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再解读——关于张博实的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迎来天翻地覆的改变。美学热，文化热，伤痕、反思文学，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辩论……引领一波又一波风潮。1985年后的“寻根”“先锋”运动启发了无数文艺青年，也带动了书写的黄金年代。从贾平凹到莫言，从余华到苏童，他们的作品或翻转现实主义公式，或直指人性幽微渊薮，或见证乡土巨变。众声喧哗，堪称“五四”文学后的又一高峰。王元化先生等人以“新启蒙”为这一时代命名。而戴厚英的《人啊，人》①点明了核心关怀：“人”的文学。
青年学者张博实的研究即以此为起点。过去10年来他精读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作品，追溯他们如何处理人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描写他们风格变化的实验和用心。更重要的，他期待以此叩问“人”的文学的来时之路，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张博实的研究面向双重挑战。“新时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课题，精彩研究所在多有，后之来者必须呈现不同视野，以期超过前人。其次，21世纪以来后人类学说当道，包括近年AI人文挑战，识者每每高谈传统文学写作或阅读生态一去不返。当此之际，人文领域备受威胁，何况区区如小说等文类。然而张博实似乎不为这样的挑战所动。他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发生仍然保持极大热情，并以考据学的姿态深耕细描其发展脉络。面对后人类风潮碾压当代的现实，他更主张“眼前无路想回头”，重新回溯那些辩论“人”为何物，或何以为“人”的经典与时刻。重新审视“人的文学”恰是他的用心所在。
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主张新文学应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为基础”②，发展人道主义。同年4月鲁迅已经以《狂人日记》③展演在“非人的”封建世界里，礼教如何吃人。20世纪30年代文学立场不论左右，都标榜改造中国，端赖重新“造人”。抗战期间胡风力倡“主观的战斗精神”④，期许作家必须以极大的“紧张”⑤精神面对那“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与此同时，延安歌剧《白毛女》大获成功；“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传颂一时。战后冯至更提出“人造人”⑥观念，投射知识分子洗面革心，重新做人的憧憬。
1957年，作家巴人发表《论人情》⑦，主张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的人性与人情；文艺应该恢复“真正的人性”；所谓“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啊！”学者钱谷融则以《论“文学是人学”》⑧重新阐释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并以“人道主义精神”为依归。与此同时，朱光潜与左翼同侪展开美学辩论，力倡美的真谛在于主客观统一，人道精神的发扬。然而在彼时的环境下论人性、人道与人情，真是谈何容易。巴人和钱谷融都遭到严厉批判，朱光潜则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学大辩论”中，被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饱受攻击。
大写的“人”论再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文革”之后，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痛定思痛，重新叩问人之所以为人的立场，以及人可能堕落为人吃人的诱因。朱光潜首开其端，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1979）召唤人性的回归与审美作为重建伦理秩序的方法⑨。钱谷融旧作新刊，以《〈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1980）提醒学界和认识年前论争的结论需要重新判定⑩。其他如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⑪（1980）等文字此起彼落，为“人”学声援。
种种论述中较有力的资源之一当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读。手稿中译版早于1956年即出版，但未获重视，到了80年代前后却一跃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有关“异化”的问题成为焦点。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人失去作为人的能动性，沦为行尸走肉？人与创造的关系也不再是有意义的生产脉络？高尔太《异化现象近观》（1979）⑫、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⑬（1979）等提出发人深省的反思。1983年，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⑭更进一步，从资深革命者立场肯定手稿的意义及重建人/间社会关系的必要。从此，有关人文及人道主义的活水纷纷涌入。最重要的包括李泽厚的“美学”论、“情本体”论，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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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脉络里，张博实企图重新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如何参与了广义的人文精神再次觉醒的风潮。此处的“八十年代”指的是一个断代时期，一种不断浮现的精神面貌，更指的是一种反思历史的方式，有待后之来者回应。依他所见，文学是人学，文学叙事对象的生命主体就是人。呈现人的心理、意识和潜意识，揭示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力和机制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生活层面，是文学的使命。张博实理解这一课题历久弥新，与时俱变：“人”作为文学叙述的核心，并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语境下都可以在相同的维度、相同的层面被广泛认同。因此，深入探究更多的关于“文学与人”的叙事问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的文学”“人的主体性”“人性”或“文学是人学”等命题，重新思考文学中人性叙事的维度与温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理论层次而言，张博实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必须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潜能。在他的定义里，“‘反本质主义’是对任何既定的事物和思想或者形而上学的实体的一种‘不信仰’态度”⑮。“本质”标榜天经地义的宗法定律，一成不变的套路逻辑，漫无边际的超越信仰，甚至众口铄金的道德、情感教条。“‘反本质主义’观念的持有者，对很多所谓既定的原则和信条、教条，都是持有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他们用逻辑、历史、谱系学的角度和方法，通过质疑和揭示某既定概念背后的起源或悖论，来达到他们‘反本质’的目的。”⑯20世纪名曰“现代”，强调价值断裂，思想、信仰驱魅，以及革命维新，充满反本质的冲动。但曾几何时，我们又面临本质主义复辟，“诸神”回归。一个世纪前的迷魅非但除之不尽，反而以最沉痛的代价，辗转回到我们身边。
当此之际，张博实认为小说成为文学反抗本质的利器。小说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提醒了我们潜藏其下的想象魊域、记忆暗流。在历史不及之处，是小说填补了重要的空白。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先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尝试，如《伤痕》《班主任》等作品揭发不义，重塑人间伦理。这些作品善则善矣，但叙事风格仍然不脱传统现实主义痕迹。之后“寻根”“先锋”运动崛起，陡然翻转小说审时观物的方法，由此导向一种新的叙事与阅读美学。
