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中篇小说创作：于人间世相中修补星光
纵览房伟近年的小说创作，其在长、中、短篇各体裁上全面发力，成果丰硕，确乎展现了其作为实力派作家的深厚功底与多元视野。然而，正如编辑家汪惠仁所言：“小说的尺幅，是极讲究的。能够激起人心普遍唱和的，往往是中篇小说。”房伟的文学世界尤以中篇之作最为精纯与深邃。因此，聚焦于他的中篇小说，正是一条窥探其艺术核心与精神腹地的捷径。
一、纷纭世相 虚实场景
在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时，房伟曾说：“一个写作者，要有题材的广度。”他的中篇小说创作正是此言的最佳注脚，其笔触纵横开阖，既有对历史褶皱之处的发力，亦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记忆的细腻书写，更不乏对于当下新人新事的敏锐观察。然而，房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从未止步于题材的广泛猎奇。他将这种广度视为勘探人性与时代深度的路径，使得纷繁的世相在其笔下，并非简单的现实复刻，而是经过艺术提炼、虚实相生的典型场景，共同回应着关于创伤、救赎与生存意义的共通母题。
房伟的抗战题材中篇小说《猎舌师》便是在历史真实与心灵真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尝试。他反对某些“新历史小说”对于历史无下限的解构与戏仿，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诚的有思想含量和精神质地的历史文学写作”（王金胜语），展现了“总体性”与宏大叙事的复归。房伟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将战争对个人的冲击，设计为一个冒险的机会，一个寻找真实自我的契机。正如福柯所说，人的主体性必须通过反抗实现。小说中的淮扬菜主厨骆宁安正是在报家国之仇的一场抗日行动中完成了文化抗争与个人复仇。值得注意的是，骆宁安在利用厨师身份给日军下毒时坚持不在饭菜里下毒，而是选择在酒水中下毒，这样就能避免席间妇女儿童的死亡。正是这一行为赋予了正史无法触及的微妙幽玄。房伟的同名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中汇集了一系列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们共同书写了平凡人不平凡的“心灵史”。展现出了房伟对于传统抗战历史题材某些窠臼的反拨，其落脚点是战争中的芸芸众生所展现的生命尊严，并从中寻找一种永恒的、能够烛照当下的生命力量。
房伟在论及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上有着深刻的见解，“我的心目中，真正的历史小说，能给我们带来人对‘时间和自我’的深刻感受……更深而言之，历史小说应该表现人内心种种情感，表现人和时间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的种种行为动机和意义追索。”因此，他的创作往往能不拘一格，借助“世界大文”，来启发“人生之閟机”（鲁迅语）。中短篇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中，房伟借用世原型重构与异质想象等方式，去展现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隐秘关系。如中篇小说《侧写师遗情录》以科幻为抒情外壳，思考的却是家国责任与个体爱情的抉择，同时假借“张爱玲”之名，使得两代人的心灵在某些层面上产生共鸣。房伟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在《弟弟的直播》《爱情买卖》等作品中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切入“直播”这一当代症候式场域，描摹了孤独个体在真实与表演混杂的网络空间中，对情感联结的渴望与失落。他的创作超越了对此现象的浮光掠彩，而是深入其肌理，塑造出极具代表性的当代人肖像。这些人物不仅丰富了文学形象序列，更以其对普遍精神困境的揭示，赋予了作品深沉的思想力量，规避了题材本身可能带来的炫目与浅薄。
房伟创作中深厚的家国意识及其对历史的“总体性”追求，其内在理路必然指向对“新人”形象的塑造。其中篇小说《光之湖》，正是对此经典命题的自觉呼应与当代重构。文学“新人”形象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中国发生与发展，虽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集中书写，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冯雪峰最早从理论意义上提出这一问题，在其评论丁玲《水》的文章中便提出了对于“新人”形象的期许，即对于无产阶级新人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动状态，走向自觉的抗争。但是在这一文学形象的开拓中，其概念化、理想化的弊病也逐渐彰显，最终发展成为《艳阳天》里的萧长春这样一个虚无、漂浮的形象。房伟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的过程中，不仅看见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成绩，更洞见了返乡的时代“新人”们内在精神裂隙和现实困境，因而选用小说这一书写形式加以关照。