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小说与“人境”诗学的当代转化
内容提要 “桃源”与“人境”，是陶渊明诗文中理想生活的两种类型。前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后者则在日常生活之中，代表着创造理想生活的基本方式，影响甚至形塑着此后千余年里古典诗文中理想家园构筑的基本模式。创造古今融通、天人合一的全新生活世界，是新时代小说营构独异的精神空间的根本目的所在。这种秉有鲜明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特征的重要创造，可以“人境”诗学来加以总括说明。不同于“桃源”的乌托邦性，“人境”扎根于人间，既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的创造，又同时包含“桃源”的理想境界及其意义。“人境”既是生活世界与自然共在之境的敞开，亦是过去与未来、自我与世界的双向掘进。新时代小说中的“人境”创造因此蕴涵着融通古今、以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小说；“人境”诗学；天人合一；社会主义实践；新生态文明观
一 “人境”诗学及其思想和审美意涵
中国古典诗文所创造的、既能安顿身心又不脱离具体生产生活的理想境界，以陶渊明笔下的“人境”最为典型。“人境”一词，出自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名句“结庐在人境”。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人的自得逍遥是一种情境式的展现，无法从孤伶伶的个人获得证成，而必须实践在世界之中。陶渊明的重大创获乃在于揭示出：若人人‘复返自然’，‘人间’将提升为可居可息的‘人境’。”“人境”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它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世界，且朝向历史、文化、精神传统，并与自然共生共在的境界创造。另外，陶渊明还是影响后世千余年的理想世界之典范“桃源”的创造者，在他的笔下，远离尘嚣的桃花源成为一处可以寄托身心的所在。后世文人每当面对现实的纷争而难于自适时，往往生出“桃源”之思，或在诗文中叙述桃源意象，或于虚拟的情境中创设桃源境界。文人造园兴盛之后，具有独特意境的园林世界更是成为桃源映像之一种，承载着文人遁世的情怀和超迈的精神境界。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面对颇为艰难的现实生活世界，文人在失望之余的出入进退便分外具有一种重要的精神选择的意味。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不仅有《桃花源记并诗》这般包含隐微思想内涵的世界想象，亦有《归园田居》等作所敞开的现实生活空间，前者系虚拟而后者为实存。二者之间的对照及其彰显的思想张力，正是陶渊明诗文境界创造的特殊之处。有论者认为：“陶渊明的桃源图象予人既遥远又真实的错综之感”，它不仅集聚着“上古记忆”，“也映现着陶渊明的田园经验，‘桃花源’的共同体生活让人得以在自然的状态下形成完善和谐的统一”；而且，“‘桃花源’不论是从其内蕴或是读者反应来看，都具有一种集体创构的性质”；由此，陶渊明“全面反映自然的可能向度”，其中“总是潜藏着与未来的、理想的读者的对话诉求，他以开放的态度与读者共构新的价值体系，也在理想人格的实践与理想社会的建构上获得广大的回响，这两者密不可分，共在于‘人境自然’”。本文正是在统合理想境界与现实创造双重意义上借用“人境”这一概念，并以之阐发新时代小说理想境界创造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新时代小说中，以局部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表达作者的生命意识和生活观念的作品为数不少，且各有特点。格非《望春风》结尾处赵伯渝和春琴暂时栖身的“便通庵”，《登春台》中周振遐退休之后精心营构的带有鲜明的“息影林泉”意味的个人安居之所；贾平凹《暂坐》中颇具雅趣且具超迈精神意涵的“茶楼”空间，《河山传》中罗山等人在秦岭胜地修筑的远离尘嚣、可以寄意安心的“花房子”，均可理解为一种带有理想印记的境界创造。陈彦《主角》中既是主角忆秦娥的出生地也是其最后托身之所的秦岭九岩沟，《星空与半棵树》中秤存星努力建设的“星空帐篷民宿”，《人间广厦》中胡三元和贺新郎营造的九岩沟，等等，亦是能够和作品整体空间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中的理想之境。
再如刘亮程《长命》中魏姑从家谱的编撰领会出族群连续性的精神意义，於可训《鱼庐记》中以儒家大同理想汇入鱼庐的建设之中，东西《回响》里在冉咚咚眼中风景殊胜、蕴含桃花源审美意趣的埃里村，张者《天边》中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一度托身的具有隐逸性的达里雅布依村，葛亮《灵隐》中以灵隐寺为线索串联起的现实和精神上的超越性空间，等等，均是精神意义上的、虚拟的理想生活创造。这样的理想世界及其所依托的思想观念，近似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源”意趣，亦即以具有超越性的独特世界的营构寄托身心。而以乔叶《宝水》、付秀莹《野望》等作品为代表的新乡村书写所打开的生活空间，则是近乎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人境”创造，亦即以具体的现实创造，营造可以安顿身心的真实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命名为“人境”的生活创造并非文人独享的价值空间，而是可以和他人共在的生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不是纯然向内的，而是朝向外部广阔空间的有意味的创造。