这是张博实研究重心所在。他论莫言、贾平凹早期小说如何开拓以往乡土小说的格局。莫言自《透明的红萝卜》以来塑造高密东北乡，使之成为展现中国版《百年孤独》的舞台；《红高粱家族》则将乡野传奇转化为另类革命历史。贾平凹则从陕南出发，直捣西安，记录城乡巨变下西北民间和文化圈的变化。他论苏童、余华如何以怪诞或幽微的叙事探勘一代人扭曲的心灵。苏童的南方叙事从《妻妾成群》到《米》写尽江南的寥落与颓废中绽放的“恶之花”；余华则以暴力（《古典爱情》）、以荒谬（《一九八六》）直指你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幽灵。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博实论阿来、李洱、格非如何在小说中重新思考历史本质。阿来的《尘埃落定》将视角投向边地，白描世变时代里少数民族找寻自我定位的尝试；李洱的《花腔》回顾历史大叙事的暧昧与多音复义，以及出入其中的人间条件；格非的《迷舟》《青黄》顾名思义，更打造历史“青黄”不接的隐喻，以及漫漶漂浮的失落感。
这些作品风格丰富多变，题材百无禁忌，但在铭刻政治/社会版图的分裂游移、世路人情的幽魅彷徨上，其实有着对应。张博实认为“是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的文学’‘人性的隐秘’和‘人性叙事’等命题的重要参考坐标”⑰。如果传统叙事的功能是编织散乱世事、回归意义的原乡，20世纪末小说作者的原乡渴望，就不以回到故园为高潮。恰相反的，它是一种梦魇式的漫游，以回到一个既陌生又极熟悉的所在为反高潮。多数作家其实有意回到生活本然的层面，却发现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缝隙，必须让他们重新定义真实，以及为“真实”背书的历史。如果运用弗洛伊德式说法，我们可说这一回归引发一种诡秘（uncanny）的征候，“家”及“非家”的感受混淆不清，因此引起回归者最深层的不安。或有论者要反驳，这样的观点无非是后现代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辩证游戏。事实不然，正是有鉴于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所呈现的种种决定论式的命题难以自圆其说，浮沉其中的“人”发现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缝隙，以及因之所产生的虚惘暴虐的后果，我们才有必要重新思考命运与人性，历史与叙事纠缠下的伦理、政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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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谈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叙事美学以及其后的变貌，意义何在？这是所谓后人类时代。顾名思义，后人类步武过去半个世纪“后学”——从后现代到后殖民、后人类——的方法学，批判乃至解构“以人为本”的人文信仰。吊诡的是，后学述在批判传统本质论、现代人性论，高举解构一切的大纛下，可曾又沾染了本质论的色彩？换句话说，后学“非本质”性的导向可能“自啮其身”，或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或陈仓暗度，打造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21世纪的人类理解“此身”其实是无数技术信息打造的合成物，“此生”其实是无数生物、微生物和非生物“里应外合”的权宜存在，不正是来自“人造人”可以打败“人”的乐观（或悲观）预言？
面对当下后人类主义的狂潮，张博实和他同辈的批评者另辟蹊径。他们企图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再革命”找寻出路。两个甲子以前的梁启超曾号召小说革命，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⑱之力改造国家、国人。新时代的张博实和有志一同者却不再囿于正统论述。他们尊重人类最原始的人工智能——文字，也从不拒其在新世界种种人与技术相与为用的可能。然而他们也同时意会到，“人”的意义无从就此一笔勾销。他们从80年代崛起的新启蒙论述里寻找灵感，而以“小说”为方法。“小说”在此不仅是现实的再现技法，而是日新又新，进入或辩证“更现实”“超现实”世界的通关密语。
唯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叙事阐释权的掏空、虚拟想象和技术的多元多变，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小说表象之下的记忆与想象——以及“人”的定位。而阅读、评论小说的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体验真相的种种拟态；不是对文学史料作实证叙述，而是正视虚拟叙事的本命，以及由此所折射的人类光影。这也就带出张博实这一代评者回望20世纪80年代，并重新定义人文关怀的契机：
无论是何种主题和叙事技巧的文学作品，或怀着对国家、民族、集体、家庭的希冀与期待，或仅仅抒发个人的向往与情怀，在叙述中所采用的诸种艺术手法，都自然会衍生出这样的“终极”指向：对“人的问题”进行演绎与探索。进一步讲，将不同、复杂的“人”作为文学叙述的核心，并具体而非“图解式”地呈现人的心理、意识和潜意识，解密人的活动与时代、社会、生活层面的复杂、丰饶的生态，是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小说家们自觉肩负的使命与彼此的“默契”。⑲
张博实其生也晚，但他们那一世代所感受的时间压力，历史变貌一如既往。“八十年代”成为一个关键词，启发他和同侪面向过去，“回到”那曾经的未来。在那里，“人的问题”依然等待解释与解答。
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
注释
①戴厚英：《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②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③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该文写于1918年4月，发表于1918年5月。
④1945年1月1日，胡风在他所主编的《希望》创刊号《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介绍此观念。参见胡风：《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39页。但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风即已酝酿此一观念。
⑤原文为“自己带着最大限度的紧张去感受生活的结构”。参见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载《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66页。
⑥冯至：《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载《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46-59页。
⑦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⑧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⑨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载《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第55-56页。
⑩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⑪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⑫参见高尔太：《异化现象近观》，载《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75页。
⑬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1979年第1期。
⑭周扬：《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475-476页。
⑮⑯张博实：《“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审美的“共振”——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⑰何平、张博实：《“人的文学”与人性叙事的维度——以苏童、余华、阎连科等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⑱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⑲张博实：《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重估1980年代余华写作转型的文学史意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