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诗学“新”在何处
理解新世纪诗歌的新基点
21世纪汉语诗歌已经诞生了自己的诗人和诗歌，但可能还没有诞生自己的诗学，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我们针对新世纪诗歌的批评力度和理论升华不够；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既有诗歌史叙述的压抑有关，尤其当“九十年代诗歌”成为标准的诗学范式，新的诗人和诗学想要脱颖而出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近两三年的“未来诗学”讨论，试图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但是，在诗学理论建设和新世纪诗歌批评两个方面，仍显得努力不够。
最近，洪子诚先生如是谈起1990年代初的新诗“转型”论：“诗歌‘转型’的强调者的诗学理念和艺术方式的设定，不仅当作个体或某一‘诗群’的美学个性，而是赋予‘范型’意义。他们将‘意识’与‘事实’，‘可能的方面’与‘历史的方面’交错、混杂，把正在展开的写作实践迅速历史化。这一处理方式，以及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诗歌理念、艺术方法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后来诗歌界争论的根源之一。包括世纪末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也包括20多年后的‘未来诗学’的提出。”（《张枣，“九十年代诗歌”及其他——关于1990年代诗的零星记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9期）这提醒我们，观察21世纪汉语诗歌的文体变革，应该将其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来考察，不仅考虑到“九十年代诗歌”的“效果历史”，还可以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作为参照，引入1980年代甚或新时期以来诗歌变革的长时段历史视野。
本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这一段时间的诗歌创作不仅不是空白，甚至还是空前活跃且繁荣的。如果囿于既有的文学史权威叙述，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诚然，有一部分诗人的写作还在“九十年代诗歌”的延长线上，在精神和技法两个层面都有所表现。但仅从20世纪90年代诗风的遗存这一角度，已经无法认清新世纪诗歌的真实面貌，后者其实包含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和技艺元素，抑或说，不同时代的精神和技艺元素都会在本世纪找到归宿或完成“新的综合”。2025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当代诗的可能资源与另外路径”研讨会上也谈到，如果将1980年代诗歌看作“正题”，那么，1990年代诗歌可以看作“反题”——九十年代诗学转型论者并不掩饰他们对这一逻辑的遵奉，这从散布于其字里行间的对北岛、海子和骆一禾等人的“扬弃”中可以看出——但为转型论者遗忘或有意忽略的是，难道不应该在21世纪诗学建构中完成对二者的辩证或最终的“合题”吗？说起来，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难道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中都未能完成这一点？
诚然，对本世纪诗学的认识不应仅仅依赖于逻辑推演，而应结合创作实际来进行，为此离不开对重要诗人和诗歌文本的批评。笔者以为，与“漫长的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九十年代诗风”比较，21世纪诗学已呈现出不少具有新意的诗学命题和诗学主题，甚至更新了我们对于当代诗歌的认识，值得专门、深入的研究。笔者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予以提及，希望以后可以慢慢拓展，补足论述。
叙事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变奏
首先是诗歌表现形式的变革。我想不少诗界同仁都会同意，21世纪诗学已然摆脱“叙事性”一家独大的局面，呈现为叙事与抒情的辩证。在众多诗人对深度抒情、智性抒情的探索中，甚至形成了一种“抒情优越论”的觉悟。然而，应该认识到，这并非对1980年代抒情的单纯回归，而是融合了1990年代叙事的风格提炼。按照叶燮的看法，诗学显然应该包含“理”“事”“情”三种成分。三者相比较而言，“事”可能只是其中较为初级的部分。一首优秀的诗歌，不会停留于叙事，也不会以纯粹叙事为目的。我们知道，正是1990年代将1980年代视为抒情的年代，而将自身视为叙事的年代，这种反题式的自我主张使1990年代诗歌陷入叙事的牢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可能的最高理想——使诗歌向小说看齐，成为“市民时代的史诗”——也隐而不彰。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反感1980年代的普遍性想象，1990年代转向了特殊性的诗学追求。仅仅从诗学技艺或表现类型来看，诗学也应该包含叙事性、抒情性与戏剧性三种方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莫不如此主张。欲求21世纪汉语诗学的突破，也有必要重申这一普遍性诗学认知。
叙事与抒情的消长在新诗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出现过。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而，在21世纪诗学中，与之有关的变革的结果是，戏剧性终于被重视起来并大大增强，甚至出现了诗剧、戏剧诗写作的热潮，不少诗剧还被搬上了舞台。在诗剧或戏剧诗中，的确可以看到戏剧与诗、剧场性（表演性）与文学性的博弈，然而，这并非一个骑墙、暧昧的文体。它的影响并不弱于大众熟知的叙事诗与抒情诗，而且在重视公共交流的现代社会，它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诗学原理上，可以说戏剧性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综合，是二者相加的结果。其实，中国古典戏曲从体裁上也可以说是诗剧。戏剧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少讨论。如在1940年代，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明确表示新诗要向小说和戏剧学习，“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而袁可嘉虽然高度评价了同时期艾略特、奥登等西方诗人的诗剧创作，却担心年轻的中国诗人不易掌握诗剧的技艺。究其原因，可能忽略了中国悠久的诗剧传统。诗剧的创作尤其是被搬上舞台，有可能是诗歌重获公共性的一种方式。