类似陶渊明“人境”诗学所蕴含着的历史、现实、自然和文化意义，新时代小说中的“人境”创造同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但与之不同的是，新时代“人境”创造是自上而下、由内至外的具有贯通意义的生活创造。乔叶《宝水》、王松《热雪》、刘庆邦《花灯调》、付秀莹《野望》、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老藤《草木志》等作品均在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具体过程及其所抵达的深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生活境界。其中的人物像梁生宝、邓秀梅等人一样，均在具体的生活现实中努力推进对美好生活的全新创造。他们能够充分感应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和精神意涵，也能够充分把握并处理现实生活中难以彻底消弭的日常纠葛。它们所打开的均是类似陶渊明心仪的“人境”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融通了丰富的传统经验、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现实，同时还具有向未来更新的可能敞开的特点。而以艺术经验和美学风格论，它们既是作家承续古典思想及社会实践活动中对理想境界的创造，也是其延续以《创业史》《山乡巨变》为典范的“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此基础上所创作出的具有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丰富意涵的重要文本。本文拟以古典诗文中对理想之境的创造为参照，讨论新时代小说中的“人境”创造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思想、美学及现实意义。
二 从“桃源”到“人境”：新时代小说理想生活创造的基本方式
文学世界中“桃源”书写的文化和心理动因，源于人类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和创造的强烈愿望。在不同时期的古典诗文中均有对于理想之境的想象书写。《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世界的描绘，老子《道德经》中对“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状态的叙述，以及后世道教对洞天福地的独特想象，等等，均可以视作“桃源”原型产生的基础。写作者们或想象在现实生活世界之外，存在着不为俗世侵染的生活的理想之境；或将目光投向内在，经由独特的精神经验的生成而打开别样的思想空间，二者观念路径虽有不同，但均可视为对“桃源”原型所作的艺术表达。与“桃源”的虚拟性、传奇性和排他性不同，“人境”创造是朝向外在的、在世界之中的创造。这种生活创造不仅具有新世界建构的思想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包含身心安居的精神意义。“桃源”是微缩的“人境”，“人境”是向广阔的生活世界拓展之后的“桃源”。“人境”包含“桃源”的核心意趣，却比“桃源”更具现实实践意涵。对这两种理想之境的叙述，既在古典诗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也是新时代小说创造理想境界的基本方式。
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寻觅一处可以寄托身心的理想之境，是贾平凹《河山传》、格非《望春风》《登春台》、东西《回响》、张者《天边》等作品的基本特征。这种理想之境虽在尘世纷扰之外，其所包含的精神意蕴却可以统贯全书，是理解书中人物的精神追求及作者创作意旨的重要路径。《河山传》中的罗山在城里经营事业，却心仪山中生活的自在逍遥，于是与兰久奎等人合资建造了“花房子”。“花房子”地处秦岭腹地，远离尘嚣，风物殊胜，在此地所形成的是与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回响》中当案件侦破遇阻，冉咚咚来到了刘青、卜之兰居住的埃里村。这村子远离尘嚣，生活简朴，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在的理想世界。依冉咚咚的眼光看，埃里村是如桃花源一般可以寄托身心之处。卜之兰在埃里村安居，看重的也是此地类似陶渊明诗中意趣的生活情境，在此间劳作虽然辛苦，但人之身心可得安妥。埃里村虽然是卜之兰营造的诗意栖居的空间，或也包含着冉咚咚心之所向可能的现实化方式之一种。换言之，埃里村的自然风物及人事的状态，包含着作家创作的乡村理想生活的重要内容。
同样，在格非《望春风》临近结尾处，赵伯渝和春琴居住在装修一新的便通庵中，过上了梦想多年的理想生活。这一段注定转瞬即逝的美好生活如一束光，照亮了赵伯渝的一生。也因为它的存在，儒李赵村即便历经数十年的起伏，仍然葆有着新的向上的可能。因此，可以说“《望春风》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如果说，在《望春风》中，便通庵显现的意义略显虚幻；那么在《登春台》中，沈辛夷的父亲在自知时日无多之际和沈辛夷游玩的苕溪村，却分明具有一种超迈常伦的诗意的、浪漫的气息，其中似乎隐含着独特的精神意义。这种意义后来在与沈辛夷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周振遐的晚年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周振遐于早年为事业打拼之际便有一种“息影林泉”的渴望，退休之后这种渴望便成为他精心营构的理想生活的核心指向。他与姚芩共同生活，并与之共同生发出心意相通的精神境界。八月底的一个似乎很平常的夜晚，风住云散后，“天空重新变得湛蓝而静谧。月亮升到了院外那棵高大的国槐之上，整个院落亮如白昼。花枝、树木和篱笆，在院中平缓的草坡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人行步道的青石板上，彷佛蒙上了一层白霜”。如是情境，让周振遐回想起多年前去竹林寺拜访师父时的场景，过往的场景仿佛因此重焕异彩，让他心醉神迷。那一刻，周振遐寻觅已久的理想的归隐之所自然呈现。这种对诗意世界的独特营构，与古人造园所打开的精神意趣颇为相似。
