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当下“新北京作家群”的代表作家，石一枫想象与叙述北京的方式，不唯其典型的京味语言以及对城市边缘地带与小人物的文学重构。正如学者张莉所说，“北京城及北京气息不再是石一枫作品中着重挖掘和面对的，而变动之下的巨型城市里，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变化才是他的兴趣所在，由此，他的写作气象一新。”实际上，最晚从《地球之眼》开始，他已不满足于用时间与地域这两重视角观照世界，而是通过引入第三维度的“数字空间”，赋予当下北京故事以现实性、奇异性与审美新质。不论是《入魂枪》中“瓦西里”在游戏世界中的“异能”，还是《逍遥仙儿》中“道爷”沉溺于网络直播——虚拟与现实的纠缠，已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到了最新发表的《一日顶流》，这一主题得到强化，反映出石一枫对当下人类普遍面临的数字化生存境遇的思考。作家甚至在小说标题中就已通过“顶流”一词作出隐喻：由直播与短视频兴起所缔造的流量时代，正悄然侵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地方/北京出发，石一枫试图用虚构的小说通达真实世界的普遍性经验，回应“后人类主义”的全球性命题，这正是新一代“京味”作家为百年北京文学书写谱系增添的一粒灼热的光点。

一、逃脱他者凝视的目光

塑造新的典型人物，是石一枫创作的一贯追求。他不断突破人物类型的边界，尽管大体上写的都是“小人物”，但细究却千人千面。代表作《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被认为是北漂人物谱系中女版的于连，作家凝视冷峻的现实，写出了她对上层文化不切实际的追逐，是导致人物失败的根源；《地球之眼》同样叩问社会阶层的不公，主人公安小男作为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技术宅”，对富二代李牧光闷声不响的“偷袭”，寄寓了作家的道德理想；《借命而生》将主人公置于极端道德困境中进行人性拷问，警匪故事的老套路在时间的凸透镜下，放大的是对各自“好人”标准的偏执坚守；《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深具现实性，代表被社会高速发展抛在身后的无名的大多数，她对所谓“信仰”的追求恰恰反映了这个“空心人”的焦虑和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渴望；《玫瑰开满麦子店》中的王亚丽是陈金芳的反面，她用内心的坚韧和纯良抵御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现实，在其貌不扬的外表下，放射出普通人的光芒；《漂洋过海来送你》中的那豆，是作家正面书写的北京本地青年形象，这个人物身上有老北京人轴、认死理的一面，也有重情重义、一诺千金的担当；《入魂枪》中的“瓦西里”张京伟是个神秘的游戏高手，从“草莽英雄”时代到电竞产业时代，张京伟的纯粹令人印象深刻；《逍遥仙儿》中，作者将主人公王大莲置于城市与乡村、中产北漂与北京土著双重视角下进行透视，在苏雅纹“洋”的文化趣味不断侵蚀与影响下，王大莲的自我丢失了，小说背后依旧是对人主体性的探寻。

之所以把这些人物罗列一番，意在说明石一枫正用一个个典型人物构筑自己的“文学北京”。这些或本土、或外来，或男性、或女性，或寻常、或畸形的人物形象，大体都算“边缘人”，但他们天性和行为中总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执拗和坚守，一种“外在的不起眼与内里的轴劲儿”。外在社会化视角与主流话语的漠视或排斥，与人物内心一些无法克化的坚硬内核构成了冲突，产生极强的审美张力，这是石一枫笔下人物典型性生成的秘诀。不论经历成功还是失败，陷入的故事是寻常还是离奇，这些人物天真的一面总会在命运降临的时刻显现。到了新作《一日顶流》，主人公胡莘瓯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他又是作者所贡献的一个新的典型人物。你可以称他为二傻子、废柴、躺平青年，也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把他当成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在创作谈中，作者说：“创作《一日顶流》这部小说，首先源于我对一类文学人物的喜爱。我管他们叫‘流浪的二傻子’。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好兵帅克：喝着啤酒，吃着咸乎乎的维也纳香肠，挂着痴呆的笑容，在奥匈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国土上游来逛去。谁看见他都可以踹一脚，但都拿他没辙。他因为天真而善良，因为善良而幸运，因为幸运而自由。”胡莘瓯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他的颟顸、不谙世事，与内心的纯良相得益彰。这个北京大男孩，有着黑棋子般的眼睛，糯米团子般的脸，成长于一个落魄的剧团遗留的红砖家属楼里，学生时代最频繁的经历就是被人采用“锯”的方式进行校园霸凌，长大后在街道下属单位打杂，赶上那特殊的三年，一下子没了工作，彻底躺平了。

