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的“在地感”与“总体性”
作家的写作往往从故乡经验出发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种强劲趋势，诸如“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彼此应和，串联起了当代文学极为丰富与多元的总体面向。但是，地方性写作在展示更为绚丽的文学前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譬如，地方性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是什么？当作家们热衷于呈现不一样的地方景观时，读者如何通过阅读抵达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世界？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写作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更为动人心弦的同一性？地方性写作如何借地方的经验来书写与表现新的现实，甚至体现一种世界性的维度？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可以拓展地方性写作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助于观察与阐述当代文学的总体风貌。我无法完整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试着提供一些片段式的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地方性写作的“起点”问题。无论是不是地方性写作，所有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都是作家深切的、生动的个人经验，而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或地方。因此，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地方”一词来建构地方性写作，就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国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对空间与地方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方向。在他看来，空间仅仅是一种依靠水平或垂直运动来测量物质存在的广延性维度，而地方则是对曾经居住于其间的人别具意义的空间。段义孚特别强调“亲切经验”之于地方的重要性，亲切的经验往往源自那些令人不设防的亲切场合，亲切的地方就是“抚育一个人的地方”。（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在那个地方，人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满足。这种满足所带来的安全感与安逸感又是其他生活经验难以赋予的。这正是家园或地方的不可替代性之所在。
因此，地方性写作可能首先是故乡书写，即以作家自身的故乡经验为基础，折射一个地方的风情，比如新南方写作中的林棹、朱山坡、陈春成，新东北作家群中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莫不如此。在地方性写作中，故事、人物与地域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位于作者记忆坐标中心点的故乡/地方，不仅仅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所需的空间背景，本身也构成了故事情绪与气氛的一部分，这才是“地方”之于地方性写作的意义。
对同质化书写的抵抗意义
地方性写作在这个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时代，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充满异质性的精彩故事，展现出了抵御同质化趋势的可贵的尝试与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性可能就意味着多元性，最直观的莫过于地方性写作文本中地理景观的多样化。独特的地理景观是成就地方性写作文学景观的外部条件，也是作家们致力于描绘的动人风景。比如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几乎总离不开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平原上的摩西》写李斐与庄树圣诞夜那场阴差阳错的焰火之约，雪夜的肃杀寂静令猝不及防的血污更加触目惊心。东北作家笔下的雪景打破了读者特别是南方读者轻柔梦幻的雪景想象，透露出极寒之地冰雪覆盖时节那种残酷的真实感，读者通过文字仿佛触摸到北国粗粝的质感。相较之下，南方写作涌动着水流的柔美、奔放与汹涌，温暖湿润的气候滋养出茂盛丰繁、瑰丽多彩的植被，蓬勃着隐秘繁复的欲望与生机。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被雨淋湿的河》以水之意象隐喻生命的脆弱与流逝，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通过写台风过境前后的冲击，揭示出充满亚热带风情的伦理困境，林棹的《潮汐图》更是充满奇谲怪诞的想象，借一只南方巨蛙的经历，在讲述其穿越江海、自东向西的身体之旅时，也揭示了潮起潮落之外的时代沉浮、文化差异与思想变迁，在一个更阔大的坐标系中铺展出别样的南方叙事。
当然，地方性写作不仅仅局限于地形地貌、风土物产的差异表达，更重要的使命是传达出地域景观背后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结构，挖掘与呈现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在想象世界与表现现实时彼此殊异的美学特征。早在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便指出双雪涛小说中表达了一种“走出‘自我’”的“新的美学原则”，认为他们选择以东北90年代沉重的“下岗潮”题材去重述一个被影视剧以及娱乐节目所遮蔽的东北时，实际上也就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立场，构成了对旧有的东北文化想象的反驳。（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其后，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也以“荒寒美学”为东北书写命名，指出以班宇为代表的“子一代”年轻东北作家对父辈经历的审视、对“诗性生活”与“草根世界”的关怀，以及青春话语的少年意气与历史粗粝绵长的“空旷之音”缠绕碰撞，书写出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文学东北”，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域景观。（张学昕：《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对地方性写作彼此殊异的美学特征的充分肯定，或许能鼓励更多更鲜活的“异质”作品的问世，从而抵抗文学书写“同质化”的恐惧。
在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看来，同质化的恐惧已经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尽管科技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遇见形形色色之“异己”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韩炳哲：《他者的消失》，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至5页）这就提醒我们，与其亦步亦趋地以世界文学审美标准为标杆，还不如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内部，重新反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地方性书写对异质性的探索，可能也启示我们，从民族文学出发，同样可以追究本土与全球、自我与他者的话题，对陌生化的“地方”的书写与想象，或许也可以成为抵御同质化文学书写的有效手段。
“总体性”的视野不可或缺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自我革新与自我重塑之方式的地方性写作，并不只有本土的、地方的、片段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某种总体性甚至全球性的特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曾经提出将“边地文学”作为华文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他认为，在华文文学的概念统摄之下，边地与中心其实已经暗示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而作为隐喻的边地具有“跨域”“逾越”甚至“穿越”性等特征。（王德威：《华语边地文学：问题与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1期）地方性写作与边地写作紧密相关，声息相通，当然也具备类似的特质。借用王德威的表述，地方性写作热闹非凡的众声喧哗实则是众声喧“华”——看似边界分明的地方性景观无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拼图中的一隅，彼此殊异却也彼此勾连镶嵌，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丰富样态。与此同时，作家对地方风物、故土风情、自身经验的表达，饱含对重返家园的渴望和对地方的理解。通过精神返乡确认自我在历史序列与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同样也是获得坚实可靠的“在地感”以抵御“无地方感”之焦虑、恐惧的方式。地方性书写通过彰显地方感而重塑现代人久已失去的“在地感”，从而呈现了当代文学总体性的多元面向。这才是地方性书写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或者说是它要奔赴的终点之一。
最后，还想谈及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后，其实已经很难分辨出纯粹的地方性经验与记忆。它们总是以混杂的、流动的，甚至另类的方式存在，由此形成了地方与总体、特殊与一般，或者说民族与世界的对话。如何借地方的经验，来书写与表现新的现实，甚至体现一种世界性的维度，这也是地方性写作必须处理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地方性书写不是作为总体文学或世界文学的对立面而存在，地方性书写本身就已经无法回避与总体、与世界的交接。换句话说，在当今的语境中，当代文学已经很难超脱全球议题，即使是地方性的经验，也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地方性文学叙事是否或如何回应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全球议题已经成为日常经验或生活背景，如何来比较性地讨论地方性与总体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希望方兴未艾的地方性写作，能以其丰富的地方性叙事的经验，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对话的可能。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