在充满俗世纠葛的世界之中创造一处理想的所在，借以安妥身心，是古典文艺的重要特征之一。依据自身对于天地物我关系的独特理解所从事的园林建造是构筑理想之境的典型方式。文人兴造园林，意在于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中，创造自我与山石、树木乃至天地共在的世界。园林建造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于现实世界中另辟一处所在，来安慰身在俗世必须浮沉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而是在更高的意义上营构一种超越性的境界。与小说世界主体空间之中人物所臆造的境界的虚拟性相似，对境界独具的园林世界的筑造虽然颇具意义，却并不能成为可以不断推广进而为所有人共享的选择。如苏东坡谪居黄州，面临现实的生活困境和内心的苦痛，营造“雪堂”以安妥自我。苏轼的雪堂虽是对新的生活居所的营构，但精神意义远大于其物质形态，仍属个人的独得之境。后世文人甚而连雪堂的营造也难于完成，于是，带有极为浓郁的“桃源”意味的虚拟世界的创造便成为诗文的基本特征。作家或以极富诗性的浪漫情怀创造文本世界中整体性的理想空间，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或在小说世界核心故事的进展之余宕开一笔，书写类似“桃源”的诗意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文本所打开的整体世界中，却仅是整体世界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因为远离俗世尘嚣、不被现实污染而得以呈现令人神往的理想之境。《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和现实、大观园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的差别及其意义就在这里。然而如前所述，即便具有“桃源”意境的作品，其精神意义仍大于现实内涵。于是不依托外在的具体物事的创造而仅在内心世界的营构之中敞开足以安顿身心的理想之境，也是古典诗文及新时代小说中的一种重要选择。
有着“桃源”原型意味的创造，既可以是小说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片“小天地”的独特营构，也可以是人物内心创造的独特世界。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具有现实性，它不在任何一个现实的、实存的空间中，却是人物所能依托的精神空间。如葛水平在其儿童小说《山下午锄二》中精心营构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寄托着葛水平对已逝的童年世界所作的经验追索和再造的意趣，但终究还是全然虚拟的世界。书中的人物置身于自然风光优美、人情与人性均颇为单纯的生活世界之中，虽然其中有一些难以避免的纠葛，整体境界却是单纯的、诗意的。它如同现实世界的投影，将自然的、人文的及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理想之境表露无遗。再如刘亮程《长命》中反复叙述的，郭长命在魏姑的帮助下逐渐领悟生命存在的另一层意义。这一层意义不仅可以安妥如郭长命般的普通人面临生命的有限性时内在的惶惑、不安，甚至恐惧，还可以扩展出更为复杂的精神空间。因为宗祠和家谱的存在，人可以寻根溯源。郭长命返回故土、追索来处、重修家谱，甚至筹集资金重铸曾经悬挂在村中树上的钟，便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子孙，重建已然断裂的精神世界和它曾经有过的谱系。郭长命的精神创造，呈现为一种“心灵的自在状态”。正如论者在苏轼作品中理解到的：“我们只有处于毫无意向性的状态，如梦境或冥想时，才能进入内在乌托邦。所以我们也无须寻求现实世界里的桃花源了——通过道家修习，我们同样能够创造一种至福的生活，并获得桃源的所有精神和身体的福祉。”这是对古人内在精神自我开显及其意义的一种说明。虽说《长命》中人物所打开的精神空间并无道家修习的神秘意味，却仍然是一种虚拟的境界，是需要以类似冥想的方式才能打开的世界。再如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世界中，因为人物独有的精神世界的映照，生活世界顿时充满灵光异彩一般。
“桃源”世界，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它在世界之中，却又在世界之外，一如道教所言的洞天福地，非得有殊胜的机缘，有独特的途径方能抵达。内在精神世界的“桃源”虽然不依托外部物象的建构，但也有着鲜明的文人特征，似乎只为有相当文化积累的人物而设，而当我们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关切更为丰富的普通人的生活情状之际，前述两种理想达成的路径便显现出其局限性。此如詹姆逊所论，“小说作为赋予外部世界和人类经验以意义的尝试”，自然包含着“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那些以某种方式充分参与他们时代生活的人，那些不仅是观察者又是行动者的人。”这也是乔叶反复论及《宝水》写作前“跑村”和“泡村”，以及如何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和他们正在创造的新生活及其意义纳入小说世界的原因所在。因此，相较于虚拟意义上的对桃源世界的营构，新时代小说中对“人境”的创造及其意义更为重要，也更具复杂的思想意涵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地域风土人情、文化积淀的不同，在不同作家的笔下，“人境”呈现为表象不同而内里相通的状态。“人境”之创造，既是朝向外部生活世界的新的天地物我关系的建构，也是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创造。如果说，前述作品中种种独异境界的创造皆有“桃源”原型的潜在影响；那么，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世界想象则具有陶渊明文学思想意义上的“人境”的内涵。“陶渊明被视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的隐逸从来不是逃脱人世，相反的，是重组人间秩序。隐逸形态牵涉的不仅是思想、价值的取向，更是生命安顿的方式”。在他看来，“人的自然必须立基在人的关系性上，理应实践于人境之中”，“能够保有人的自然的理想环境即是‘田园’。归隐田园虽然辞谢‘世间’，却重新拥抱‘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的天伦之乐，开展‘只鸡招近局’、‘斗酒聚比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人境生活正是从亲族向邻里社群逐步打开的和谐关系。”在“人境”中，“人”的自然可以和“万物的自然”共生共在，和谐共存于天地之间。因此，陶渊明所着意建构的“人境”，是在“桃源”想象之上的更高一层的生活实践，是在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世界、人与天地自然多重维度上所创造的合乎理想的美好生活空间。