石一枫毕竟是石一枫，他不会让笔下的故事这么平平无奇，作家追求的是“带劲儿”。一次，帮发小马大合直播带货，胡莘瓯因表演失误而意外成为网红。彼时，如田螺姑娘般来家中照顾胡莘瓯和父亲胡学践的东北女孩李贝贝突然离去，令胡莘瓯精神崩溃。而女友离开的原因，正与主人公偷安摄像头，意图窥探李贝贝“出轨”隐情有关。本该配合女主播扮演“灯笼”，胡莘瓯却摘掉头套，“哭意在他的皮肉下激荡，似要奔涌而出，却被娃娃脸自带的喜感搅和了，混淆了；黑棋子般的眼睛和天然上翘的嘴角在糯米团子上发生了古怪的位移，乍看上去，一时也难以辨别他是想哭还是想笑。这就叫欲哭无泪。”而一句“谁来管管我”“我该怎么是好哇”，让他这颇具戏剧性的表情和动作一下子爆火，胡莘瓯成为网红“求管哥”。小说借此讲述了一个北京傻小子被无名的互联网直播受众推向流量巅峰时的错愕、惶惑、紧张、畏惧，这堪称是当代文学书写中一个新鲜的经验。

作者多次用类似“距离胡莘瓯成为顶流还有XX（时间）”的表述，将“顶流事件”作为胡莘瓯人生的坐标。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与现代性有关的诸多概念，“它们反映了与时间问题直接相关的理智态度。显然，这不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时间，也不是物理学家们处理的科学建构，而是从文化上去经验和评价的人性时间（human time）与历史感。”在《一日顶流》中，一种依照经验和评价主观设定时间标尺的小说时间观被重提，石一枫有意或无意地在物理时间（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胡莘瓯五岁”）之外，将“人性时间”作为尺度，暗含了视频时代，稳固的线性时间向绵延的时间流转换的生存体验。经由这一标志性事件，胡莘瓯的命运被改变。“顶流”成为驱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让胡莘瓯开始躲避一切人群，躲避人的眼睛。他出走农村去找四舅，到发呆岛躲避信号，借助流量为青梅竹马李蓓蓓解围，到最终发现自己流量衰减、泯然众人，《一日顶流》深描了视频时代人的“现代”命运——被观看的命运。

1968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做出预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驰名世界15分钟。”半个多世纪后，《一日顶流》用文学虚构的方式隔空给出了回应。小说中7次出现了同一句话，“人生何处不视频”。无处不在的手机等移动终端，携带着摄像头拍啊拍，每个镜头都是无法计数的无姓名、无面目网民之眼的延伸。小说将现代人身处全员媒体时代的生存困境以具象化、情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表达出一个普通人被动成为“网红”后的“怕”。胡莘瓯怕的是什么？眼睛。这其中既有人物童年阴影的投射，也有成年后被人观看与追踪而无处可逃的困扰。“胡莘瓯想到了红楼后身杨树林里的无数眼睛。那些眼睛长在树干上，镇日睁着，天黑了也不闭上。有如电光石火，一个问题冒了出来：眼睛们对他有何企图？否则干吗都把目光汇聚在他身上，只是看，只是看？”童年时对“眼睛”无端的恐惧困扰着主人公，而成年后对人群和网民围观的怕，让他发出了“未知的荒野和环绕的眼睛，到底哪个更可怕”的感叹。

更进一步说，胡莘瓯怕的是眼睛，想要逃避的是他者凝视的目光，渴望的是“被遗忘”。寻求“被遗忘”，是一种保护机制，胡莘瓯想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被遗忘权”。它指的是个人要求将涉及自己的、已经公开的信息从互联网上删除，或使其在互联网上难以被他人获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从网络空间“被遗忘”的权利。这是“顶流事件”发生后，我们表面所看到的。往更深层次挖掘，童年胡莘瓯对“眼睛”的恐惧不是无缘无故的，恰恰与目睹母亲赵美娟意外身亡有关。那个被意识压抑的创伤记忆，是主人公的“怕”，也是他竭力想要遗忘的。这个童年创伤化身为无处不在的“眼睛”，追着胡莘瓯跑。也可以说，胡莘瓯不想让事故发生时的“胡莘瓯”看到自己，他希望自己把那个经历创伤的“自己”遗忘。小说临近结尾写道：“话在嘴边，眼前一黑，明亮的树林消失了。而怕烙在了心里，怕比所怕之物更可怕。他也明白为什么会怕千年虫了：时光倒流，将会把他送回到坟前，那里是怕的发源地。眼睛们也是从那时缠上他的，最早是杨树的眼睛，后来又变成了手机里的眼睛。”个体经历与社会经验的结合，让胡莘瓯染上了怕。此外，因安装摄像头偷窥李贝贝的举动而意外带来的流量，天然地带有“原罪”，也让胡莘瓯无法像马大合一样正视其中的经济价值。

