对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来说并不是一种值得考虑的行为。传统科幻小说中所描绘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一般能为故事中的人类作出积极贡献，且其置于人类控制之下。那么如果科学技术是处于一种无限扩张的状态，最后失去控制，将人类社会置于技术的压抑之下。这时的技术不再对科幻小说中的人类产生积极效应，而是处于“失效”的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带来的进步主义所承诺的无限光明的未来便因此蒙上不确定的阴影，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与人类的进步脱钩，不再形成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科幻小说的技术书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想象，这一想象的基础在于对工具理性的运用，这就使得技术想象倾向于“解决问题”的趋势。于是，技术想象不仅将大自然中的无生命物体以及动物视为客体，还将社会中的人也视为客体，同时还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知识的积累抱有极大信心，新事物的地位也优于旧事物，对于效率的重视也在技术想象的逻辑之中。尽管这种技术想象逻辑并没有完全支配现代社会，但是在科幻小说中，技术想象已经在其中取得了一种接近于意识形态的地位，使得作家们服从于其逻辑。于是，科幻小说如何体现自身新奇性一般都是依赖于小说中技术的新奇，例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黑域，宝树在《时间之墟》中描写的时间循环机制等。

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科幻小说以及苏联科幻小说创作模式影响，从晚清时期接受并模仿现代科技，到“十七年”时期受到苏联科幻文论影响开始以进步主义为主导创作科幻小说，再到新生代作家，中国科幻小说对于技术的描写成为一种不成文传统，于是，韩松口中提到的“危险的硬科幻”便出现了。这些作品沉迷于对新奇技术的描写当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合理的人物以及环境塑造，将小说与现实脱钩，成为孤立的未来图景描绘。而且就算是注重人文关怀的科幻小说，读者们都会将目光放在技术设定上，探讨着其中技术描写的合理性而忽略了其中的终极关怀。

不过，新生代作家给科幻小说带来的技术书写促使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转型。首先，作者不再承担起为读者传播科学知识的责任，读者也不再简单作为知识的承受者来阅读科幻小说，读者从文本中所接收到的信息是自觉且无意识完成的，而非作者灌输给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其次，科幻小说不再简单利用科技话语进行创作，而是加强了对于技术发展的反思以及推测，科技对于人的异化更为直观地展现在小说内容中，例如《地铁》中的人们在车厢内不断加速，到站时，出来的都变成了非人类，展现“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过程；最后，新生代时期的科幻小说始终是指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各类现实世界的问题进入到科幻小说作家的创作视野当中，即全球化带来了时间、空间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快速瓦解和重组，文学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新生代时期以来的科幻小说创作不是对于技术的妖魔化，也不是对于技术的理想化，而是对于技术所隐含的某种不受控方向的展现，技术成为一种富含不确定性的符号，因为，对于技术的妖魔化这一反乌托邦式的描述更像是对技术负面倾向的定义，而不是展现其内在的不稳定。即使技术已经几乎完全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继而使得现代人无法脱离技术而生活，并让技术成为科幻小说写作中的一大常驻因素，但也正如陈楸帆在《荒潮》中所表达的那样，技术逐渐占据了所有空间，成了文本空间中唯一的真实，赛博朋克背景下的居民在这种技术空间中作出的一切探索以及所有试图寻求意义的冲动与行动，都以自身的异化、发狂或者是死亡为最终结局，然而这些人物似乎并不在意结果，而是将其视为自己命中注定所要达成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楸帆从现代技术所笼罩的世界中发掘出意义的虚无，可以读出他以及同时代其他科幻小说作家对当前技术所造就的社会局面之焦虑，甚至是对技术塑造下现代人隐藏起来的本能与冲动的担忧。

四、技术书写与中国科幻小说的震惊美学

在现代技术所造就的世界中，科幻小说其实是这样一种文学，它受到现代社会中被压抑的边缘人的影响，因此通过科幻小说这一载体来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合法地位、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文学所占据的权力地位进行解构。正是因为自身对这些因素的解构，使得科幻小说对现代技术下滋生的欲望产生对抗，其内容也呈现为认知性陌生化的文本，在创作形式上趋向于稳定的方法化，并且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不是对现实社会中个体经验的反映，而是代表着某一种族的形象。而以上特征，使得科幻小说与现代社会中的其他文学作品形成较大区别。