“人境”的创造因此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且不回避生活世界原本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生活创造，这种创造在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上便是一种深具时代和现实意义的社会实践。《宝水》《莫道君行早》《野望》《热雪》《草木志》等作品均是以新时代乡村振兴所展开的新生活图景为描述对象，颇为细致地叙述了新生活建设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调适。以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性观念为指导，作品具有涵括复杂生活内容的巨大容量，同时亦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新人物、新观念、新思想、新情感的细致描述。对“新生活”和“新人”的交互创造并呈现其所打开的人与世界的全新状态，正是社会主义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新时代总体性观念的自然调适，为新时代小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由中国古典思想所打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不仅为新时代新生态文明观的历史性实践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打开了生活世界的全新境界。此种境界，可以经由被创造性转化之后的“人境”诗学来阐发说明。
三 新时代小说中“人境”创造的思想意涵
“人境”是实在界的具体创造，而非虚拟的精神空间的个人营构，但同时在实在界的创造过程中包含着精神和美学意义。因此陶渊明意义上的“人境”与“人间”并不相同，二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人境’是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视域下定位人与人的关系，惟有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观看‘人间’，才能赋予人间关系新的境界”。因是之故，“实践于‘田园’的美善关系”不仅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创造，这种创造还需扎根于自然之中。“当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两个面向展现根源的和合时，人的自然境界才得以实现。”由此生成的境界，必然包含着人与外部世界多重维度的对话关系：“一是空间向度的社会与自然场域，二是时间向度的历史与未来意识，三是深层向度的主体与精神的掘发。”新时代小说中“人境”的创造涵容前述三个维度，同时也具有扎根于时代语境的全新意义。它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现实推进具体过程的文学表达，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时间维度而言，是一种基于历史与当下共在、传统与现实交融的创造；就空间维度而论，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的具体实践。同时，由此创造的“人境”亦具有复杂的审美意义，是人之身心得以安居的所在。
古与今、历史与现实，抑或传统与现代共在的状态，都是新时代小说“人境”创造的重要面向。无论作品涉及何种题材，关切何类人物的生活实践，均与特定地理抑或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地域文化乃是地方历史、人事创造层层累积而成，包含着总体性文化与地域历史、风土、人情结合后产生的某种“地方性”。在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历史性创造的书写，是新时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如陶渊明“人境”的创造可以打开自我和历史及文化传统深度对话的空间一般，发掘地域文化的悠久传统并将之融汇到新生活创造之中，也是新时代小说“人境”创造的重要路径之一。老藤《草木志》中的村支书“哨花吹”与村民共同创造的古驿站旅游事业，便是作家通过小说人物用心发掘当地历史悠久的驿站文化，并将之融汇到新的生活中的典型。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新生活的建设，也与对当地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不同地域均有与风土、人情结合之后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虽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却也在多重意义上与文化的总体性密不可分。如《登春台》中周振遐最终为自己营造的可“息影林泉”的生活世界，便来源于少年时期其对竹林寺的记忆，其精神资源与佛禅意象和隐逸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张者《天边》的核心故事是叙述两代人建设新疆美好生活的历史性过程，但在正在进行的、具体的生活创造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类似桃花源的别样世界。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就是依托这个世界，度过了颇为艰难的历史时期。而在李军垦的追溯中，这个名为达里雅布依的村庄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传统和颇为深厚的文化积淀。胡一桂和阿依古丽的故事动人而神秘，他们一度托身的地方虽然并非李军垦心仪的达里雅布依，却也构成黄建疆、李军垦等人创造现实生活的重要参照。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黄建疆、姚远等人的生活创造的目的，就是将新疆建设成为如达里雅布依一般的美好世界。