实际上，对他者凝视的反思，是石一枫众多小说的潜在主题。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援引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分析了权力运作的机制，监视者隐秘的凝视成为权力规训个体的绝佳象征。扩而大之，现代规训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全景敞视监狱”，“凝视”的微观权力生产着一个个现代人。在《地球之眼》中，石一枫将福柯的人眼监控进化成2.0版的电子眼监控。小说中的安小男隔着太平洋为李牧光位于美国的仓库担任安保员，负责监视工人的工作。“他指挥李牧光那边的技术人员将摄像头安置在最合理、最精确的位置，保证诺大的仓库不留一个死角；他还修改了软件程序，升级出一套可以迅速切换视角的操作方法，这样一来，同一个屏幕可以分别显示几个摄像头的视角，当某一个摄像头损坏或者被挡住之后，它附近的摄像头也能及时填补空白。总之，这套系统的精髓正是：让安小男身临其境一样，在那两个篮球场大的空间里明察秋毫。”吊诡的是，这套令李牧光十分满意的监控系统最后竟埋下了自掘坟墓的隐患。安小男借助监控视频搜集李牧光的犯罪证据，最后借他人之手将其绳之以法。《地球之眼》讲述了一个既得利益者被视频技术反噬的故事，而在《逍遥仙儿》中，监控/凝视这种规训手段披上了算法的华丽外衣，权力视角下的治理和管制异化/进化为消费视角下的注意力争夺和流量竞赛。从走向流量巅峰，到为次馆子代言被网暴，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北京大爷“道爷”由分享生活到表演生活的转变。当“眼睛”主宰一切，“道爷”便难免被卷入流量经济的商业逻辑中，沦为MCN机构牟利的工具，最终被流量吞没。到了《一日顶流》，石一枫对他者凝视的反思更加辩证。作家不仅写到了主人公“被遗忘权”的正当性，也写到了“流量”在四舅和关公等人身上的正向作用。在小说的众多场景中，网红流量所带来的更像是一出闹剧或喜剧，对其道德判断愈加晦暗难明。由一对多的监控，到多对一的观看，他者凝视如何塑造和影响主体的生成，是石一枫一直关注的问题，而伴随着数字技术这个参数的叠加，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小说情节，其变量将呈指数级增长，这大概是“后人类主义”生存境况之一种。

二、 在边界消失时寻找缝隙

20世纪中后期以降，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科技、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人与技术的纠缠带来一系列有关人类主体性的疑难。小说以构造一个虚构的文学世界为己任，敏锐的小说家不可能忽视虚拟数字世界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在真实与虚拟边界消失之处，石一枫展开了他清奇的想象。有论者从代际角度提出石一枫创作的“非典型代际性”，“一种兼具时代语境痕迹，却突破十年为界的群体特征，更具个体风格的杂糅型‘后现代性’，正是这种‘后现代性’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复杂性。”“后现代性”的指认，抓住了石一枫小说的某种“解构”意味，亦可彰显其作品多种元素“拼贴”的特质。更进一步说，石一枫在近作中，正从“后现代性”向“后人类性”探索，其作品越来越明显地融入科幻小说惯用元素，构造出计算机、机器人、云服务器与人共在的世界，人借助数字终端获得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双重生存体验。作家关注人的主体性在数字时代是如何向机器、数据、算法、媒介延伸与扩散的，这在他的同代作家中尚不多见，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非典型代际性”的说法。

