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肉身与建构主体——新世纪以来“70后”女性作家的身体书写路径
与王安忆、铁凝笔下女性身体书写为反抗创伤与压抑而承载着沉重的文化与道德重负相比，陈染、林白笔下的女性身体书写呈现出一种沉溺于狭小空间的自怜与呻吟的“个体化写作”（1）。与沉浸于肉体欲望的展示和身体原欲化的写作相比，盛可以、乔叶、付秀莹等“70后”女性作家，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将身体返回自身，以日常生活化书写呈现身心一体化的本然叙事与诗学建构。“70后”女性作家以肉身化叙事、主体性诉求和话语体系构建为路径，将身体从政治与道德的重压下抽离，通过对生存处境的密切关注和细密表达，展现女性身体的现实遭际及本然处境；将身体从“被凝视”“被塑造”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变被动塑造为主动书写，试图形塑属于女性自身的身体美学标准，宣示自主权与建构主体性；将身体从“沉默”“失语”的游离状态中唤醒，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心理意识寻觅属于身体的语言，以“去历史化”“去男性化”之方式构建身心合流的“身体道德”，构筑女性身体的话语体系。可以说，“70后”女性作家的身体书写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状态，她们以身体为原点与媒介，通过具身性体验与鲜明女性意识激活身体的主体性表达，从身体出发又不囿于身体，书写身体又通向精神，呈现身体又不蜷缩在身体之内，构建起与现实世界深度沟通与理性对话的有效通道，既以无畏之姿对以往身体书写话语展开挑战，打破既有表达范式与思维定式，又对社会、性别、文化等问题进行深刻洞察，有力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与女性书写的维度。
一、肉身化：返回身体的本然叙事
法国学者米歇尔·亨利在《肉身化：一种关于肉身的哲学》中指出：“在最初的意义上，肉身化涉及地球上的全部有生命的存在者，因为它们是全部的肉身化存在者。”后来，他认识到这种肉身化泛指全部的肉身化存在者的表述过于笼统，又将与之有密切关联的“身体”分为三种，即“作为生物学实体的身体”“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的身体”“作为人体的身体”。此处“作为人体的身体”不同于前两者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属于一种根本不同的存在论区域——绝对主体性的区域”（2）。这种“绝对主体性的区域”与梅洛-庞蒂所谓的“客体和主体的中间”区域和浑然一体的“世界之肉”（3）具有一致性，即肉身性的本然身体。这种身体是世俗化的肉身，既不承载过多的文化意义，也非生物性的本能化躯体，而是人之身体的本然状态。对人而言，身体首先是指肉身，其次才是精神及符号。对于身体写作来讲，“身体叙事”首先是“发现身体、回到身体，以消除身体和存在的割裂为创作旨归”（4），其次才是由身体书写而衍生的其他意义。
回顾之前的“身体叙事”，中国当代文学“还停留在对文化、社会、精神的想象上，对于身体本身的想象几乎还是空白。身体的细节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书写，凌空蹈虚的写作风气依旧风场盛行”（5）。此处言及的“凌空蹈虚的写作风气”指忽视或跨越身体肉身性，即“省略了肉体和欲望这一中介，而直奔所谓的文化意义”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化阉割了身体，以致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没有身体的、大而虚的作品”（6）。到了新世纪，尤其在“70后”女性作家的创作中，这种境况到得了根本性改变。她们的文本迥异于以往的女性身体书写，彰显特有的创作姿态与不凡的艺术调性，呈示出一种平和的叙事风格与淡然的美学意蕴。换言之，她们的身体叙事不再刻意地关注社会政治、文化意义及道德内涵，而是关注身体及其本然化的现实遭际与真实处境，表现为回归肉身化书写与日常生活叙事，使女性身体书写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肉身化叙事凸显对身体生存处境的密切关注和细密表达，呈示一种肉身景观化的文学征候。肉身性并非为身体存在的终极意义，却是身体存在及其承载肉身之外一切意义的物质基础。女性作家的写作根底上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7）。《北妹》中的钱小红、李思江的遭际是身体的真实写照；《道德颂》中的旨邑与水荆秋、谢不周的情感纠葛，是关于女性身体欲望诉求的追问；《日近长安远》中的罗锦衣与《他乡》中的翟小梨城市生存的成功，依靠的是坚强意念与肉体献身；《女佣手记》中进城务工的保姆们与《野望》中留守芳村的妇女们一样，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她们的喜悦、幸福和荣辱都与身体密切相关，也是身体处境的一种外现。这些肉身化书写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文本中的女性都是生存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小人物；其二，她们立足社会的资本唯有肉身性的身体。无论是留守乡村的妇女，还是外出打工的“北妹”和保姆们，抑或游荡于城乡间的西西与甄宝珠们，她们大都既没有文化，又无专业技能或创业资本，她们只有劳动力和肉体。