与《天边》一般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理想境界，在乔叶《宝水》、付秀莹《野望》中以另一种形式被转化为现实。《宝水》中地青萍所做的重要工作，是收集能够充分体现乡村农耕文明及其精神意涵的“物件”。种种农具及与农家田园生活相关的物件逐渐被聚集起来，从而再度营构了乡村世界的另一种精神空间。这种空间与大英、孟胡子着力推进的新乡村现实实践内外呼应，打开了新乡村更为丰富的精神面向。地青萍也在对这一精神空间的营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我成长。在《野望》中，当日常生活的种种纠葛难以化解之时，翠台内心自然地打开了类似“太虚幻境”的精神境界。在某一日的梦中，翠台恍惚之间来到了一处仙家所居之地，此地极为繁华，乃俗世之所未见，翠台为之惊叹。仙家开示她要顺势而为，不必太过用心。梦境虽然虚幻，但却构成了翠台安妥自我的有意味的形式。其间包含着对传统“安常处顺”观念的当代转化，也是《野望》以历史、文化为参照，解决现实问题的尝试之一。不仅如此，《宝水》以春、夏、秋、冬四时叙述结构全书，《野望》以二十四节气贯穿全篇，均是将人物及其生命创造返归至古典思想所呈现的精神空间之中。这种空间的开启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作当代转化的结果，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生态文明观念影响使然。
如陶渊明在广阔天地之间完成“人境”的复杂创造一般，切近以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为指导的现实实践，则是新时代小说“人境”创造的重要特征。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的历史性创造，也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化的自然结果，为作家创造全新的“人境”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想参照。“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有中国的民族基因，但也必然是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自觉选择对生态文明负责任的发展权，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另一方面要有限度、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与消极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别开来。以人-自然一体的理念，解构了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是一种理想的范式，但它具有引导的力量，就像马克思主义引导了人类文明进步一样”。将人事创造与自然紧密关联在一起，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中开启生活世界的全新面貌，是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的要点所在。以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新时代小说中所展开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故而在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中，作为极具象征色彩也是全书核心故事发生地的阳山冠，在书中打开的现实空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若干重要故事的发生之所，亦是安北斗观测星空进而领悟宇宙之大美的重要场所。《星空与半棵树》极为详细地叙述了北斗镇十余年间的发展变化，由向自然无限索取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的正是发展思路的不断进步。这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以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指导具体生活实践的典型案例。
以《雪山大地》为切入点，可以自更为宽广的历史视域中理解新生态文明观的重要意义。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中，沁多草原的发展状况是书中被浓墨重彩叙述的重要内容。主人公强巴作为汉族干部，在不同时期均因应现实发展观念之变，调整现实生活创造的策略。在事关草原存亡的重要关头，极为了解草原的老才让建议人畜彻底退出，将沁多草原重新交给自然，依靠自然伟大的自我修复力完成草原的重生。如此，人们逐渐迁出沁多草原并重建居住地。而他们营构的新居所，是在充分考量了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基础上的建设，是在天、地、人合一的状态下修筑的安居之所。此居所乃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天与人融通后的全新创造。沁多草原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在新居所的营构过程中得以留存，并再度赓续于新的生活世界之中，成为小说中新生态文明观现实实践的又一例证。