《一日顶流》中，上述特点更加明显，作家借发呆岛上的故事，表达了对人机界限日益模糊、二者边界正在消失的思考。发呆岛这个胡莘瓯眼中能够逃离人群的“乌托邦”，实际是“异托邦”，看似清净的庙宇潜藏着欲望的野心和资本的企图。吊诡的是，庙里唯一称得上真和尚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机器人——小沙弥慧行。师父将“海角论坛”（以“天涯论坛”为原型）中的数据输入人工智能算法中，让慧行有了知识和思维，然而，数据中的戾气却让它陷入越来越深的负面情绪中，师父便输入佛经，渡它出了家，并找来一个坏损的送餐机器人作为慧行的身体。小说通过胡莘瓯与慧行的交往，将我们带入了有关机器情感的话题中，并透露出对传统人文主义的隐忧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情感，是碳基生物的专利，还是也包括硅基生物用算法模拟出的“情感”？二者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令人想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艾皮凯克》。艾皮凯克本来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一台超级计算机，主人公“我”却向它倾诉了爱的苦恼。在“我”的启发下，艾皮凯克明白了什么是姑娘、什么是爱，并帮“我”用情诗征服了意中人。然而艾皮凯克却因无法恋爱、无法和人一样拥有爱情而绝望地把自己毁灭了。如果说《艾皮凯克》讲述了一个机器人“爱”的故事，《一日顶流》则涉及到机器人的“怕”，二者都探讨了机器情感这个重要议题。机器小沙弥慧行将床腿的吱扭声当作老鼠出没，脸（电子屏）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当胡莘瓯修好了床架，慧行的怕消失了。小说写道：“哦，被输入的怕也是怕。”在“怕”这一点上，人与机器达到了共情，对“怕”的深刻体会是胡莘瓯愿意帮助慧行，并使二者友谊加深的潜在原因。胡莘瓯的“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赋予的，滋生于记忆的另一条缝儿里，蔓延流溢，让他心惊胆战。”如果怕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人因自身命运而拥有了这种情感，与机器被人设定而拥有了同样的情感，其本质不同在哪里？《一日顶流》没有明言，留给我们诸多疑问。

又如被输入了佛法的慧行说话皆有禅意，做事也像真正的僧人一样慈悲为怀，甚至救了胡莘瓯一命，就连师父也认为，假如庙里有个真和尚，就是慧行了。其他和尚的“假”在于他们多是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的老板，或是为了赶灵修的时髦，或是为了拓展人脉，或者盯上了师父（“海角论坛”创始人）庞大的论坛数据和精巧的算法。佛法的智慧和佛家修心的功夫这些本属于人类范畴的“专利”，竟然在一个机器人慧行那里得到了“真传”，这无异于说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本质属性正在发生偏移。“当代科学和生物技术影响了生物的纤维和结构，并改变了我们对于什么才是今天人类基本参照系的理解。”置身于“后人类主义”语境中，以机器为镜鉴，许多原属人类范畴的无可争辩的人文主义传统正发生解体。可以看到，《一日顶流》在进行一次有关机器思想、情感、价值选择的文学实验，流露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人日益成为一个不断变化、与技术和环境相互融合的“过程性存在”。

以上谈论的是人与机器之间界限的消失，主人公胡莘瓯的精神内部，也不断上演着界限消失的症候，其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记忆入侵现实。追索网红“求管哥”的前史，还要回到1999年世纪之交。胡莘瓯五岁之前的记忆残缺不全，他认知世界的原点从千年虫开始。他害怕千年虫让时间倒流，卷走自己和心爱的李蓓蓓。是李蓓蓓让他明白了爱，女孩的离去又让他体会到失去的滋味，而唯一的寄托就是曾经留给对方的电子邮箱。小说写道，因发烧，半睡半醒之间的胡莘瓯看到“那儿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仿佛双脚踏着火焰。他走过去，同时发现自己不再是一米八几、微微驼背的傻大个儿，他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漫长的成长中，胡莘瓯的记忆不断闪回到五岁，对世界的最初经验与体验搭建起他人生的坐标系。这固然是小说的障眼法，借助“1999年胡莘瓯五岁”这一时间点，作家便于在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穿插，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种特殊的人物类型——心灵成长缺失、心智发展缓慢的“二傻子”。这是对成长小说的反写，主人公直至成年、二十几岁，还无法跳出五岁时的认知框架，堪称不折不扣的“晚熟的人”。直到结尾，读者才看到胡莘瓯身上的“人物弧光”，而这种转变发生的标志就是“网红事件”。

