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20年1月1日，纽约市停车计时器的信用卡支付软件突然失效，波兰公司生产的收银机无法打印收据，华为手表和部分设备丢失了当天的睡眠数据……一夜之间全世界几乎都面临着纷至沓来的电子故障，而这一切源于20年前的一场千年虫危机。

1957年，葛丽丝·霍普受邀开发计算机编程系统，她首次采用了六位储存法存储日期。然而，该存储法每逢千年的整数年便无法被系统识别，造成系统的故障。2000年正是该储存法诞生后遇到的第一个千年整数年，这一消息无疑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在2000年正式到来的前一年，作家石一枫刚满二十岁，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硕士。那时他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的新作《一日顶流》会从1999年的“千年虫”危机开始。

1999年，《一日顶流》的主角——胡莘瓯正值五岁，身边是尚未失散的青梅竹马李蓓蓓，楼上是与“千年虫”危机搏斗的父亲胡学践。对当时的胡莘瓯而言，千年虫是树林深处的一双“眼睛”，窥探着时间的流逝和颠覆。二十多年后，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是另一双暗处的“眼睛”，凝视着赛博空间外的世界撕裂。

“眼睛”，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它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暗自呼应着边沁式“敞视监狱”的隐喻。从小说的内容来看，“眼睛”所代表的“敞视监狱”更接近麦谢森所言的“单视监狱”，即强调少数人被多数人的单向观看。互联网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是伊德归纳的三种：在屏幕上（on the screen）、通过屏幕（through the screen）和在屏幕里（in the screen）。李贝贝直播卖熏酱，四舅与关公直播表演民俗，胡莘瓯从直播间外的看客，变成屏幕里被观看的人，桩桩件件皆表明：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景观化。

无论是童年时对黑暗的天然畏惧，还是二十多年后对顶流经历的不自觉抵抗，胡莘瓯真正要逃避的，是数字技术发展对实在空间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层是对肉身身体和实在生活的控制。技术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现实生活方式，如石一枫在书中所言“手机已经内化成了人体的某种器官，须臾不能离身”，器官化的比喻与斯蒂格勒对算法社会的认识不谋而合，算法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现实社会直接沦为技术器官的外置存在。看似是技术与人的共生并存，实则是技术穿越虚拟空间对实在空间的权力控制。如同书中对两个世界的关系表达：“原以为另一个世界存在于虚幻之中，没想到它不断膨胀，侵蚀着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之外的隐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实世界中的他无处可逃。那个世界本身已经真实了起来。”虚拟控制实在，算法控制人类，人类的肉体身体实则被技术身体控制。对胡莘瓯而言，其肉体身体是失业在家的年轻人，技术身体是新晋网红“求管哥”，因给发小直播间打杂时一句“谁来管管我”走红网络，从而影响了他的实在生活。“求管哥”的技术身体只是暂时的表象，是胡莘瓯想要舍弃的网络躯壳，他真正想要找寻的技术身体是海角论坛丢失的邮箱账号，这关乎着他丢失的童年、爱与记忆，亦即技术的第二层控制。

第二层是技术对时间与情感的控制。技术与时间的关系，并非是千年虫的时间显示障碍那么简单，而是指向人类的存在危机。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指出，人类通过技术外化记忆，形成第三持存。换言之，人类特定的记忆逐渐被技术记忆取代。记忆的淡化催生了情感的失落和内在的荒芜，间接加剧个体虚无主义泛滥。李蓓蓓是胡莘瓯念念不忘的童年、爱与记忆，然而当李蓓蓓离开北京后，他们便失散在人海中，唯一的联系方式是邮箱，而邮箱的密码是李蓓蓓妈妈的bb机号码。邮箱与bb机是不同时期媒介技术的代表，胡莘瓯对六位数的遗忘，与bb机媒介退离生活不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邮箱密码成为寻找李蓓蓓的象征，胡莘瓯要想找到与李蓓蓓相处的记忆，必须要先找到被自己遗忘的技术记忆。密码的复归同样是由于技术记忆，人工智能机器人慧行记录下胡莘瓯的梦中呓语，从而唤醒了胡莘瓯的人类记忆。在这里，石一枫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技术记忆不仅能取代人类记忆，也能唤醒人类失落的情感记忆。

二

此前，在《逍遥仙儿》的创作谈中，石一枫曾提到：“从新现实中写出新看法与新观念是新时代文学最大的价值。”而在《一日顶流》中，石一枫创造出具典型性的“Z世代”新人形象胡莘瓯。作为最早一批z世代青年，胡莘瓯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也目睹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横行的种种图景，光怪陆离之下，胡莘瓯依旧保持着本真之心，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石一枫试图以胡莘瓯为眼，窥探中国步入后现代社会后面临的新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面对高度发展的技术世界。

当直播意外爆火后，胡莘瓯与父亲胡学践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胡莘瓯的选择是关机、逃离，胡学践则是借儿子的流量直播寻人。父与子，同样遭遇爱人离开的情感创伤，同样与互联网世界命运勾连，却呈现出相悖的姿态。对互联网世界的沉溺，抑或逃离，如同一体两面的镜像，照见不同的自我疗愈之道。

