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生活里，为存在的意义书写注脚
《迟暮》在原发刊《十月》发表之后，收到过一些读者的反馈，有人认为是写爱情的，是关于老一辈“舔狗”的故事，也有人认为是写苦难的，男女主人公努力地生活，却又被生活无情地辜负。这些说法都对，也都不对，这个小说里的确有苦难和爱情，但是爱情和苦难从来不是我写作的主题。爱情是人间不可或缺的美好，而苦难是人生无法脱离的悲伤，但是于我而言，它们只是生活的构成，是世相的底色，是我小时候写作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东西，但是，我不会纯粹地去写他们，不会为了苦难而苦难，不会为了爱情而爱情。
我写这篇小说是想探讨一下生死，或者说，借这篇小说思考一下生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生不易，死更难，每个人内心或多或少都怀有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我老家河南农村，很多人年过五十，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比如说为自己制作寿衣、打造棺材，然后把寿衣压在箱底，把棺材架到梁上，当然也不一定都架到梁上，早年有些宅院的大门是有门楼的，门楼里面用木板架起个顶棚，有些人家就把棺材放到顶棚上，寓意是“官、财临门”。在以前，棺材并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东西，反而因为谐音，蕴含了人民群众最美好的愿望，这种为未来的死亡而准备的棺材，也被称为“喜棺”。以上这些都说明，对于早前的人们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他们是认命的，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就坦然面对好了。正像小说里的张建国和邓红梅，他们或许生得很狼狈，但是，可以死得很从容，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慢条斯理地打点好一切，这是一种近乎超然的态度，也是对命运的正面回应。我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死亡。
当未来不再提供希望，时间对一个人来讲，反而真正具有了意义，或者说，应该把逻辑反过来讲，对于老一代人而言，之所以要以近乎执念的态度提前安排自己的死亡，实在是因为生活有点太狼狈了。比如说小说里的张建国和邓红梅，在传统生活里，他们这样的普通人也是有使命的，那就是繁衍后代，为了繁衍后代而需要结婚生子，又为了结婚生子而需要劳动养家糊口，他们为这个使命而生，并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后，才能够坦然赴死，倘若没有子嗣，没有后代，他们便不能安息，也没有资格安息。因此，过去的情爱，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生殖繁衍的冲动，完全纯粹的、超然的爱情，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情爱，需要建立在脱离繁衍需求，并且男女双方都能够在经济和精神双独立的基础之上。而在以繁衍为本能驱动的婚姻时代，男女双方都要寻找最优的生殖伙伴，具体而言就是，男方需要尽可能具备优良的物质保障，而女方则需要尽可能具备优良的生育条件，这听上去并不美好，但是却是很现实的选择，本质上遵循的仍然是优胜劣汰的规则，因此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批判的。就像小说里的邓红梅，她在订婚之后，又选择了身家优良的孙老师，其实这代表了她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可以批评她不够忠贞，但是对于错误的选择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是否必须忠贞到底呢？我们也可以指责她不够道德，但是基于繁衍的婚姻又是否道德呢？我想这都是可以商榷的。
至于小说里的张建国，用现在的话讲，是个不折不扣的“接盘侠”，老一代的优秀舔狗。他喜欢邓红梅，就在邓红梅最危难、最不堪的时候挺身而出，接下了她已经成为废墟的人生，并为此而废弃了自己的一生，他无怨无悔地照顾邓红梅，照顾她的儿子、孙子，他与邓红梅自始至终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可以说，他对邓红梅的好，是超越了繁衍生殖的驱动的，具备了现代“舔狗”的所有品质。但是在看完小说，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舔狗”，他对邓红梅的无条件的付出，其实是一种更深沉的责任和担当，他用他自己的一生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救赎，正如邓红梅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一样。至于为什么要救赎，具体原因是什么，在此我就不剧透了。
生死是个宏大的命题，也是人类终极的问题之一，我不敢奢望通过一个中篇小说，就把它讲清楚，我只是试图通过两个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他们的颠倒梦想，他们的坚韧与执着，来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指归。他们的痛苦需要被理解，他们的沉默也应当被看见，他们那些看似徒劳的挣扎和坚持，其实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去书写生与死的具体含义，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为存在的意义书写各自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