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生活是一片写作的富矿
空间与题材历来不是衡量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但也从来不能被绕开。作为一名带着黄河风沙和平原麦苗味道出场后，又执着于刻写沂蒙山地村庄、人物、林木、虫鸟气息的县城写作者，回顾二十五年来我走过的那一串文学脚印，忍不住喟叹“真不容易”且“写得不少”，但继而又会自惭形秽且倍感沮丧。同龄写作者甚至更年轻者已经写出了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像徐则臣的“花街”、班宇的“东北乡”、魏思孝的“辛留村”和刘星元的“年轮小城”，而我还在群山里趔趔趄趄，寻找上山的小径。
但我知道，这条羊肠路上，不仅有我，还有许多同行的人。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县城，在中国拥有庞大的数量且特殊的地位。空间上，它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和场域；时间上，它既是千万年时间长河坐标上的“不变原点”，又在乡土剧烈嬗变中成为粗糙、野性和潮流杂糅的集市。这里有着那些从土地上走来的劳动者，那些哺育优秀大学生的传统家庭，那些走向世界的前沿科学、艺术门类的人才……走进县城，热气喧腾的生活扑面而来，鸡飞狗跳、家长里短的喧嚣一刻不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场”。
文学来源于生活。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热腾腾的生活场景摆在那里，形形色色的人川流不息。这里既有我们的“父母与故乡”，又有我们的“奋斗与未来”，这正是大众文学的“根部”和“源头”。从几千年前诗经《国风》里的吟唱，到诗词歌赋里的“茅店月”“板桥霜”，再到鲁迅的“未庄”与“鲁镇”，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县域乡村里面。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这一片巨大的“题材场”空间作品乏善可陈，甚至有人提出这种题材已经过时，不会再拥有读者。可数以亿万计的“县乡人”火热的生活不应该被文学无视或忽略，它是今天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所在，也应该是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认真表达的阵地。事实证明，县域写作者一直非常勤勉且努力地书写着。据笔者目力所及，几乎所有县城都有作家协会和一群默默耕耘、笔耕不辍的写作者，这个队伍非常庞大。仅就笔者所在的沂蒙山腹地蒙阴县而言，全县不足50万人口，县作家协会会员达130多人，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20余人，每年创作量高达几百万字，发表量也近百万字。除此之外，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数量庞大，柳琴剧团、庄户剧团和县文化馆小戏小剧演员近百人，网络作家、素人写作者如“沂蒙二姐”也有不少，他们都有不俗的表现。
在沸腾的生活中，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身边的人和事——县域生活是一片写作的富矿。2019年10月的一天，我和朋友进山，登上曾拍过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安平崮，举目四望。沂蒙山区群山连绵，脚下板岩硌得脚板生疼，崮顶上一片荒芜，可就在岩石缝里，我突然看见了一朵小花。几乎没有叶片、根部不见土壤，一朵红花就那样惊艳地在石板缝隙里绽放出来，让人震撼。一瞬间，沂蒙山百年的革命历史，那些前赴后继的支前劳力、吱吱响的木轮小推车都浮现在眼前。再看看今天那些倔强而朴实的劳动者，他们与这朵小花又何其相似？他们坚韧、质朴、明媚，让人心动。回来后，我写出了26万字的反映沂蒙巨变的小说《蝴蝶谷》。最近几年，这个县被评选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每年有70万亩桃花在春天盛开，10万亩的云蒙湖也恢复了良好生态，成为鸟类的天堂。这些都给了我丰沛的灵感，由此创作了长篇散文《湖边书》。
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致。但现代人重复单调的生活模式，也带来文学题材和文笔的同质化。新鲜的、时时变动着的县域生活和人事，以及那些越来越美的生态故事，热切等待着写作者用眼睛去发现、用笔去记录、用心去表达。
张楚《云落》、朱山坡《蛋镇诗社》、周荣池《父恩》等作品为我们奉献了县城经验和日常的烟火，但毋庸讳言，县域文学还很不够。县域文学资源的富矿摆在那里，前来淘金的人很多，但是能挖出金子的人还太少。众多素人写作者，“钻头”还不够锋利，无法深入矿底，探寻出更多的黄金。文学不是照搬生活，县域写作者普遍存在视野不够开阔、眼力不够敏锐、笔力不够深刻的问题，写作的元气、中气、悍气不足，呈现纤弱状态。更不用说，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有些写作者眼花缭乱，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能力还有不足。点灯熬油写出来并发表在县市级报纸副刊上的多为千字文，有生活的野生气、人间的烟火气，但还缺乏更高层次的文学性、思想性、哲学性、批判性。只有穿透生活的表面，捕捉到属于文学的“诗意”和“真实”，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县域作为传统与现代交织、乡土伦理面临冲击转型的前沿，蕴藏着无比丰富的叙事资源。县域空间与现场，是当下最好的文学发生的阵地之一。作为写作者，既要立足脚下，又要打磨好自己的“钻机”，让钻头锋利一些，才有机会勘探出无尽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