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既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精神成果，也是以中国思想、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思想结晶。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危机日益明显的现实语境下，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所蕴含着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和谐共处、共在共荣的思想，是超越西方现代以降狭隘自然观的有效路径。於可训《鱼庐记》对此有颇为细致的思考与艺术表达。颇具观念和现实意义的“鱼庐”的创造，是旧时想生的太爷爷在改造世界的希望式微之后的替代性选择。他所要建设的“鱼庐”，是可以“公”“私”兼顾，甚至是接近“大同”理想的世界。他让砌匠师傅“在公庐里给一家一户砌私庐，内圈三十六，外圈七十二，合天罡地煞之数，本族正好也有百来户人家，都在一个公庐里，公庐广种蒿芭菱藕荸荠鸡头慈姑水芹，私庐蓄养龟鳖鱼虾黄鳝泥鳅螺蛳蚌壳，公庐的共享，私庐的私有，公私兼顾，家家富足”。此后近百年间，鱼庐的存亡映衬着社会发展阶段性主题的不断调适，其所具有的生态文明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对鱼庐的这一层意义，美国人珍妮的理解尤为深刻。“珍妮觉得，Duckweed的养殖理念，符合她所坚持的生物多样性原则，自然生长，相互为用，是实践她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主张的理想场所。她说：‘Duckweed的中国池塘，是我心目中的paradise（桃花源），我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中国池塘。听说你们这儿有这样的中国池塘，我就来了。’”珍妮从此留在了中国，与想生一起持续推进着带有paradise（桃花源）意味的生活的创造。流落异邦的Duckweed极有可能就是想生的太爷爷在创造新世界的理想受挫之后远走他乡，把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精神意味的“人境”创造带向异邦的产物，它启发珍妮开始思考营造鱼庐之于人类生态观念转换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这既是对中国古典思想自然观念的现代转化，也是以此思想应对世界生态问题的尝试性思考。
新时代小说中“人境”创造的另一意义，类似古人回归故乡获得安居，抑或借助诗与艺术营构可以安居的心灵世界。在中国古代，“人境”创造经常以构筑园林的方式进行。在多重意义上，古人在故乡藉造园安妥身心与以诗文创作彰显心境相类似。其目的甚至并非园林创造，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的身心安顿辟筑一方独特的空间。虽然新造的“人境”之中仍然有着不能完全克服的暂时性矛盾，其间造物与人亦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生灭消长，然而在即时性意义上，人们精心营构并着力创造的“人境”却是人可以安居之所，不仅可以寄托个人身心，亦能依靠群体性的力量将此境逐渐扩大，以至于可以容括更多地域、更多人安居其中。如《宝水》《野望》《白洋淀上》中作家的笔墨重心虽在某一“地方”，但其间故事及人物的现实生活创造，却是更为广阔的中国故事的缩影。新时代小说中“人境”创造的第三层意义便在这里。
蕴含身心安居意义的“人境”创造与人在大地上的劳作密切相关。如荷尔德林所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此间包含着存在的双向性：“人有劳碌命。但人栖居的本质不在于劳碌。人的栖居由于诗的存在之创建而获得奠基，所以人之存在根本上就是‘诗意的’。人生在世，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劳绩”中“安居”，或者说通过“劳绩”而“安居”，是新时代小说“人境”创造的必要方式。其中包蕴的深层意义，与陶渊明诗中劳作的意义可以参照理解。“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历来的田园诗不同，历来的田园诗只是写作为城市对立面的田园，写作为仕官对立面的隐逸。而陶渊明并非只描写这些空想中的田园，他笔下的田园是具体的，栩栩如生的，具有实在感的。在给予肉体和精神以欢愉的歌颂中，表达了从事农业才是人的生命根源这一理念，而这一理念也是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归园田居》中的确有颇多叙述日常劳作的场景，以及经由劳作产生的身心安居之感。这种摒弃简单的旁观者姿态，将身心全部融入现实生活创造的状态，也是新时代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创造的核心特点。《宝水》中由大英领导的新乡村建设，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新生活的创造。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深度参与了宝水村的建设，照他的设想，美丽乡村必然是人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状态，亦即自然山水、人居环境、人心人情共同焕发异彩的一种状态。在朝向这一状态的过程中，具体细微的矛盾层出不穷，然而正是在克服种种矛盾的过程中，人与外部世界均得到了净化和提升。《野望》中翠台几乎每日都深陷于家庭生活的矛盾纠葛之中。她需要照顾日渐衰老的父亲，调解儿子与儿媳之间此起彼伏的矛盾，与丈夫一起努力改善家庭经济状态。但日常生活如万物生长一般生灭消长，矛盾纠葛也无法全然消除。但就在这样的细腻的生活和情感的丰富肌理中，新时代乡村振兴政策的持续推进彻底解决了翠台一家仅仅依赖自身断然不能解决的矛盾。作品结尾处，丈夫和儿子的生计皆有了着落，儿子、儿媳间的矛盾随之得到化解，翠台无需再为此劳心费力，她和村支书来到村口远眺村外的风景，第一次感受到芳村风物之胜。风物其实如旧，不过是人事纠葛得以解决，心境因此变得开阔，目之所见自然美不胜收。这也是新时代小说“人境”创造的重要目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和谐相处，个体身心亦得以安妥。这种身心安妥与劳动密切相关。人在“劳绩”中“安居”，或者唯有通过“劳绩”，才能真正创造“安居”之所。新时代小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同时实现了“人境”创造的现实生活实践价值和具有身心安居意义的审美价值。
四 新时代小说中“人境”创造的审美实践意义