很多时候，科幻小说所传达出去的思想会被认为是边缘化思想，从而不被主流话语接受，但在技术日益扩张自身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其他文学作品对此作出的回应也不尽人意。例如，浪漫主义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附带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与作为文明史的现代性之间形成二元对立，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审美现代性一直想要排斥这种文明史的现代性，呼吁回到一种田园牧歌的惬意生活当中，但是这种呼吁显然与现代性的扩张背道而驰；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激烈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感觉非常迷茫，它们通常会采用一种非常模糊的态度来应对技术带来的剧变，试图用“模糊”来对抗现代社会中的“激变”，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对此有所回应，比如托马斯·品钦，他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引入了热力学的相关概念，隐喻现代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也使得该作品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又重新回归到对社会的探寻之中，而科幻小说在批评家看来，并不是一种合适的用来反映技术异化的文学作品，因为在文学作品的权力话语场中，科幻小说并没有占据到良好生态位，反而被排斥在边缘之外，使用科学技术来介入到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审视当中，在批评家看来，科幻小说这种改良社会的态度并不能对社会造成足够的影响。更何况，科幻小说本身“认知性陌生化”的属性使得其故事内容通常不去反映真实社会生活。于是，科幻小说被打上这样的标签，一直不被认为是适合反映技术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

但是科幻小说的“认知性陌生化”并不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反应机制，它比简单地建构一个乌托邦空岛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这种认知性陌生化属性不是单纯提供关于未来图景的构想，而是使得读者对技术扩张自身的当下形成一种全新的陌生化体验，并且通过陌生化体验来重新组织对于技术的认知。科幻小说的这一陌生化方式是与其他文学作品的陌生化方式不一样的，例如韩松在《轨道》三部曲中对于先进交通工具内部环境的表述，张冉在《野猫山——东京1939》中所构想的能够让飞行器穿越到二战时期的时空虫洞，这些对于陌生环境的构想都是对现代社会部分元素的困惑与置换、理解与更新，在这些置换过程中，读者可以发现，对于技术另一面的体验并不是现代人能够马上经验到的，现代技术扩张自身带来的异变使得现代人肉体与精神形成二元对立，产生强烈分裂感，现代人对于这种分裂感却感到麻木，并不会被技术所带来的另一面所震撼到。于是，为了使得读者能够突破技术对现代人感官的阻断，当今的中国科幻小说将“认知性陌生化”作为突围封锁的方式，将当下技术体验打碎并重新组织起来，使得读者重新体验到这种被重组的现代技术体验，从而对技术获得一种新的感官体验。

新生代以来的科幻小说作家对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因素，进行了一种符号化处理，使其不确定化。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不再是一种万能解药或者是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工具，这相当于运用了一种间接化措施，来使得读者的聚焦点转移，这一转移并不是从现实生活转移到小说的陌生化环境上，而是从被现代技术钝化的知觉上转移开，从而给予读者新的感官体验，达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震惊感。

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一般是以技术等科学因素作为先行主题而呈现，对这一主题的呈现通常关乎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思考，但是有时候，这种类型先行的写作方式往往会走向对于技术的极端先行。例如部分《科幻世界》读者在阅读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时，时常关注飞船浮力大小等技术因素，却没有关注到飞船里的女孩的感受这一核心。对于新生代之后的科幻小说作家来说，技术只是他们的科幻小说中的承载体之一，从来不是其想要读者关注的重点，技术并不是限制中国科幻小说想象力的桎梏。科幻小说是一种想象性创造活动，这一活动是对经验世界做精神上的实验，因此技术只是这种精神实验中的其中一环，故事、人物及其氛围仍然是科幻小说中的重要因素。诸如新浪潮运动，就为科幻小说的写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主流文学的写作方式得以改造被实证主义围困的科幻小说，让科幻小说再次焕发新活力。而当下的中国科幻小说都是追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对“科技所带来的美感和震撼”的展现，这些作品并非将关注点集中在探讨技术的本质或科幻小说的定义上，而是促使读者寻找技术符号审美的最佳角度，寻找对于技术符号的震惊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