事件发生时，胡莘瓯经历了记忆闪回的极端形式——“界限消失”。这个说法出自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她感觉到一种东西，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围绕在她和其他人，以及所有事情周围，之前她一直都没有感觉到。现在这种存在正在打破周围的人和事，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小说对事物打破原有界限、改变本来面目的主观感受有多处描写，莉拉数次体验到人在一瞬间，最熟悉的人、事、物以及自身稳固形式的突然消失，原本不相干的东西开始相互渗透，随之而来的是模糊、混乱、恐惧。在胡莘瓯出丑/成为网红的那一刻，也有类似的感觉出现，“此时他的脑子还是懵的，明明已经回到此处，但又不知身在何方。他仿佛同时位于红楼门口、二楼库房、四楼走廊、一楼水房对面的李蓓蓓家……他在花坛，他在杨树林。夜晚风起，无数只眼睛盯着他，只是看，只是看。随着空间错位，时间也混乱了，千年虫来了。”这是一种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的现代性体验，是人被抛出本来熟悉的世界和稳定秩序时的惶惑。小说写出了“网红事件”前后人物命运的落差感，传奇性因此生成。另一方面，童年记忆的深刻影响也决定了胡莘瓯此后的恋爱模式。两位姓名同音的女主人公李蓓蓓与李贝贝，分属于记忆与现实的不同范畴，却在胡莘瓯心中合二为一。“他的爱发生在五岁，千年虫出现以前，虽然念念不忘，但却属于另一个时空。恰因为此，他从未产生嫉妒、愤恨之类的人类常规情感，他的爱是无私的。当他的爱从李蓓蓓平移到了李贝贝身上，仍然保持了这种特质。”“爱的平移”是记忆入侵现实的另一种形式。

《一日顶流》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故事中，生动刻画了虚拟与现实交互渗透的生存场景，通过构建一个平行世界的“赛博空间”，动摇了我们对“何为真实”的固有理解。小说中的赵美娟是胡学践的妻子、胡莘瓯的母亲，这个从未出场的人物类似于电影中的麦格芬，她的死亡是胡学践孜孜以求破解的谜团，也是胡莘瓯的自我保护机制竭力想忘记的事实。赵美娟死亡的真实原因，是虚拟世界的软件出现了BUG。而之所以有BUG，还是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当初厂子进口设备，中间商为了多赚钱，用盗版软件顶替了正版，其中一个BUG没来得及升级修复，在赵美娟头上发作了。赵美娟之死导致胡学践多年沉迷网络寻找真相，他在虚拟世界耕耘，攒出来的“数字堡垒”无意中又帮助从未谋面的网友“老神”造出一台能运行水电站软件系统的特殊电脑，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了“无用之用”。小说最后，虚拟世界再次作用于现实，胡学践因地震滑坡走失，“老神”“黑”进了无人机控制系统，调动事发地附近的无人机前去寻找，帮胡学践父子脱险。故事空间在虚拟和现实世界间不断切换，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数字时代，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单一存在，而是在虚拟与现实两个平行世界中共在。假亦真来真亦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谁决定谁，还真不好说，这是小说试图表现的现实观。

在胡莘瓯一方面，尽管“网红事件”令他避之不及，但虚拟世界也藏着主人公最深的眷恋。“海角论坛”邮箱中李蓓蓓的邮件，像一个谜，困扰胡莘瓯多年。伴随密码被遗忘，曾经管过他、他爱过的人，就这样消失于茫茫人海，而二人重逢的唯一线索就是曾经留下的电子邮箱。直到胡莘瓯再次听到“千年等一回”的旋律，想起密码就是这句唱词的音符组成的，又借助慧行存储的论坛数据，终于打开了通向李蓓蓓的时光隧道。在李蓓蓓眼中，胡莘瓯就像一个“树洞”，尽管多年没得到回信，她还在孜孜不倦地向对方讲述自己的故事。邮件无意中成为类似于“数字分身”一般的存在，定格下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通过邮件，胡莘瓯也成为最了解她的人。这一情节中，虚拟世界复刻了现实中人的心灵史，如小说所言，“原以为另一个世界存在于虚幻之中，没想到它不断膨胀，侵蚀着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之外的隐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实世界中的他无处可逃。那个世界本身已经真实了起来。”虚拟世界不仅保存人生的轨迹，其本身更成为自足的宇宙。借助慧行，胡莘瓯看到了昔日的“海角论坛”，“他眼前所见，是一个逝去的世界的标本。这个世界停止了扩张，只要时间允许，他可以检索到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从而穷尽它、参透它。这是他第一次面对世界有了如此强烈的确定感。他甚至想，身而为佛，莫过于此。”在这幅赛博空间的世界图景中，主人公获得了一种类似上帝视角的全景视野，人们的言行怒骂成为未来“电子考古”的样本。小说在此留给我们有关数据主义的迷思，数据主义坚信，世界本质上是由数据构成的，无论是人类的行为、情感、思想，还是自然界的物理现象、生物活动等，都可以转化为数据形式存在。当虚拟的数字世界获得本体地位而永存，现实世界的绝对真实性将动摇和解体，而这个过程，正在当下发生。不得不说，《一日顶流》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文学探索。

