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新媒体发展与非虚构文学兴起的背景下，评论界将非职业化、由业余作者完成的作品命名为“素人写作”。在新大众文艺理念的倡导下，“素人写作”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定位，尤其指基层劳动者基于自身职业经验展开的文学创作。

2025年央视春晚上，“外卖诗人”王计兵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代表登上舞台，标志着基层务工群体的文化表达进入主流视野。王计兵生于1969年，自1988年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赴沈阳务工起，在三十余年的打工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诗歌创作的习惯。2022年7月，以其外卖经历为素材的诗歌《赶时间的人》在微博平台获得超过两千万阅读量，使他迅速受到公众关注。随后，他的五部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手持人间一束光》《世界把我照亮》相继出版。其创作实践被媒体诠释为“融合了理想与现实、爱好与生存”。在春晚现场，王计兵坦言“有了诗，送外卖才不那么辛苦”，体现了文学创作对劳动生活的精神慰藉作用。

与之类似的还有江苏泰州馄饨店店主常玫瑰。她的作品《小草也开花》在《泰州晚报》副刊“坡子街”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此后，她以店铺日常为题材创作的一系列散文陆续见诸报端，并最终结集出版为《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文学创作使常玫瑰的馄饨店转变为具有文化吸引力的“网红”空间。她在经营馄饨生意的同时，于二楼开辟出“玫瑰有约”阅读交流区，一边卖馄饨，一边与更多人共读、写作、对话。常玫瑰的创作实践体现了“灶台”与“书斋”的融合，既让文学深入生活现场，也将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文本。正如她所说：“让文学更加贴近生活，也把生活真正糅进文学里……这样的文字，才能走进人的内心深处。”

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和新业态蓬勃兴起，新就业群体日益成为当代劳动力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王计兵、常玫瑰等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正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成为参与城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新生力量。在这一群体中，涌现出大量被称为“素人写作”的文学实践，除王计兵、常玫瑰外，还包括“菜场作家”陈慧、育儿嫂范雨素、家政女工李文丽等。这些作者通过非虚构、散文、诗歌等文体，将劳动经验转化为文学文本。他们的作品直面基层劳动场景中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困境，但并不刻意渲染苦难，普遍展现出一种积极、坚韧且充满主体性的劳动姿态。

以王计兵为例，其广受关注的诗作《赶时间的人》，生动勾勒出外卖员高度紧张的生存状态：“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诗中虽如实呈现了行业的艰辛，但王计兵的整体创作仍带有鲜明的乐观基调。尤其在获得公众关注之后，诗人更注重凸显劳动的价值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记录劳动体验的同时，着力提炼劳动赋予生活的意义：“从三百六十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从二十四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节”“我迎面和他们说一声新年好/他们回复我一声新年好/声音洪亮/像新摘的草莓/富含汁液，略带酸涩”。王计兵强调文学对庸常生活的慰藉与超越，以及劳动为创作带来的“灵感”，试图在文学表达与劳动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彼此照亮、相互成全的平衡关系。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观察到，当时兴起的打工诗歌已经吸引了相当规模的读者群，其构成既包括城市知识分子，也涵盖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基层劳动者。2010年以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深度融合，构建了全民参与式的新型传播生态。在此背景下，基层劳动者的文学创作在公众视野中的可见度实现了阶梯式跃升。时至今日，借助数字媒介的传播优势，素人写作已突破传统壁垒，使文学作品从被传播的文本对象，转变为主动介入公共建构的力量。相较于“十七年”时期的工人文学，以及早期侧重生存困境叙述的打工文学，当下的素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一的苦难倾诉模式，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定位。在出版诗集《低处飞行》时，王计兵曾表示，希望这本书能“被外卖平台的一些高层注意到”，从而推动改善外卖员的处境，“我觉得我的社会价值高于我的文学价值，我要发挥我的作用，为我们这个群体说话”。可以说，在微观层面，文学创作为劳动者提供了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艺表达的途径。通过对送外卖、守店铺、分拣快递等具体劳动细节的书写，劳动者将个体经验文本化；在宏观层面，这些文本借助互联网传播机制，有效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些作品以质朴真挚的情感力量，加深了公众对基层务工群体的认知与理解。

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普及，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在肯定该群体在城市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尝试在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新型权益保障体系，并关注劳动者精神层面的需求，推出了一系列增强新就业群体获得感、归属感与荣誉感的举措。2025年，在政策推动与平台经济自我调适的双重作用下，外卖行业正式步入“骑手社保元年”，传统用工逻辑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与劳动者通过文学进行的自我表达形成了呼应。从社会互动维度观察，此类文学实践呈现出独特的生成逻辑：创作者通过诗学转换，将个体劳动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文本。公众借由阅读这些作品，得以理解当下劳动群体的真实处境。相关部门则能够更切实地关注到该群体的权益诉求。在这一多维互动中，文学承担了中介功能，在个体表达与社会认知之间构建起一个富有活力的场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