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今日批评家”和“南方写作”鼓噪——读张燕玲《寻找金蔷薇》
很多人知道张燕玲曾是《南方文坛》主编，主持《南方文坛》将近30年，将《南方文坛》从一个地方性的文艺评论刊物打造成全国性的“批评的重镇”之一。这是张燕玲标志性的业绩。人们认识张燕玲，往往是因为她的这个编者身份。也有不少人知道张燕玲是个作者。作为作者，张燕玲是两栖的，既是散文家，也是评论家。她的散文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散文选本，获得中国女性文学奖；她的评论曾获得丁玲文学奖、欧阳山文学奖。当然，不用想，我们都知道，张燕玲是个优秀的读者。她的编者业绩，她的作者成就，都是以读者的劳作为基础的。她坚持从文本出发，与文本对话，并乐在其中。她的《感觉与立论》《批评的本色》《此岸，彼岸》《静默世界》《有我之境》《好水如风》《淡妆与浓抹》，包括最新的《寻找金蔷薇》等著作，无不昭示着她阅读的广度、深度、精度。
阅读《寻找金蔷薇》，我发现，张燕玲不仅是个好编者、好作者、好读者，而且是个好学者，她有隐藏得很深的学者素养。这份学者素养，让她能够编好《南方文坛》，让这份刊物“如黑马闯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的前沿”。
《南方文坛》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的栏目创设，诸如“绿色批评”“理论新见”“新潮学界”“当代前沿”“当代文学关键词”等都是令人眼睛一亮的栏目。不过，在众多栏目中，影响最大、持续最久、效果最佳的，可能还是要推“今日批评家”。我是《南方文坛》的读者，“今日批评家”是我打开《南方文坛》首先关注的栏目。该栏目创设于1998年第1期，张燕玲写有开栏语：“新年里，本栏目将陆续把中国当下年轻的、活跃的、富有思想和学术品质的青年批评家以专辑形式推介给读者。此辑包括批评家的批评观（以卷首方式）、最新论文、对批评家的评介、个人学术小档案、近照等，以期汇集并学术地表现中国今日的批评家，他们是中国批评界的希望和未来。”
此栏目中途曾停顿两年，但重启后一直延续至今。张燕玲写有文章回溯：“推介彼时更年轻的新一代批评家成为自觉。‘60后’‘70后’乃至‘80后’，意气风发，敏锐丰盈；才情思力，深长弥坚。他们以学术新知支撑了《南方文坛》。”这段文字的“自觉”二字，我愿意理解为张燕玲从事批评事业的学术自觉。也就是说，张燕玲介入文艺批评事业，不是凭一时的兴趣，而是来自深思熟虑的选择，是对文艺批评事业的系统观察与深入探究。
我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读到《寻找金蔷薇》中的《今日批评家20年》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张燕玲谈到一个细节：2016年，她将《南方文坛》近百篇“今日批评家”的“我的批评观”汇聚成册，以《我的批评观》为名出版。她专门提到，这本书“颇具1986年海南文学批评会议结集《我的批评观》的精神质地”。作为张燕玲的同龄人，其文章中的这个细节，将我带回了1980年代的文艺评论场域。张燕玲所说的“海南文学批评会议”的准确名字是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这个会议结集的《我的批评观》一书1987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接续这样的传统，张燕玲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有了充分积累之后推出结集《我的批评观》。她表示，她之所以做这个工作，乃是试图还原历史，更在于描述和鼓励当下，还期待能接通中国文学批评的文脉，以及对海南会议和所有前辈表达敬意。
通过这样一本刊物和这样一个栏目，我们读到了中国几代批评家的批评观、批评实绩，也读到了他们的人格、情怀与雄心。毫无疑问，张燕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精微的学术眼光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绘制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批评版图。
在批评实践中，张燕玲始终保持对“南方”的关注。1987年，张燕玲最初是参与编辑《广西文学》。同年10月，《南方文坛》创刊。《南方文坛》创刊之始，即有凸显南方特色但不局限于八桂一隅的设想。后来，张燕玲主持《南方文坛》，专门创设“南方百家”栏目。这个南方，包括江南、岭南和西南，是“大南方”。作为广西人，她当然会特别重视广西这个属于岭南的“小南方”。因此，张燕玲编辑了大量“南方百家”的批评文章，甚至身体力行，撰写了不少有关广西文学、南方文学的批评文字，如《南方的果实》《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南方的文学想象》等。
在张燕玲众多文学批评文字中，《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值得特别关注。这篇发表于2016年的批评文章，聚焦的是文学桂军，却是以“南方写作”命名，对2020年“新南方写作”的出现起着奠基的作用。当“新南方写作”的命名2020年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出现后，张燕玲以其高度的敏锐，立刻组织一批作家和批评家，从2021年起，在《南方文坛》推出系列论文，促成“新南方写作”落地生根，成为近年来极具影响力的文学话题。张燕玲为何对“南方写作”直至“新南方写作”情有独钟？这固然与她是南方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南方乃至新南方，确实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南方”文学场域连通着丰富的海外华文文学。
张燕玲为南方写作寻找到的关键词是“野气横生”。“野气横生”一词从批评家王干的“野生”一词而来，王干视“野生”为广西作家的共同特点，与野心、野性、荒野相关联，也与生态、自然、乡村密切联系。张燕玲非常认同王干的这个观点，并进行了理论发挥，强调了广西文学乃至整个南方写作的异质化倾向，认为“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屹立于中国文学之林”，成为“美丽南方的一棵棵嘉木”，并且，“嘉木当然是品性卓然，刚硬与柔软同在，锋芒与独到相应，野性与个性共生的，唯此，南方才可能美丽，中国文学之林才可能蔚然成荫、生生不息”。2023年，她在一篇谈论地方性写作的文章中提到：“立足地方，面向当下的异质性，以及魔幻、游离、反讽等风格的去中心化写作，成为新南方写作野气横生的一种艺术气质，而且其现代意义上的开放与流动关涉文艺各门类，未来可期。”
至此，回到本文标题，我想表达的是：一方面，张燕玲作为编者，与中国数代批评家联袂编撰了中国1990年代至今的一部文艺批评大书；另一方面，作为作者，张燕玲撰写了众多妙笔生花的批评文章，但她最具独创性的批评成果，则是有关“南方”文学的论述。这是张燕玲对其成长地方的回馈。这些都与张燕玲的学者素养密不可分。她既接受传承，又开拓创新，积极为至少两代“今日批评家”提供了成长的平台，也为正在生长中的新南方写作提供了理论的烛照。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