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东子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但也从未见老。他仿佛始终定格在三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当初年纪轻轻就已经不惑而成熟，如今年过花甲，却好像刚过而立之年那么青葱而天真。

他是漓江边的马云，却没有半点马云的商业头脑——二十岁左右沿着漓江，就像马云围着西湖一样地跟老外混迹于宾馆酒吧风景区，练就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可是后来自己开班办培训，却只知道卖课，不知道卖课本，白白放过现成的发财机会——要知道书荒时代四处都是渴求知识的人们，连外文书店合法卖的外文书都是翻印的；同一时期我在北大能买到的老曼字典，也是高年级同学勤工俭学挣学费翻印的。

他是漓江出版社铁西时代宿舍楼上的陈景润，却没有陈景润那么孤单——陈景润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在狭小逼仄的宿舍里，掀开褥子在床板上进行演算；沈东子为了翻译《呼啸山庄》，常常是他在书桌上往信笺纸上翻译，人形抄校机掀开褥子在床板一角往方格稿纸上为他誊抄、校对译稿。本人就是那台人形抄校机。这样的活动充斥着两个人不长不短的恋爱时光。那时沈东子在楼下社里为单身员工开设的小食堂三口两口扒拉扒拉饭，然后上楼来接着译他的“巴拉巴拉巴”——我给他当时正在翻译的1951年诺奖得主拉格奎斯特代表作《大盗巴拉巴》胡乱取的名字。

他是从小在医院大院长大的医护子弟，他穿过白大褂，初三时进过“红医班”——身处知青插队的尾声阶段，这批初中生毕业后本来要下乡练红心，“红医班”的作用是预先培养一批“赤脚医生”好苗子，所以我们的沈东子小哥，当年也曾挂着听诊器从医院走廊高冷型扬长而过，招来不明真相的病友，一迭连声叫他“医生”，求医问药。

我们常常需要转着圈来定位他到底是哪里人，也许“定位”这个意图本身，在沈东子这里，就是个溃不成军的伪命题。他祖籍浙江，湖州竹墩沈氏，是留名青史的文化望族。可他实在不像是个斯斯文文的浙江人。常年蹬一双粗粝的翻毛皮鞋，一言不合就踢门；夏天会空身敞怀穿一件衬衣，并因此在度蜜月的那个夏天，在凉爽的昆明，把女方家里的女性长辈吓到差点背过气去。可能因为从部队转业即双双投奔北大荒的父母把他生在“森林城”伊春，吃的母乳里有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的滋养，他更像是个从山上下来的土匪。

若以出生地论，那么他是黑龙江人。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出生在广州，单名一个“穗”字，所以我说他本来应该叫“沈黑”，这样哥俩名字还能压上韵。他没有采纳这个改名方案，倒是有个常用的笔名用上了“黑”字，叫“黑鸟”。黑龙江人常吃大马哈鱼，可他超级不爱吃鱼，爱吃猪肉，嫌鱼刺多，没耐心滤，一吃就被卡，还是吃猪肉大快朵颐，痛快过瘾；他也不在乎被江浙人视为珍稀补品、每天按颗粒数着吃的桂圆肉，说是小时候被在玉林供销社工作的大舅宠坏了，桂圆肉像石榴子一样一把、一把地往嘴里浑送……

说到底，毕竟两岁上就开始在桂林喝漓江水，他还是更像个不那么彻头彻尾的桂林人。之所以要加“不那么彻头彻尾”做定语，是因为他从小就读《参考消息》，读一切纯自发阅读的喜欢的文字，并且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父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一直谨记在心，并身体力行——这确定无疑属于江南士子的习气，又把他拉回了我们出发的那个原点——到底还是个浙江人。

我们也常常需要来回掂量，他到底是作家，还是翻译家。掂量的结果亦是徒劳，因为无论作为作家，还是翻译家，沈东子两头的戏份都很足。说他是作家呢，他有一战成名的《呼啸山庄》译本；说他是翻译家呢，如今炙手可热的中美关系，他三十年前就以一篇《美国》摘取了《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他除了写小说、随笔，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问题的时评。也许作家和翻译家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成就，缺了哪边都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没什么好仔细探究的。不如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沈东子为了文学有多拼。

2000年世纪之交，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年份，这一年，沈东子要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创会。老板死活不让去，老板说，你敢去，回来就开了你，让你上街卖米粉！漓江出版社一直有鼓励编辑成名成家搞创作的优良传统，我当年从北大毕业来到这里，除了能分一套房子，记得还有休“创作假”的许诺，搞创作也可以有假，稀罕！可是这一年，风向完全变了，为了表达员工搞创作会影响工作，那届老板可谓脑回路清奇，无所不用其极。沈东子回家来说，他要开就开嘛，卖米粉就卖米粉，执意要去。我补了一句，你上街卖米粉，我就去帮你收钱。这是外患。

麻烦的是，还有内忧。老妈也死活不让去，老妈说，你敢去，黑米已经在路上布置好了杀手，车到湖南会有危险。老妈天天搬个凳子，坐在我们小家的客厅里哭。她说的黑米就是我。我躲到二楼，不敢看平素刚强倔强的老妈哭的样子。沈东子小说《光裸的向日葵》发在《收获》上，写的就是老妈。老妈是个超有想象力的护士，讲故事给小时候的沈东子听：山里有硕大如小山的山魈，半路遇到人，会面对面一把捉住你的双臂，然后仰天大笑两声，再一口把你吃掉。那么，就有聪明人找到了对付它的办法——进山的时候两边手腕各戴一截竹筒，一旦被山魈捉住，趁它仰天大笑的当口，从竹筒里迅速抽出手来，撒腿就跑。只要跑出十米开外，山魈是近视眼，便再也捉不住。沈东子就像从山魈手里逃生的那个幸存者，从危机四伏的童年一路逃出来，就这么活活被吓大，吓成了小说家。

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那年的沈东子还是整装出发了，去成了青创会——路上哪有什么杀手，回来也没去卖米粉。他去到京城打电话回来和我说，住的地方叫来广营，好记，就是来呵，来呵，广西营（桂林方言，把“人”叫作“营”）。乌云的分量曾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瞬间消散以后，轻得比打碎的蛋更像个玩笑。

老板、老妈好对付，最刁狡的是老婆。沈东子签约做专职作家那两年，眼看他写呆了，写傻了，快成了写作机器，写的东西也开始窄化成一个套路，我觉得不给他下点猛药不行了，于是有一天，用一句话总结了也终结了他那段时间的所有创作：“一男一女一条河，整天就知道写漓江边的那点小情小爱！”毒箭射出去，我家的Mr. Right（常有理先生）牌火炮顿时就哑了，小半年没出活——据后来和我说，那半年经常是写了团成一团，团了又接着写，如此这般，内心交战，度过了无比煎熬的破茧期。记得好不容易从这段隧道钻出来时，写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我与佐藤木木鸟的十年友谊》，被选入当年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

沈东子就是这么个人。有人说他的名字与柳亚子、邵力子同款，我更愿意参照徐特立，叫他沈独行。沈独行在生活的浊浪中跌跌撞撞往前走，屡败屡战，愈挫愈勇，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大咧咧，虎头虎脑，石头缝里发芽，悬崖边上成长，长成了一朵独一无二的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