胡学践是典型的初代宅男形象，整日不闻他物，一心扑在机房的“数字堡垒”中，直到小说后半部分才揭露出原因——为了寻找妻子赵美娟意外离世的真相。发小李蓓蓓的失散、爱人李贝贝的不告而别、意外走红的众多关注，胡莘瓯的第一反应是逃离与找寻——“自从离家出走，他总有一个暂时的目标，开始是找四舅，后来是上岛、进庙，再后来是找李蓓蓓；现在连暴露都没那么可怕，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也不再是迫切的需求，他却发现自己没处可去。”

同样都是逃离，但胡学践的逃离是为了更专心地寻找真相，目标较为清晰，胡莘瓯的逃离则更加迷惘，他寻找的对象不停变换，或许是某个人，或许是某个空间，轨迹的波动是内心荒芜的投射。约斯·德·穆尔借用帕里斯勒的“离心定位”概念，指出电子显现和虚拟现实技术可能导致人类对自我产生“多元离心定位”，即缺失“安全，调谐命运，理解现实世界，拥有一块与生俱来的土壤”等体验，加剧人类存在的“无家可归”之感。童年多舛的遭际、长大后与社会规则的疏离，胡莘瓯既无法融入赛博空间，也无法融入现实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我的定位迷惘。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身份的定位与其身处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关，母亲早逝、父亲忙碌使得胡莘瓯的家庭结构先天残缺，失业在家使得他的另一重社会关系消散，爱人李贝贝的不告而别如同导火索，“求管”是他对身份定位的渴望，希冀成为某一结构中的一体，从而得到灵魂的安放。

这一结构，并非是赛博空间带来的系统与分体的结构，而是实在的具有情感交织的亲密关系结构。当胡莘瓯通过监控技术监视李贝贝，导致了李贝贝的消失，亲密关系结构成为泡影。这是胡莘瓯首次从“被看”转为“看”，其结果却是现实生活的摧毁，极具隐喻意义。赛博空间本应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柏拉图主义”，却间接重创了胡莘瓯的实在幸福。于是，便催生了胡莘瓯的三重追寻。

从四舅的乡村，到没有信号的小岛，再到李蓓蓓的小城，三重空间的追寻中也映证着多位群像的不自由处境，李贝贝的容貌不自由，四舅的贫穷不自由，互联网大鳄的心灵不自由，李蓓蓓的性向不自由，各人有各人的不自由，各人有各人的禅与道。在多重群像的共同成长中，胡莘瓯寻找的重心逐渐内移，从寻求物理空间的隔绝到寻求心灵空间的释怀，他逐渐意识到他的虚妄源于自身。

胡莘瓯的顿悟契机，源于机器佛慧行的点化。慧行者，谓能受持读诵问论胜决择等。它强调的不仅是自明见心的觉知体悟，还有勤修习慧的实际行动。以“慧行”命名ai，借机器佛之口，点悟深陷技术灵笼之人，隐隐有“借技术他者观照人类自我”的深意。然而，为什么不直接以ai之口，反而要以机器小沙弥形象出现？为什么在赛博时代，人们反而愈加向往袅袅禅音？技术与宗教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从慧行的形象来看，慧行是具有佛学储备的具身智能，它的本体乃是处理大数据的ai，肉体则是坏了的送餐机器人。具身的设置，以及结尾慧行对胡莘瓯记忆的拷贝，暗藏着人机融合的未来预言。有意思的是，慧行的处理器藏于佛像之中。这是否是ai走上神坛被顶礼膜拜的隐喻呢？二十世纪时，阿多诺认为科学理性逐渐成了新的神话。而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逐渐成了新的神话。

近几年来，“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爆火，电子木鱼app的上线，宗教网站的开设，用ai算命的玄学活动兴起，其实质都是对赛博技术的造神运动。因为未知，于是有神话。因为对未知的推崇，于是有宗教。然而，“这种关于神的全在、全知、全能和永恒的数码梦想注定是乌托邦空想的结论”，造神运动的根源还是内心的荒芜。小说中将乡村的孤山视为另一个世界，将小岛比作桃花源，将逼走同性恋老师的家长群名为“净土”，愈加明确的含义指向，对应着胡莘瓯愈加澄明的内心。

净土，意在无五浊之垢染。乡村、小岛、小城，都不是净土。那么，净土何寻呢？印光法师有言：由有净心，方有净境。净与垢，真与假，我与无我，实在与非实在，一切明晰的划分本就是分别心的映照，因有分别，于是有我执、我痴、我嗔等诸般烦恼。其破解之法，便是放下和正视。胡莘瓯为了隐藏身份离家出走，却又为了帮助李蓓蓓自爆身份，也是在自爆的这一刻，胡莘瓯真正理解了现实世界，寻找到自我存在的净土。

在小说后半部分，父与子都在打破镜像，父亲胡学践离开机房，接触具烟火气息的现实生活，儿子胡莘瓯正视被观看和不再被观看，流量也好，创伤也罢，真真假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幻象。然而，作为人，即使胡莘瓯参破了空的实质，他也始终无法脱离这空，而是继续在幻与真的赛博空间中踽踽前行。小说结尾胡莘瓯与慧行分身的重逢，酝酿着作者对技术未来的期待——技术在制造幻象的同时，也在幻象中陪伴着孤独的人类，人与技术互为共生体的具身关系或许是未来人与世界的重要意向性模式。

总之，石一枫的小说《一日顶流》不能简单地用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区分界定。从其主旨刻画而言，它的基调始终是以后现代社会为蓝本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如果硬要求全责备的话，结尾稍显匆促，成年李蓓蓓的形象似乎过于符号化，与童年李蓓蓓的形象黏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