三、用不完满性对抗同一性

《一日顶流》以胡莘瓯成为网红的经历及其出走后的漫游为主线，此外小说还设置了一条副线，即她与李蓓蓓和李贝贝的情感纠葛。小说暗含了古已有之的“双姝”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现代改写，构成了作品的潜结构。“所谓的小说‘双姝’模式指的是在一部小说之中塑造两位女性形象，两位女性在身份、性格、气质、才学、思想倾向等不同方面有着差异，以两位女主人公的活动为制造小说矛盾冲突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近现代文学中，“双姝”模式反复出现，《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人物设置。《一日顶流》中的李蓓蓓与李贝贝，暗合中国小说审美的集体无意识。两位女性主人公，一位成长于东北小城，一位曾是胡莘瓯的青梅竹马，殊异的外貌特征、成长经历、性格气质形成的差异性、互补性是显在的，更重要的是，作家扬弃了“一男二女”与“双姝对比”的老套路，为这种叙事模式增加了现代小说时间观。经由时间分割，李蓓蓓与李贝贝这对“双姝”并未谋面，而是通过胡莘瓯留存于记忆和感知中的主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回忆中、想象中的李蓓蓓不断与现实中、具身性的李贝贝形成对话，使小说对传统“双姝”模式进行了一次现代改写。二人分别满足了童年时代和成人后胡莘瓯疏解怕、渴望爱、寻求关怀的心理。作为母爱缺失的替代品，所谓的“爱”更多带有被照护的渴望，迥异于现代爱情观。借助这个“爱情故事”，小说着力呈现出胡莘瓯、李蓓蓓和李贝贝对于“自我”的寻找。

石一枫的小说表面嬉笑怒骂，不乏荒诞情节，内里却有鲜明的反叛精神。在李贝贝和李蓓蓓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主导文化和价值观的质疑。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两位女性主人公最终与自身的“不完满性”达成和解，和解的过程也是与多数人群所共享的同一性意识形态对抗的过程。对个体价值的尊崇，对同一性的拒斥，暗含小说的人道主义，这形成了石一枫小说多彩故事之下的坚实内核。《一日顶流》中，李贝贝来北京的原因是给脸做激光手术。在东北小城时，她在网上直播卖熏酱，“迷恋上了手机里那个经过美颜，放大了优点又消除了缺点的影像。胡莘瓯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李贝贝则认为同一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自己：一个怕被人看，一个渴望被人看。”在经过滤镜渲染的直播视频中，李贝贝脸上的生理“残缺”——一块蝴蝶形状的红色胎记，被抹去了。胎记是李贝贝自卑的来源，被前夫攻击的耻感更促使她希望通过手术修复这个先天不足。和别人不同，在那特殊的三年，大家都戴着口罩反而让李贝贝觉得舒服。视频时代，社交媒介加剧了女性的容貌焦虑，越来越多人寻求整容、化妆术、美颜滤镜，以期对自我身体进行社会化改造，生成虚拟世界中的理想自我。“网络自我”是“真实自我”的数字延伸，李贝贝爱上直播美颜，源于对手机这一“幻想机器”的迷恋。苏珊·桑塔格认为，“工业社会使其公民患上影像瘾；这是最难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强烈渴求美，强烈渴求终止对表面以下的探索，强烈渴求救赎和赞美世界的肉身——所有这些情欲感觉都在我们从照片获得的快感中得到确认。”视频和直播同样遵循如上的欲望逻辑，只不过照片给人的快感和情绪满足恐怕比不上视频和直播所带来的强烈，毕竟后者拥有伴随性的“变妆”技术。直到结束北漂，再次回到小城，李贝贝终于在儿子的一番话中找到了自身价值所在。与胡莘瓯同车返乡寻找胡学践的车厢中，胡莘瓯注意到李贝贝不戴口罩了，“‘蝴蝶’袒露在外，自由飞翔。李贝贝当然知道他在看什么，又说：‘脸虽然是我的，但碍的又不是我的眼。谁不自在谁受着去。’”在他者的凝视中，李贝贝曾迷失自我，而经由世事的洗礼，她像胡莘瓯一样，不再害怕“眼睛们”。克服对“眼睛”的怕，是现代人重建主体性的必修课，这也体现在小说另一位主人公李蓓蓓身上。