如前所述，“人境”创造包含着古今思想中对理想生活现实化的可能性的基本构想，其根本意义因此不在思想价值的显发，而在日常生活世界具体创造过程中所打开的审美实践意义。就思想渊源论，“人境”创造可以上溯到儒家大同理想，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想象，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种想象在难以推广到广阔的生活世界时，也时常成为文人不能兼济天下、便求独善其身时的精神寄托。古人对生活园林的建构与书写的浓厚兴趣，以及所造园林蕴含着的丰富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成为“人境”创造的微小范本。白居易谪居之时，于庐山修筑庐山草堂以寄托身心，其中包含着的对现实境况的创造，以及居留其间所感受到的精神意趣，可以作为后世作家“人境”创造及其审美意义的重要参照。这种具体而微的“人境”（园林）创造及其敞开的现实和精神空间，既是诗意地安居的重要方式，也是个人修养身心、进而体会天地万物丰富信息的重要通道。受限于时代观念及现实境遇，白居易构筑的庐山草堂无法开启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这种带有兼济天下的宏大观念的“人境”创造，在新时代小说中成为现实。新时代小说中“人境”的美学意义，因此既包括近似白居易庐山草堂所具有的身心安妥的意义，也蕴含着对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全新创造。
《宝水》开篇，作者便颇为细致地描述了返乡者地青萍置身宝水村之后迅速的身心变化。此前地青萍长期为失眠所困扰，“熬”是她应对失眠的唯一方式，“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不仅在失眠之时思绪纷纷，还时常做梦。梦到逝去的亲人，梦到引以为憾的往事。到了宝水，没过几日，失眠症竟然不治自愈，地青萍由此决意留在宝水村。而在参与宝水村建设的过程中，现实的宝水村和记忆中的老家福田庄、逝去的亲人和宝水村中健在老人之间的反复对照，成为地青萍重获身心安顿的重要方式。地青萍的身心变化，有赖于宝水村四时流转的自然节律和以大英为代表的乡村新人物的生活创造。他们着力创造的新宝水村以其容括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个体与群体的巨大力量为地青萍敞开了足以寄情托身的现实空间。这种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对新生活的创造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密不可分。传统文化包蕴着的精神能量同样可以成为当下人物身心获得安妥的重要路径。这是葛亮《灵隐》中“人境”创造的基本特点。书名“灵隐”，源自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灵隐寺的意象，但显然并非局限于实在界的客观描述，而是有着源发于传统文化的隐逸的意味。照葛亮的自我阐释，因为其在香港的住所临近志莲净苑，因此他闲暇之时常游其中，每常为园中奇石呈现的意趣所深深触动。有一块赤褐色石头，“底下镌着诗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出自元诗人惟则。颇为叹喟，如此，这块石便是你我写照。”连思睿在灵隐寺中获得的精神安妥，类似葛亮从志莲净苑奇石中所领悟的独特的世界及其之于个人的精神意义。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启发葛亮以“灵隐”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意蕴照亮连思睿父女所面临的日渐颓靡的日常生活。连思睿的“灵隐”世界不仅可以拯救个人身处其中的现实困境，也可以推而广之，作为极具精神意义的独特境界，成为在时代的变化中可使人们依凭的文化资源。“在这宏阔变幻的时代里，你我心底仍有一方园林，可停驻，可灵隐。”
连粤名、连思睿父女所面临的生活境遇显然比较极端，有一点传奇色彩，或许并不能简单地用来说明更为广阔的人所处的生命境况，相较而言，刘亮程在《长命》中对极具民族文化精神色彩的“人境”的独特创造，更为切近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与《家山》中对家族谱系的详细叙述所表达的历史性回望不同，《长命》中以家谱表征的家族赓续更加具有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意义。历经种种心理和现实的遭遇之后，郭长命最后意识到理想的生活境界不仅是形而下的实在界的具体创造，同时还是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营构，甚至后者的意义重于前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中，他不能以筑钟这样实在的方式为逝去的和活着的人建立隐在的联系，但一切可以自然、自由地存在于精神世界。在精神世界里，“白天的现实与夜晚的梦”，“今与昔连为一体”，呈现出更为辽阔的人生。郭长命可以和逝去的亲人获得精神联系，可以让不存在的钟发出声响。而当钟声响起时，世界也为之一新。不仅从钟声中，郭长命还从祖辈居住过的村庄曾经经历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他们的祖辈曾经做出的让人惊叹的生活创造中体会到个人生命的另一种意义。他们并不是孤独地存在于世界上，他们的祖先所经历的一切始终与他们同在，因此他能够将个人生命与更为广阔的历史及先辈们的创造紧密相连，由此将生命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也由此获得了更为开阔的眼光和更为深邃的生命境界。《灵隐》所造的“人境”，偏重于对佛禅意趣和隐逸观念的新的创造，《长命》中作家侧重于对民间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宝水》《野望》里作家所作的书写则是向自然节律敞开，也就是说，人重新回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迁转的自然节律之中，在天人互证的观念中调适人事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在与自然共在而敞开的阔大的世界里，人之身心才能得到更具精神和现实意义的安居。
