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与“有情的批评”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文学批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阿尔法狗在围棋领域的突破，到AI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生成，技术理性不断冲击着人文领域。然而，面对这一浪潮，我们或许需要以古典文论为根基，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意义。这是因为古典文论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的重要资源。回眸中华历史长河，在种种危机时刻，学者们也往往通过回归古典文论，重塑文学批评的根基。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返本”指回归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但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带有“扬弃”精神的批判性继承；“开新”强调在返本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传统与时代接轨。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无理而妙”与“情动于中”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在AI时代转化文学批评的抒情传统，探讨返本开新的可能性。
AI批评及其症候
AI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已非新鲜事。微软小冰学习大量的诗歌之后，生成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年）。在当时，这也引起了许多讨论。而在2025年，DeepSeek等AI大模型更能在数十秒内完成跨文本、跨文化的文学批评，呈现对福柯、德里达、斯皮瓦克等20世纪西方理论家观点的娴熟运用，展示强大的文本处理能力。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认知边界。
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盲从AI所生成的文学批评。这类生成文本看似“理性、辩证”，却存在不少问题。这些批评文字虽逻辑自洽，但细品却缺乏对历史创伤的共情与生命体验的沉淀。在琳琅满目的西方理论与繁复的长难句背后，是冷冰冰的算法之技与机器之心。也就是说，今天的AI文学批评仍旧存在限度：它长于理性推演与理论拼贴，却短于情感呈现与生命体验，缺乏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真情。那些真实细节背后的“情动”，是AI文学批评难以表述的。它难以表述阅读一首诗歌时，被那些灵韵打动而流下的泪水。换言之，技术理性主导的AI文学批评实践始终存在缺憾：当算法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分析文本时，理论工具与生命体验之间出现了断裂。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这种症候并非仅为机器所有。当下相当一部分的文学批评，正不自觉地滑向一种“AI化”的困境，呈现出与算法生成文本惊人相似的症候。一方面，如同AI依赖预设的理论库，一些批评者过度沉迷于“套用”时髦的西方理论框架来进行“强制阐释”。批评过程变成了理论的自我演绎与术语的华丽炫技，文本中蕴含的独特情感在宏大的理论叙事中被简化、抽象甚至消解。另一方面，AI的批评往往遵循某种可预测的“模板”，而“学术模板”“论文规范”也在规训着人类批评者走向类似的程式化。个人独特的阅读感受、敏锐的直觉、带有体温的个性化表达，被淹没在符合“学术规范”的标准化表述之中。批评文本变得如同流水线上的“学术八股”，缺乏打动人心的个人印记和思想锋芒。这种症候是批评者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因此，AI时代的文学批评需要呈现批评文字中“生命的情动”，写出“有情的批评”。文学批评的真谛，并非拘泥于理论阐释，而是心灵与文本的神交。
“情动于中”的文学批评
如何真正实践有情的批评？当情感分析模型试图将李白的飘逸量化为词频数据，当风格迁移算法试图复制苏轼的旷达神韵，那些熔铸着历史记忆的“情动”，正在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情感参数。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真正的文学批评，是否应该超越对“标准答案”的迷恋，重构数字时代的批评范式？或许答案就藏在中国古典文论的古老智慧里。
如今的情感研究，多谈论德勒兹的“情动”与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感诗学同样能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资源。从《论语》中“兴观群怨”的诗学伦理，到《楚辞》中的“发愤而抒情”的情感政治，再到汤显祖“至情”的戏剧创作，无不体现了中华文脉的“深情”所在。一直强调“情动于中”的中华诗学传统，也恰恰能为AI时代的文学批评提供历史资源与情感意义。杜甫的诗歌正是这种情动力量的典范：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既源于个人颠沛流离的遭际，更内嵌着对安史之乱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在中国文论中，“情动”始终包含着对伦理秩序、历史命运的观照，强调情感表达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在批评实践中，“情动于中”要求批评者投注主体的感情，与文本产生交互。这意味着批评不仅需要智性的辨析，也需要心灵的共鸣。它要求批评者调动自身的生命积累，将个人的爱憎忧惧，将源于血肉之躯的、不可复制的情感作为解读文本的重要资源。“交互”则意味着批评者和作品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深层的对话关系：批评者带着自身的情感储备进入文本世界，文本中的人物情感、作者心绪、时代氛围也同时作用于批评者的心灵。在交互过程中，文本本身蕴含的情感力量可能修正或丰富批评者最初的个人情感投射；同时，批评者持续深入的情感投入，又能不断发掘文本新的情感层次。这是一个双向触动、彼此激发、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批评，在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评、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捍卫以及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实践中历历可见。
“情动于中”的批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化、情感化、生命化的精神活动。它要求批评者以真诚的心灵去拥抱文本，在情感的深度投注与交互共振中，不仅阐释文本的意义，更见证文学那连接个体心灵、映照时代精神的永恒力量。
“无理而妙”与返本开新
“情动于中”要求批评者以生命情感投注文本，在深度交互中催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考与行文的过程，并非纯然理性的线性推演，它自身也可能如文学创作般，涌现出“无理而妙”的批评瞬间。这不仅是对批评对象中“无理而妙”现象的鉴赏，更是批评作为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所能达到的超越性境界。
“无理而妙”一词来自清人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唐李益词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子野《一丛花》末句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贺裳提示我们，李益笔下商妇对潮信的顿悟，张先词中人与桃杏的对话，都在语言逻辑的断裂处建立起“无理而妙”的境界。
所谓“无理而妙”，即以看似不符合理性逻辑的艺术情感、艺术表达，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理而妙”的诗学传统，以“无理”破逻辑之茧，以“妙悟”开直觉之境。如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以感官通感突破理性边界，在“无理”中开辟新境。这样的诗学观念，如果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就是强调批评不能拘泥于理论框架，而是要以直觉与悟性捕捉文本的深层意蕴。
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无理而妙”同样可能，那就是批评主体在情感驱动下与文本深度交互时所生成的超越常规逻辑的洞见。这种论证逻辑在常识看来可能“无理”，但其解释力却令人拍案叫绝。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不仅是阐释者，也是进行“再创作”的作者。也就是说，批评文本的“无理而妙”，不仅在于它成功解释了原文本的“妙”，更在于它以其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这个“妙”是批评主体在与文本深度交互后，通过创造性书写实现的“二次创作”的成果。
当然，“情动于中”与“无理而妙”并非排斥理性，而是强调批评不能沦为冰冷的逻辑推演。真正的好文章，既要有感性的温度，又要有思辨的深度。情是批评的血肉，理是批评的筋骨。若只讲情，文章易失之滥情；若只讲理，又难免干枯生硬。唯有情理相济，批评才能既打动人心，又经得起推敲。
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文化生态的当下，重返中国古典文论传统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通过激活传统批评范式中的方法论资源，不断重构当代批评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返本”是为了“开新”，是为了因应时代，想象未来的批评方法。今天的批评者需以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为资源，以现实的新变为根基，在技术时代保持人类文学的想象力。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