小说主角赵兰是一位从乡村出走的现代女性，在与城市文明的不断碰撞与抵牾中又毅然返乡，以创办公益中心的方式重新融入乡村，推动乡村建设。小说主要围绕公益中心的助困行动展开，赵兰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融入乡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书写并未到此终止，赵兰的困境也不会因为献身崇高的事业而消解。返乡并不意味着回到一个没有任何烦恼的乌托邦，曾经的困境也依然存在，但赵兰在现实面前不再是无力的，在这个过程中她拥有了更多面对困境的勇气，也许这就是赵兰这一“新人”形象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不容忽视的是，房伟的部分中篇创作带有浓厚的自传性。其中，对九十年代青春的本真追忆，与作为大学教授对知识分子现实困境的犀利批判，构成了其写作的一体两面。这两者并非割裂，而是互为镜像、彼此阐释：对“过去”的深情打捞，既是为了锚定“现在”的精神坐标，也为批判提供了深沉的情感基石；而对“现在”的深刻审视，则使青春记忆超越了单纯的怀旧，升华为一代人寻求身份认同与精神救赎的尝试。在此，过去与现在相互折叠，创伤书写的背后，正是作家回应时代焦虑、寻觅治愈之路的积极实践。
二、断纸馀墨 守望星空
近年来，房伟持续创作的“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以其鲜明的现实关怀构成了他中篇创作的重要脉络。这些作品既犀利地剖析了学术体制对人的异化，亦深切体察了身处其中的学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困顿与挣扎。房伟运用一种幽默与讽刺兼具的叙事话语，其背后是一道冷峻而敏锐的目光——这目光宛如一把精确的手术刀，在切割体制顽疾的同时，更毫不留情地指向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局限，体现了可贵的自省深度。
今年三月出版的中篇小说《余墨》便是对这类小说的一种温暖总结。如果说《黑床》将象牙塔内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作为问题抛给读者，而《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中格陵兰博士的出逃结局又指向精神的荒芜与虚空，那么《余墨》却在不可挽回的告别中，走向了崭新的可能。正如作者所说的，“心守星光，眼有余墨”。小说虽然整体笼罩在两个葬礼带来的悲痛氛围中，但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对于青年时期满怀学术热诚的赤子之心的追忆。时间在叙事者的回忆与现实之中不断折叠，仿佛陷入了一种创伤叙事。但在葬礼完成之后，时间之河又开始继续流淌。由此可知，导师与谷墨的死并非指向绝望。当叙事者周丹又拿起手机直播时，也意味着他决定放下回忆往前走，走向现实的人生与真实的希望。结尾那条月光下向笔直小路奋力爬行而去的蚯蚓，是故乡和母亲的隐喻，亦是初心与希望的象征。
小说标题“余墨”是解锁文本深层意蕴的关键。它作为周丹对一处亭台的命名，标记着一个承载历史伤痛与青春记忆的复合空间——既是导师受辱之地，亦是年少唱和之所。此意象的渊源，借孟师兄之口指向《宣和书谱》的书法典故，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余墨”二字本身又巧妙地构成了两位主人公（谷墨与容焕余）名字的合称。这多重意涵——历史的、文学的、人物的——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共同构筑了小说层次丰富、意蕴绵长的叙事网络。
“余墨”首先指向以导师与谷墨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对学术理想的坚持，但这种坚持却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终成“断纸馀墨”。贯穿小说全篇的那一句“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是导师这一生最好的注解。导师在中学教书与下放甘肃时期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对于理想的追寻更是在艰难岁月中守护自我的方式。书中对于导师前尘往事的描写仅用了寥寥数语，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导师人到晚年，为了学科发展无奈穿梭于各大高档酒店、学术作伪等“斯文扫地”的事情。历史的阴影仿佛如影随形般跟着导师，正如周丹当年所见的那颇具隐喻性的一幕：“他的眼睛有些阴翳，山上的树木，将层层影子投下来，遮住了台阶，也遮住了他的眼。”导师真是因为盲目才导致最后的悲凉境地吗？作为世俗中的人他不得不为师门的壮大、学科的发展而做更实际的考量，即使自己能够看淡世俗的成功，但是身处其间，却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学术成为他守护内心平静的最后一片净土，却在晚年的“曲中求”中也玷污了，这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与精神，因此与谷墨决裂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同样，谷墨的死亡也颇具有象征意味。