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写的县城
在我所有的文字中，“县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从200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花朵般的爱情》，到200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动物学》，再到最近这本散文集《我的家乡在“宇宙中心”》，恍恍惚惚写了二十多年。人已年近半百，竟然还在写县城，不知道是应该自信，抑或惶恐。
我在鲁西南一个县城出生、长大，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十八年，至今我还经常梦见小时候住过的院子。香椿高耸，薄荷匍匐，满院的月季和菊花，我在追那只下蛋的老母鸡，绕着院子一圈又一圈，直到它跑不动了，卧倒在地，我把它抱起来……这一切如今只能在我的梦里存在。那时，我还自己画过县城的地图。就那么几条主路，连接了几十条小路，还有几条隐蔽的小道在水坑边，平常可以走，一下雨就消失在了水里。那些路现在都变得平整而宽阔，名字也都改得大气磅礴：泰山路、黄山路、五台山路、昆仑山路、闽江路、珠江路、赣江路、钱塘江路……我每次回去，都会迷路。
我有时候会怀疑在县城的十八年，本身就是一场梦。我用了很长时间，想把这个梦描述出来，即便是碎片化的。虽然写写就醒了，但半梦半醒之间，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写下去。世事一场大梦，县城几度秋凉。
《动物学》出版后，曾得到一些好评。那是我第一次直接把“县城”列为其中的章节，小说一半的篇幅都发生在县城里。接着，我写了《青春史》，以县城为背景写青春的荒谬和残酷。我还试图将长诗《四兄弟》写得有点重金属，也有点朋克。这组诗以县城四兄弟的命运为主线，写了县城在巨变中的泥沙俱下。那是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诗，也是让我停笔的一组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再写出这样的诗。
后来我的创作以历史文学为主，也有话剧，以及好几年央视春晚的小品。工作越来越忙，日子越来越快，本以为离开县城那么多年，不会再写那里了，但依然放不下。偶尔有空闲时间，我就写一些有关县城风物的闲笔，没想到有了更多的读者。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来自县城，以“小镇做题家”或打工人的身份到了大城市，不论混得如何，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县城情结，割舍不下。我写的是我的县城，其实是所有人的县城，是所有拥有“县城经验”的人的故乡。
我和他们一样，至今还活在“县城经验”中。AI技术的发展，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子游戏厅，发现屏幕里的人竟能被操纵杆操纵时的巨大震撼。看人工智能机器人跳舞的热闹，和那时在街上看耍猴差不多。直播带货的网红，说话语气则酷似那时街边摆摊卖鞋拿着喇叭吆喝的邻居。县城是最小的城市，又是最像城市的农村。它如此光怪陆离，有各种变形的新鲜事物、夸张的时尚潮流，人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潇洒、幽默、漂亮，却似乎总有一点点过头或欠缺，反而显得笨拙、滑稽、稚气。
县城人的生存智慧，我领略得远远不够。县城人的弱点，我也难以克服。我坐不惯城市的公交地铁，不会开车，只有骑车时才觉得身心俱悦。我逛不了城市的大商场和超市，总是找不到电梯和出口，只有在小店的柜台前结账才觉得踏实。我也住不惯高楼林立的城市新区，在老城区古旧的街巷里穿梭，才感到舒适自然。我从来没有方向感，因为在县城根本不需要，通过建筑物能很容易记住，但出了县城，我就再也不知道东西南北。
县城的文化，也深入我的骨髓。我那个县城是戏曲之乡，我在《我的家乡在“宇宙中心”》中写过——
这里的人被戏深刻影响。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人们所受的教育，都来自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舞台。戏中的服装和舞美是人们的美术启蒙；武生们连串的跟斗是人们的体育启蒙；或苍凉浑厚，或清脆婉转的唱腔是人们的音乐启蒙；通俗易懂、活泼生动的戏词是人们的语文启蒙。在戏里，这里的人学得率性幽默，“嘴巴一噘能拴住个驴”。在戏里，这里的人学得江湖义气：“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割我的肉吃我都不觉痛。”在戏里，这里的人学得家国情怀，明知道“争来的江山他赵家坐，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大敌当前却挺身而出：“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叫谁领兵？”
这几年，那个县城又成了“宇宙中心”，因为汉服和出口的棺材而天下闻名。我曾经画的那张地图早已过时，植入大脑的导航也有三十年未曾更新。把它们和如今的县城比对时，我一次次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我想自己还会一直写下去，无论什么体裁、什么形式、什么风格、什么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