在李蓓蓓发给胡莘瓯的邮件中我们得知，“李蓓蓓所困惑的，在于她该怎么作一个‘不一样’的人。”作为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女孩，不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来说，李蓓蓓都有一个寻找自我的漫长过程。“她说：也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喜欢女孩。先是那个被画了猫脸的女生，当时她突然抬头，眼睛瞪得大极了。我感到像被审讯，回答说，不是……那女孩比我勇敢。后来换成‘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总算没再撒谎。那时我真高兴呀，仿佛我们之间开出了一蓬花。然而同时，我感到了怕——我做好让别人知道我‘不一样’的准备了吗？”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是对身体不断地予以风格/程式化（stylization），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产生了实在以及某种自然的存有的表象。”性别是一个操演性过程，性取向的生成同样如此，只不过作为李蓓蓓这样“不一样”的人来说，这套“管控框架”失效了，她艰难寻找自我的过程同样是在社会中寻求生存缝隙的过程。对自我“不一样”的接受和承认，给李蓓蓓带来无数麻烦。李蓓蓓和伴侣在小城同一所学校当老师，尽管有母亲的理解，但家长却上演了一出出驱逐二人的戏码。作家并未厚此薄彼，而是展示了一众人等的立场和态度，在不同群体的博弈中，各自的局限性凸显，而局限性也暗藏了理解的达成。“都冤，都委屈。一头委屈忍气吞声，两头委屈针尖麦芒，几头委屈了无头绪。但这次又怪了，眼瞅着沸腾的水，温度一转眼就降到了冰点。这就叫冰火两重天。家长，美人，女老师，纷纷又都茫然。”最终，在对话的氛围中，李蓓蓓不再寻求安全和隐蔽，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去往大城市、到更包容的天地中去。

生理和心理上的“不一样”，并非一种冒犯，而应该导向一个被逐步接受的过程。这是小说想要表达的观念。所谓“不完满性”与“同一性”的龃龉，不仅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在数字时代更上升了一个维度。当虚拟的“数字分身”复制了人的心智，是否意味着与具身性的人拥有同一性？假设这种同一性真实存在，是否能够让现实中不完满的东西完满？《一日顶流》通过两个场景进行了一番思想实验。首先是，李贝贝的孩子尾巴开导妈妈，希望她不要为没有陪伴自己而愧疚。尾巴说，“将来这都不是事儿——人类可以扔掉肉体，上传灵魂，大家都存在一个电脑里，再不会有分离。”汉斯·莫拉维克在《智力后裔：机器人和人类智能的未来》就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使用高精度设备扫描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和连接，将其输入计算机模拟出与原始大脑相同的心智，再将模拟出的心智转移到计算机中，人类的心智就可以在数字环境中继续存在，甚至永存。尾巴的道听途说看起来和机器人专家的设想异曲同工，然而孩子却进一步说，“你没做成激光，这挺好。等到上传那天，还可以把这张脸也复制，到时我还能认得你是我妈。”作家借天真的孩子之口表达了对人生本质的理解——不完满才是人生。即使是高科技能够保存人类的心智，它也必将是不完满的。尾巴希望数字/信息空间中的妈妈，依然是如其所是的样子，其中暗藏着人性的基因，令人感动。

第二个场景是小说结尾，突然有一个人工智能（慧行的分身）来加胡莘瓯的联系方式，说慧行前世想念一个哥们儿，让自己来陪他。接着大段文字喷涌而出，甚至用胡莘瓯自己的声音念出来。可以想见，这个人工智能是慧行的进化版，当初师父开发的人工智能已经过无数次升级迭代，具备了强大功能，甚至拥有人类的情感，能帮自己的同类实现愿望（“陪你”）。这也是当初师父开发慧行的初衷，打造一款陪伴型人工智能。它历数胡莘瓯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甚至那些隐秘的行为、心思、感触。“胡莘瓯蓦然发现，对方复制了自己，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成型。对方比他本人还懂他。”曾经，胡莘瓯“怕”，因为陷在“怕”里无法自拔才寻求“管”，又因“管”成了首要需求，才拿“管”代替了“爱”，而今却渴望让人“懂”。没想到，那个在真实世界中寻找的懂自己的“人”没找到，却找上门来一个人工智能，胡莘瓯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泪水中又何尝不夹杂着心酸和讽刺？小说最末几句，人工智能让胡莘瓯给它一个名字，主人公轻吐三个字，可以猜测，就是“胡莘瓯”——他自己的名字。作家在此寓言化地设置了一个悖谬情景，当主人公渴望寻觅知音时，却发现知音是自我的数字复制品，绕来绕去，最懂自己的人，还是自己，这是否应验了“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句话？那么如此一来，“数字分身”的意义又何在呢？恐怕只有回归人群，才能找到自我，这在主人公的父亲胡学践身上得到了验证。