小说中写到谷墨的心脏问题已有几年了，通过对其日记的翻阅不难推测其病因：他总是工作到凌晨，每天超负荷运作。加之与导师决裂、背叛师门、与师妹的情感纠葛最终导致其心梗死亡。谷墨的死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正如学者廉思所批判的，青年人的异化被包装成“努力奋斗”或“珍惜时间”的榜样，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并引诱更多青年加入到“竞速”的阵营中来。回看这几年的社会新闻，被强行卷入这样一种恶劣竞争中的学术“青椒”不在少数，他们在“时间的暴政”之下被不断挤压生存空间，甚至走向死亡。因此，作者刻意将谷墨遗书中托周丹整理发表的《梁城异人考》，塑造成一本既不像学术著作，也不像历史小说的“四不像”，它古怪却真诚，是作者为故事留下的光明的尾巴。是谷墨在黑暗时光中的心志自道，亦是代表其初心的“断纸馀墨”。
最后作者借周丹之口点明了“余墨”的另一层含义：纪念“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家伙”。“我们”既指出走高校学术圈的周丹和孟师兄，同样指向文本之外的作者自己。小说世界之外的作者房伟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现实，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却有沟通普通大众的雄心，于学术之外另寻出路——以小说传达在时代洪流中自己对于学术的看法、对于自我的思考、以及对于体制的批判。这与小说中的叙事者网络小说家周丹是互为镜像的。作者透过周丹这样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看待昔日的师友如何深陷局中，其目光注定是复杂的。如书中对旧友景瑞的描写，周丹在葬礼中偶遇景瑞，结果后者不合时宜地冒出一句“C刊发论文的事，拜托兄了。”景瑞这种行为无疑是病急乱投医，他与导师、谷墨的学术生活形成参差对照，全面展现了不合理的高校学术体制给人造成的异化。加拿大作家、临终关怀者斯蒂芬·詹金森(Stephen Jenkinson)曾指出：“当你在试图求生的时候，你会把疾病变成一种应对策略，把失去的东西变成文化。”作者用前后交接、状况不断的两场葬礼，撕破了两代学人身上的最后一层面纱。并用程济的一句话完成了两个葬礼间的过渡——“我正诧异，他铁青着脸，说，你不能到谷墨那里，这是原则问题！”在高校学术文化场域之中最基本的人情人性也得为现实的利益让步，纵使是生死这样的大事，这种丧失也被程济美化为高校“文化”的一种。
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余墨》重要的主题之一便是“中青年学者，如何在当下环境内，找到安身立命的内心力量，更开放地面对世界。”他希望能够跳出学术圈内纷乱的现实，探索学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开放”是其关键词。“余墨”所纪念的另外两个人是作者探索出的两条出路。如江湖侠客般豁达的孟师兄，他的口头禅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路就宽阔了。”作者在他身上寄托的便是一种灵活开放的生活态度。小说的叙事人周丹也同样离开了压抑他生命力的省史志办，转而重拾当年的写作爱好，当起了网络小说作家。虽然周丹总是自嘲自己是整天瞎忙，却仍保留了对于历史的热爱，于写作之余做自媒体讲中国史，就像他说的“痛快就好”。于是，学术研究反而成为了孟师兄和周丹这两个局外人的永恒星空，曾经给他们带来激情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这片学术星空仍将照着他们前行。
将中篇小说《老陶然》与《余墨》对读，一种深刻的互文性便浮现出来。这不仅体现于共享的高校背景，更在于二者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互补性书写。在《余墨》中略显扁平、功能化的女性角色，于《老陶然》中获得了主体性的光辉：闫阿姨在经历丈夫背叛后，并未沉沦于伤痛，反而开启了一场追寻自我的旅程，并在接连的打击中淬炼出坚韧的生命力量。她的存在，构成了审视知识分子悲剧的另一种视角。这种参差对照的笔法，亦延伸至房伟的整体创作格局中。其笔下的故乡与青春记忆，恰与冰冷的知识分子现实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后者所失落的生活初心与遥不可及的理想星空，或许正隐秘地封存于前者的日常温情与生命本真之中。这恰如杨绛先生所言：“一般人在短促的一生中，狭隘的天地里，看不清这种‘閟机’。小说家凭他的智慧和经验，要把所见的人生真理‘启示’给大家看……人生的真理就能在这故事的布局上显现出来。”
由此观之，房伟对九十年代记忆的深情“修补”，便不仅是对过往的缅怀，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启示。他试图在被遗忘的日常褶皱里，打捞起那些能够照亮现实、疗愈创伤的星光，从而为困顿的“当下”寻找到一条精神的救赎之路。而这，正引领我们进入他创作的第三个核心维度——“回溯时光，修补星光”。
三、回溯时光 修补星光
房伟对于青春与故乡的书写，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抒发，而是在与父辈记忆的交织中，将“故乡”建构为一个承载价值与情感的“精神原乡”。在其看似残酷的青春叙事背后，始终蕴藏着一种少年的执着与生命的热力。这份由记忆淬炼而成的温情，构成了抵抗现实困境的重要精神资源。