“70后”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选取这样的书写路径，呈示出趋同的叙事选择，一方面是时代的社会引力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女性身体的现实处境不无关系。或许，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肉身的遭际，更能本然地呈现当下女性身体的真实处境，也更能展现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中女性作家对女性肉身生存的认知和书写。不难看出，这种边缘化小人物肉身式书写视角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身体政治与话语策略，对肉身性的强调与凸显，也是对女性身体主体性建构的呼唤与期冀。
其次，肉身化叙事以对日常生活中身体生存、情感纠葛与性爱关系的书写显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书写是肉身化叙事必然的叙事路径。在付秀莹的《陌上》《野望》中，身体化书写始终是芳村世俗生活的主题。从建信与春米、中树与小鸾、银栓与瓶子媳妇这几组男女关系看，女性身体及关于身体的言说是文本表现的重心，女性命运的沉浮、情感的悲喜与她们身体的处境密切相关。日常生活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肉身生命的延续，而身体的价值“存在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之中”（8）。没有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身体就只是一具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无论是盛可以《女佣手记》中进城务工的保姆群体、《野蛮生长》中的李春天和刘一花，还是周瑄璞《日近长安远》中的甄宝珠，以及乔叶《四十三年简史》中的“她”，无论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还是对肉体欢愉的表达，身体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是作家对日常生活认识和书写的重心。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女性书写对身体肉身的关注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身体化叙事显现，凸显身体肉身的处境及其价值。
最后，“70后”女性作家的肉身化书写呈现出一种本然叙事的美学风格。这种本然叙事不像陈染、林白那样由身体出发抵达精神，书写身体的初衷或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对精神痛苦与焦虑的呈现”（9），在对身体的倾诉中固执地渴求精神的抚慰与灵魂的熨帖；也不像木子美、竹影青瞳那般由身体书写抵达肉欲，不再展示灵肉分离的痛苦与挣扎，拒绝灵魂与情感的介入，执着又赤裸地表达身体肉欲的狂欢和情绪的满足；而是由肉身书写回归身体，恢复身体的感官功能与意识，既不回避肉体的自然欲求，也不刻意宣示或消解精神的意义，将身体的欲求与精神的满足统一到肉身叙事中，书写身体本然的感受。在《妊娠纹》中，通过对腹部妊娠纹的凝视，女性内心深处不安的冲动与长久以来被社会规训所压抑的自我意识，随着文字的流动倾泻而出。
可见，在“70后”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中，身体这个世俗的肉身卸载掉了原本不属于自身的清规戒律，变得“轻飘”起来。究其原因，“70后”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没有自觉而鲜明的身体反抗意识，也不背负过多的道德、文化压力，而是将身体还给自身，既展现肉身的艰难与生存的困惑，又表现身体的合理欲求，服从身体的本然原则，呈现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本然处境。
二、“我的身体我做主”：主体性的实践建构
有学者指出：“身体是主体，这就是身体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主体性就是身体自我实现、自我确认、自我领受的品行，即真实的主体性只能是身体主体性。”（10）而身体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身体书写中恰恰是缺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认识不到身体的这种神秘和神奇品格，就会把本属于身体的主体性归结为他者的属性，阻碍身体——主体在文学艺术中的出场。”（11）这一观点戳中了女性作家身体叙事的命门。然而，在盛可以、乔叶、付秀莹等女性作家的身体书写中，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变化，她们的文本中隐匿着一种积极建构身体主体性的意识与尝试。
