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屈指算来，我从17岁开始写作至今，已逾廿年。这廿余年来，我虽先后出版了近20部书，却没有好好为故乡大足写一部书。十年前，我倒是写过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小册子，书名叫《莲花的盛宴》，但该书远不能涵括大足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和人文风俗等内容。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作家需有一个写作“根据地”，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周、阿来的藏地、毕飞宇的苏北、苏童的枫杨树村……有了“根据地”，写出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厚重而深刻，不打滑、不发飘。换句话说，唯有找到“根据地”的作家，才能拥有创作的“母题”。否则，写得再多，都是瞎写。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没有个靶心。借老百姓的说法，叫“破棉絮裹脑壳——乱撞”。

那么，我有创作“根据地”吗？不知道。说没有吧，好像不确切；说有吧，好像又没有建立。若干年来，我就这么在似有似无、似真似幻中蹉跎了岁月。时间真是残酷啊，弹指之间，我就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中年。谚语云：“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这是大实话，听后让人心生悲凉。但于我而言，又似乎还不到“万事休”的时候。连桑榆之人尚且“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更何况我这样的中年人呢。《金刚经》上说：“众生皆苦，万相本无，唯有自渡”，诚哉斯言。人活于世，归根结底还在于“自渡”。当然，倘若在“自渡”的同时，又能“渡人”，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古往今来，这样的智者还是蛮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赵智凤。他开凿“宝顶山石刻”，初衷是为“自渡”，但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这笔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依然在“渡人”。因此，赵智凤是不死的，他活在历史长河中，活在文化史册中，也活在后来者的心中。

我生为大足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曾经诞生过赵智凤。可别小瞧了这个问题，一个地方，出过什么人和没出过什么人，是大不一样的。就像一个人，出生在什么环境，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从小就有追求、有教养、有担当，明是非，讲正义，成年后对社会贡献大；有的人自幼就顽劣成性，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甚至偷鸡摸狗，纸醉金迷，为非作歹，成年后危害社会，做人做事都没有底线。究其原因，皆可从生长环境中找到根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便是佛家所谓的因果。好因结福果，坏因结恶果，概莫能外。

扯远了，还是说回这本书。数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学者熊培云先生的著作《追故乡的人》。翻阅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我如遭电击，那一张张拍自作者故乡的黑白照片，勾起了我对过往生活的无限回忆，心底的潮水汹涌澎湃。合上书页后，我陷入了沉思。置身于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的步伐已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进程。只要我们打开手机，瞬间就会被互联网所包围。一机在手，遍览全球。哪怕你身处偏僻的村落，也好似站在世界的中心。我们所了解到的资讯，是赵智凤无法想象的，也是赵智凤的先辈们无法想象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被网络安装上了无形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何却丧失了赵智凤那样的理想和激情，缺乏赵智凤那样的愿力和创造力？我们发明、制造了那么多先进的东西，有几样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我们的大脑中充塞了海量的信息，有几条是有价值、有营养的，对人的审美建构和人格提升是有益处的？当代人貌似博学，个个都是知识分子，可又有几人的知识是成体系的，有建设性和思想性的？碎片、碎片，一切都是碎片。碎片的布料可以缝制出一件“百衲衣”，但碎片化的信息却绝难修补一颗千疮百孔的灵魂。

就拿我来说，我虽以出生于大足而自豪，但我真正知晓大足吗？我能说出大足的一条河流、一条小巷、一段城墙的历史吗？不能。我的自豪不过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认清这点，我的自豪瞬间转成了自卑。于是乎，我有了要深入探寻大足文脉的强烈冲动。我可不想当外地友人向我问及大足石刻的问题时，我能告知对方的，仅仅是解说词上的那点套话。