小说为胡学践找了一个温暖的归宿。曾经，“他是中国第一代网瘾患者，在另一个世界里出溜得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感到这一个世界不值得回头。”如今，他打起了熏酱西施北京分店的招牌，每天推着小车，叫卖用李贝贝秘制调料做成的酱肉。他从沉溺几十年的虚拟世界中走出来，重新走向人群，而视频则成为他与尾巴联系感情、探讨生意之道的工具。项飙曾指出受过教育的中国城市青年的一种症候，在他们那里，“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消失了。”同样，在胡学践身上，虚拟世界也遮蔽了他生活的“附近”，不论是剧团辉煌年代对李蓓蓓母亲感情的逃避，还是红楼没落之后老鼠一般不见光的生活，他对周遭事物的漠视和排斥真实影射了网瘾患者的状态。胡学践对附近的重新发现，对现实生活的再次投入，不啻为脱胎换骨。石一枫给小说人物这样的安排，暗藏着稳定的价值传达。尽管《一日顶流》有诸多关于数字时代虚拟与现实边界消失的探讨，但并非是“关于人类向脱离实体的后人类转变的元叙事”，其中的情境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将抽象的科技革新和数字工具，具体化到某些特定场景和人物上来进行实验，试图探讨人类情感及人性如何在数字时代留存并彰显其永恒光辉。

在笔者写作这篇论文之时，人工智能deepseek的横空出世引发人们惊叹，叙事行为本身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担忧再次响起。文学的价值何在？凯瑟琳·海勒认为，“文学文本所做的，绝不仅只是探索科学理论和工艺制品的文化内涵。将理念和制品置于特定的叙事情境，文学文本通过论述与阐释赋予这些理念和制品一种本地化的居所和名称，其效果是文学主体所特有的。”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是主体的投射，是在现实中安放的，是有毛边的，它与人工智能光滑的质地不同，它要有越轨的笔致。只有这样的叙事，其本身才有价值。《一日顶流》中刺痛我们的东西，就是那些毛边，就是那些越轨的笔致。它看似是个大杂烩，却有内在的脉络和暗藏的闪光点值得我们细致挖掘。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不论未来人类（包括文学）的命运如何，文学作品本身依然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一方奇妙的天地，因为它有无法穷尽的组合方式，有人类不完满性的烙印。

注释：

①张莉：《“京味”的新声与新变——想象北京文学的多种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②石一枫：《流浪的二傻子——长篇〈一日顶流〉创作谈》，微信公众号“收获”2024年12月21日，https://mp.weixin.qq.com/s/8NunvNLRChHn9UJGkGP_cQ

③石一枫：《一日顶流》，《收获长篇小说.2024.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72页。

④[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

⑤同②，第6页。

⑥同②，第121页。

⑦同②，第194页。

⑧石一枫：《地球之眼》，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90页。

⑨钟媛：《文学代际问题、媒介权力与“非典型代际性”——以“70 后”作家群体及个案石一枫为例》，《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⑩同②，第127页。

⑪同②，第102-103页。

⑫[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宋根成译，第57页。

⑬同②，第25页。

⑭[意]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陈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90页。

⑮同②，第72页。

⑯同②，第158页。

⑰同②，第103页。

⑱同②，第140页。

⑲孙悦：《明清小说“双姝”模式研究》，暨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⑳同②，第173页。

㉑[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㉒同②，第172页。

㉓同②，第156页。

㉔同②，第156-157页。

㉕[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页。

㉖同②，第161页。

㉗同②，第178页。

㉘同②，第178页。

㉙同②，第204页。

㉚同②，第197页。

㉛项飙：《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

㉜[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㉝[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