在比较极端的自然环境之中持续进行的生活创造因之更具典范意味，这是张者《天边》的生活书写的重心所在。姚桂喜、马富贵、姚远、黄建疆等两代人在大漠边缘克服种种艰难、创造安居之所的生活实践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进一步说明深具时代和现实意义的“人境”创造不是精英化的、个体的创造，而是人民的、大众的生活实践。这种实践的根本完成必须依赖自上而下的思想落实。兵团建制的有无直接决定了胡一桂、马富贵等人的命运选择，翠台的家庭困境唯有在乡村振兴政策推进之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英、孟胡子等人的新乡村实践背后依托的同样是上级政策的层层落实。而在《星空与半棵树》中，归来的南归雁的新的发展理念为安北斗生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秤存星在北斗镇营造的星空帐篷民宿正是安北斗生活理想的现实化，无须行走到别处，在自身的生活世界之中就可创造理想的生活。这不是“桃源”简单的现实化，而是新的生活理想具体推进过程所打开的新境界。付秀莹希望通过《野望》的写作，使“芳村”成为理想境界的实践典范：“我理想中的‘芳村’应该是绿水青山，人情和美，物质是富足的，精神是丰饶的。期待着越来越多这样的美丽乡村在中国大地上涌现。”芳村的故事，因此也是中国故事。书中的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劳动者中的‘这一个’。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芳村与世界的关系，是乡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就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我写出了他们中的‘这一个’，就写出了最广大的人民——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时代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野望》详细叙述普通劳动者翠台的日常生活，写她在日复一日、几乎层出不穷的现实生活矛盾中不断努力维持生活的基本状态，进而设法克服种种具体矛盾，不断朝向并创造一种新的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复杂过程。翠台一家所面临的具体的生活之困，及她们在解决困境过程中的努力，可以表征更为广阔的中国乡村的基本状态。困扰翠台的难解的现实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持续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这也说明对乡村世界“人境”的创造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表征。《宝水》中宝水村的建设也是如此。地青萍见证了宝水村发展过程中内与外两种力量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以大英为代表的村民响应国家新政策的号召，积极展开新的生活创造；另一方面，来自上级的政策上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是宝水建设能够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所在。在内外两种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宝水村成为颇具新时代乡村振兴典范意义的新乡村。作为美丽乡村典型代表的宝水村不是自外于广阔生活世界的“这一个”，而是可以逐渐推而广之、引领并带动周边村庄的典型。新宝水村虽然仍难免存在种种具体的生活矛盾，却是无论男女老幼均可安心托身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人皆可得以安居，不仅是身体意义上的居有其屋，更是从精神意义上有了安顿之所。具体的细部矛盾在所难免，根本的生活和精神问题已然化解。在这一层次上，宝水村有着和前述数部作品中由人物个人独立所创造的精神世界的根本不同，它是在地的、具体的，是扎根于实在生活世界中的重要创造。不仅如此，这种创造虽然融汇了“桃源”原型的精神意味，却并无前者鲜明的“排他性”和“乌托邦”特征，也不是知识人对理想之境的个人想象，它是现实的、实在的、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实践性的世界创造。
这种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意涵的生活创造，在陈彦新作《人间广厦》中得到了颇为充分的表现。陈彦在作品中将乡村世界的营构所包含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意味充分融汇在贺新郎、胡三元重返的九岩沟世界之中。九岩沟是《主角》中忆秦娥和胡三元的故乡，也是后来退出省秦舞台的忆秦娥事业继续发展的广阔的民间世界的象征。而在《人间广厦》中，九岩沟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地域文化，优美的自然风物，以及长时间积淀的民间艺术逐渐融汇成艺术家胡三元和贺新郎晚年可以寄身之所。九岩沟世界具有儒家思想所设想的理想家园的意味，包含着扎根农耕大地，使人身心皆得以安顿的丰富意义。九岩沟的建设对胡三元和贺新郎而言，是融汇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间艺术和个人创造的独特空间。相较于在城里的居所，九岩沟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意涵，同时也内蕴着丰富的美学意义，不仅是身体足以安居之所，亦是精神、心灵可以寄托的重要空间。
作为独特的文学空间的新时代乡村芳村、宝水、九岩沟等，因此具有超越文学空间的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它们是赓续传统农耕文明并为之注入新时代全新意义的重要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新时代小说中的“人境”创造，具有朝向未来的丰富的可能性，也必然会随着新发展观念的自然调适而不断拓展出新的境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