生而为人，是要知羞耻，懂敬畏的。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地自称文化人。退一步讲，即使不谈文化，仅从职业而论，不管你是从政、从商、从教，假如对自己故乡的历史一问三不知，又怎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向他人侃侃而谈，俨然老僧说法，仙人说道。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好似回到了唐宋时期，整日在昌州的白天和夜晚游走，我听见过战乱声、哀鸣声、求告声，也听见过读书声、风雨声、念佛声。我与韦君靖和赵智凤对话，与严逊和冯楫聊天，与杨甲和赵昂发漫步，与文氏和伏氏工匠握手，与逃荒者和供养人座谈……跟他们在纸上的交往中，我收获满满。他们不但让我窥探到昌州五百年的峥嵘岁月，还让我洞悉了人类社会的隐秘变迁。在唐宋广阔的疆域版图上，昌州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华夏民族不就是由无数的弹丸之地组合而成的吗？任何一个边地小城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铺天盖地的飓风或海啸。

只是，本书关注的重心仅为昌州时期这段历史，书中涉及的大足人文，也限定在伴随昌州兴衰的时间范围之内。对于昌州撤销，大足归入元朝后，以及它在明朝、清朝、民国，直至当下的历史，并未涉及。今后若有契机，兴许我会再写一部书，专门探究大足从明朝到民国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幻、跌宕时局和烟火民生。

实事求是地讲，写一部书不易，写好一部书更不易。由于记载昌州的史料阙如，要想全面而详尽地反映昌州的人文状貌，几乎不大可能。细查已出版的县志，以及唐宋时期关涉昌州的各种文史资料，所载也是只言片语，里面的信息模棱两可，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难度。目前，收录资料最全的，当数《大足历史文化大观》（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一书，本书中涉及的部分事件和人物，依赖该书为据，在此说明并向编纂者致谢！

近几年，颇为流行为一座城市作传。自从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创作的《伦敦传》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影响覆盖世界各国。中国作家受此启发，纷纷提笔，或自发或受邀为某座城市写传，如《南京传》《北京传》《上海传》《成都传》等。我无意跟风，挤进这支作传队伍中来凑热闹，博人眼球，赚取流量。况且，像大足这个地方，即便有蜚声中外的大足石刻，也未必人尽皆知。生活在这个花花绿绿、瞬息万变的时代，牵人目光和使人分心的事情委实太多了，谁会对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小城感兴趣呢？故我写昌州和大足，是真心想写，无关乎其他。作为一个喝着大足的水、吃着大足的饭长大的文学写作者，如果我不去写它，难道还指望其他人去写它吗？

最后，我想再啰嗦几句，谈谈本书的写作手法。在决定动笔之前，我的脑子里都是一团雾水，只有写作的念头，却不明确具体该用哪种文体来书写。究竟是采用小说、散文，还是采用诗、纪实文学，抑或时下大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不得而知。直到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午夜，我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下“我沿着龙岗山拾级而上，漫漶的记忆日渐清晰”这句话时，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灵感的泉水汩汩涌出。那夜之后，我越写越顺畅，也几乎没有考虑自己写下的是什么文体。我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写，写下自己对故乡的触探、体认和感知……当然，这写的前提，全都是基于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文学也是“我思”的艺术，更是“我在”的艺术。只要我写出的文字，能搭建起一条通向故乡的路，至于它是何种文体，已然不那么重要了。为此，敬请读者诸君谅解，假如你们从本书中读出了诗、散文、小说的味道，皆属正常。其实，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读到本书的人，能从中读出什么文体，而是从我书写的故乡中，能读出或辨认出你们的故乡。从广义上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同一个故乡。

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健在时，曾发誓要写一本能给自己死后垫枕头的书，他做到了，写出了《白鹿原》。我没有他那样的野心和雄心，只想今生能写出一本对自己有所交代的书。不然，纵使写作一辈子，哪怕著作等身，也是遗憾。现在，有了这本《山河故土——昌州文脉五百年》，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宽慰了许多。至少，当我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时，我的脚步将不再踯躅，身子将不再摇摆，心灵将不再空虚。

面对故土，我永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