在此，我们仍可采取一种对照阅读的方法，以《九三年》与《补时光的乌龙少年》这两部共同触及上世纪末社会转型的中篇为例。房伟将笔触聚焦于那个动荡惶惑的时代，深切关注着在宏大历史浪潮中失序、失衡的个体命运。他不仅书写历史施加于人的创伤，更致力于探索人们如何面对困境、并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而其中，《补时光的乌龙少年》以其独特的“回溯”视角与“修补”机制，将这种探索推向了一个更富于诗意与救赎意味的层面。
两部小说在情节上互相重叠、印证，共同构成了对上世纪的追忆：少年们沉浸在漫画《七龙珠》与各种录像带构成的英雄世界中，青春期的欲望、暴力、梦想相互交织，就这样突入了“九三年”。今年刊载于《当代》杂志上的《补时光的乌龙少年》里的主人公，却不再是那个《九三年》里叱咤风云的“流氓”少年，而成了《七龙珠》里那个不起眼的配角“乌龙”。这是作者对于自身文本有意识的重写。随着时间链的自然延伸，那些无所不能的少年变成了成人世界里的“失败者”。志强长大后在社区维修站做着疏通管道的卑微工作，生活中除了儿童时代的玩伴胜利外再无其他交流对象，曾经的劳模父亲又得了癌症……就在这样看不到头的灰色生活中却迎来了转机——乌龙少年借由修复母校曾经的录像带成为了“时光修补师”，并在这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疗愈了他人也疗愈了自己。小说虽是中篇的体量，却有着长篇的从容，一个个“失败者”的小故事随着录像带而展开，录像带修复的不仅仅是一段模糊的回忆，修复的更是时光中那些难以启齿的伤口。
录像带的故事始终贯穿着志强与父亲两人的关系之中，他们从互相隔膜走向互相理解。这个故事就像是鲁迅《风筝》的翻版，家长的专制与独断在录像带被烧毁这一创伤性事件中得到重现。当象征童年所有欢乐、美好、成就感的录像带被父亲以“为你好”的由头付之一炬时，志强“他听到心里有点什么，也‘噼噼啪啪’被烧碎了。”这种创伤是持久且漫长的，那团烧毁年少意气的火焰，三十年如一日出现在志强的梦中。梦是潜意识释放恐惧与焦虑的一个出口，被烧毁的不仅仅是录像带，更是两人之间的信任与亲情。因此当志强重新回到那个他刻意躲避的放映录像带的地下室时，被开启的不仅仅是一段尘封的回忆，更是被刻意压抑的仍淌血的伤口。志强猛然发现这地下室就是他内心的废墟，“他带着这座废墟，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然而，被看见就是治愈的开始。不同于《风筝》中两人永久的隔膜，房伟给了故事一个温暖的结局，儿子通过修复父亲年轻时的录像带，看到了父亲的骄傲与自尊，父亲也也慢慢地发现了儿子的闪光点，两人终于达成了谅解。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对于社会底层人物日常工作意义的挖掘。管道修理工和“时光修补师”是志强的两个重要身份，只有作为初心的后者支撑前者，前者才会在日常生活的琐屑中浮现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如志强因修复录像带工作的繁重导致其在疏通管道的本职工作中出现失误，也恰恰因为这个失误弥补了大鹏青春的遗憾。在这个小支线中读者仿佛看到了曾经在《九三年》中亡命天涯的少男少女在重返故乡后面对世俗生活的勇气。那些在城市边缘做着最肮脏、最无聊工作的志强们的意义也在此刻被点亮，这在无意中沟通了《湖之光》中的返乡人。无论是“阳光公益组织”还是“失败者联盟”，他们看似在现代化追求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却在建设故乡的过程中获得了真正的自我价值。
同时，《湖之光》中的返乡主题在《补时光的乌龙少年》中进一步深化，伴随着死亡事件由偶然转向必然（父亲及病友的衰老与疾病），呈现的是作家对于故乡与现代生活的进一步思考。当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将倒塌，我们该如何自处？相较于前者的积极改革，后者在看似逆时代而为的行动中，却有着更为坚固的内心力量。从1980年代以来，文学书写了许许多多的“高加林”，他们前赴后继，却一再证明城市文明或者世俗成功的虚假与幻灭。房伟用犀利的文笔点出了无法返乡的痛苦，如《余墨》中的谷墨。当然故乡不是乌托邦，返乡后的重重挑战也在这些文本中不断展开。但房伟却在这些时代与文化的症候中找到了意义的生长点。
房伟的中篇小说，恰如其《余墨》之名所暗示，它们无意于构建全景式的社会图谱，而是如一幅幅意在笔先的残墨，从生活的各个横断面入手，透视社会与人生、自我与理想等重大命题。在叙事上，他普遍采用的反讽手法与插科打诨的对话，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既有效消解了题材本身的沉重感，又在嬉笑怒骂间深化了主题，实现了思想深度与艺术可读性的平衡。从其创作脉络来看，如果说《余墨》止于“守望星光”的悲悯与慨叹，那么《补时光的乌龙少年》则迈向了“修补星光”的积极行动。这一从“守望”到“修补”的嬗变，标志着作家态度的深化：从见证者的凝视，转向介入者的勇毅。那个在《余墨》中无法返乡的谷墨，终于在另一文本里借助录像带之匙，完成了对过去的回溯与和解。房伟的中篇创作，正是一场在人间世相的泥泞中，俯身拾起时代与记忆的碎片，耐心进行“修补星光”的文学实践。他让我们深信：生命纵然布满裂痕，而那透进来的，依旧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