如此看来，跨文体写作也应该是汉语新诗文体变革的特征之一。此时的戏剧性不同于新批评的“张力”概念——后者可能是1990年代诗歌所理解的戏剧性——而意味着戏剧情节与戏剧结构的加入。如果将戏剧性理解得过于泛化，甚至认为一切文学无不具有戏剧性，则很显然失却了戏剧性的真义。正如闻一多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汉语诗歌的“小说化”“戏剧化”也意味着其从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转变。如果按照一种本质论的理解模式，中国文学是抒情的，而西方文学则是摹仿的——汉语诗歌“抒情”的反面并非叙事，而是西方戏剧的“摹仿”；正如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戏剧可能是西方古典文学的核心——那么在闻一多这里则存在着从“诗歌中心”向“戏剧中心”的转变，这也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不过，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有能力包容戏剧化的追求，其努力目标之一就是形成诗剧或戏剧诗这一体裁。
共同体诗学与现代诗教
以上所谈，不仅仅是新诗形式方面的变革，而且还涉及新诗内容方面的革新，真正完成从贵族之诗、士大夫之诗向平民之诗、民众之诗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诗界革命的任务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观察当代汉语诗歌的变革，也需要引入整个20世纪的视野。共同体诗学可能是连接两个世纪诗学的主题线索之一。无论是鲁迅式的摩罗诗力，还是胡适式的民主诗学，都是共同体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阶段，比如1990年代，个体诗学一度成为了诗学的中心。而在新世纪，共同体诗学则有逐渐占据上风之势。张伟栋在《九十年代诗歌与“个人写作”》一文中认为，以个人写作为表达方式的个体诗学肇始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1980年代，但我以为，在1980年代诗歌（包括第三代诗歌）中尚存在大量的对于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想象——虽然是抽象的，1990年代才真正进入个体诗学的时代。个体诗学与共同体诗学的辩证，显然在21世纪才能真正完成。从个体诗学走向共同体诗学，也意味着从现代主义的孤独感走向共通感，从原子式个人欲望走向共同体理想中的“公意”（卢梭语）。
共同体诗学的目标并不能一蹴而就。在新世纪诗歌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公共题材的出现以及多元社会主题的呈现。自“地震诗”以来，当代诗歌形成了围绕重大社会事件写作的惯习。这种写作场域的明显变化，固然得益于从论坛到自媒体的诗歌媒介传播手段的更新，但也和人们对公共生活的热情高涨有关。与之相应，则是多元化的社会主题不断涌现，如打工题材书写、中产阶级写作、自然环境与生态主题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更加密切，如纪录片《我的诗篇》进一步增强了当代诗歌的公共性，至少在传播层面如此。
共同体诗学理念的上升至少带来三个效果。一是从怀疑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回归，而怀疑主义是1990年代诗歌与社会文化的特征。这是诗学精神方面的变革。我在《21世纪中国新诗的主题、精神与风格》一文中着重谈到了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可以补充的是，在共同体诗学中，同时存在着一个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精神命题。这也意味着共同体概念本身的变化：从外在共同体向内在共同体的转化，亦即从封闭的、给定的共同体向开放的、养成的共同体的转化。
二是“话语”概念可能会被“事件”概念所取代。前者是“语言中心论”的，甚至可能是后现代的，而后者则可能意味着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并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现代理念纠缠不休。从话语退回到事件，也是对我们自身存在与历史的接近，正如列维纳斯所说：“从隐喻的角度来看，事件处于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存在的起源。”其实，无论是戏剧诗学还是共同体诗学，其核心指向都是“事件”：在戏剧中是人物角色的行动，或戏剧情节，在共同体中则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或民族的共同行动或历史情节；正是“事件”让诗歌天然地进入了历史领域，并最终完成诗与历史的辩证。
三是现代诗教的强化。这是诗歌文化可能的最大成果，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诗教话题一直恒久不衰，在近几年又渐成热点。这既和新诗教育有关，也得益于新诗对整体文化构成的反思能力之增强。作为现代文学中最具先锋性的文体，新诗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文体。新诗的危机、症结和表征，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危机、症结和表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诗理应进一步参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塑造，从而实现其教化之功与人文意义。现代诗教的提出意味着新诗最终被文化机制所接纳。笔者在《漫谈一种现代诗教》一文中谈到，现代诗教应该包含语言的自觉、人性的自由、文化的自主等内涵。现在来看，建设一种现代诗教，最重要的也许是要维护古今之间的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如果说20世纪是新诗自我立法的世纪，21世纪也许是新诗为世界立法、为文明立法的世纪，谈论诗教者，能不慎欤？
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我们应该积极建构以本世纪诗歌为本位和中心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