其一，从“被凝视”的“他者”处境中抽离，由“被塑造”到“主动写”。从古至今，女性身体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存在，它既是社会规训的对象与文化、道德言说的禁忌，又是文学艺术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文学书写中，女性身体在男性作家笔下常常是体现男性审美理想的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种空洞而又“漂浮的能指”（12）。因此，构建主体性的身体书写，必须改变这种“被凝视”“被塑造”的被动处境，“找回自己被放逐和被‘他者化’的躯体，才有可能作为言说者存在。”（13）在“70后”女性作家笔下，很难见到以往男性作家文本中的貌如天仙、美若芙蓉的女性形象，要么有意淡化女性身体，要么就是平凡的女人形象。如盛可以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左依娜的乳房偏偏不挺，像推土机推动的土地一样平整，只有两颗葡萄般大小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在属于乳房的地盘上，像不经意间，从推土机里遗落的石子。”（14）“西西对着镜子张开嘴，牙齿咬合，遗憾它们长得参差不齐。有的像玉米，有的像黄豆，相互闹别扭，牙缝宽得可以塞牙签，颜色像泡了一个冬季的酸菜。”（15）这样的身体描写，彻底打破了以往那种“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的传统女性身体书写，“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16）。她们不再有意迎合男性的审美趣味，而是顺着女性身体主体意识和文本逻辑进行叙事，变被动塑造为主动书写，试图建立属于女性的身体美学标准。
其二，跳脱婚姻的桎梏，重构身体主体的自由。婚恋是“70后”女性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书写领域，如乔叶的《认罪书》《鲈鱼的理由》《月牙泉》、盛可以的《水乳》《道德颂》《无爱一身轻》等。这些文本的核心主题是婚姻与情感、身体自由之关系。从现实来看，婚姻是维护女性权益的制度性保障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必然性需要，也是女性情感与身体自由的一种桎梏。“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不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而是因为婚姻摧残她，使她注定要过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生活。”（17）正是这种平庸的日子和漫长的时光消磨了婚姻的情感基础，禁锢了女性的身体自由。因而，反抗平庸的日子，跳脱婚姻对女性身体的桎梏，成为她们追求身体主体自由的不二法门。
《鲈鱼的理由》中鲈鱼坚持离婚的理由是婚姻的无趣与平庸使她无法忍受：“我就想离婚了。真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可我就是起了离婚的念头。我觉得他越来越陌生，越来越让我厌烦。”（18）在《黄金时间》中作者借女主人公之口袒露内心的想法：“他人不坏，说到底，只是平庸，全面的平庸。”（19）忍受不了丈夫的无趣与平庸，她们坚持离婚，无法离婚时，她们选择其他方式宣泄内心的苦闷，表达身体的抗议。于是，我们看到左依娜、旨邑、朱妙等无数个被困在婚姻囚笼中的鲜活的女性和女性身体。“70后”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以此方式来反抗婚姻的桎梏，寻求情感的慰藉与解脱，根柢上是她们真实的身体感受与源自生命深处鲜活而又纯粹的女性意识。这种意识的刻画与呈现不得不说是对身体自主权的宣示与主体性建构的尝试。
其三，从生育的魔咒中解放出来，找寻女性身体自主意识的独立与觉醒。盛可以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衡量现代女性的标准是“三个解放”，即“思想观念解放”“经济解放”“生育解放”。“生育解放”是指“生与不生，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20）。生育是女性特有的功能属性，与女性的子宫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生育的解放就是将子宫从单向度的生育功能属性中解放出来，还原它的自然属性。换言之，当不再把子宫看成社会和文化属性上的生育工具时，它作为女性身体生命活力给养和身体自由的意义才得以体现。我们知道，子宫不仅是孕育生命的温床，也是女性身体焕发生命活力的源泉。然而，在女性身体叙事中，子宫常常扮演着扼杀女性命运、剥夺女性幸福的祸首角色。《时间少女》中的西西、《息壤》中的初雪与《道德颂》中的旨邑等，都因子宫失去生育功能而陷入了生活的泥潭。在这些书写中，没有生育的喜悦，只有子宫不能生育的困惑与悲痛。作者借此揭示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控制与伤害，也在这种揭示中以子宫属性的失位昭示“生育解放”对女性身体的重要意义。
“生育解放”还指向了身体意识的独立与身体自由的觉醒。经历近百年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工作和经济等权利，然而这仅仅是女性身份获得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保障，在文化道德和社会意识领域仍然潜存着无形的不公。而只有身体不再作为附属价值存在时，它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才显现出来。《北妹》中钱小红的“另类”是因为她对待身体和性的意识及行为，与她所处时代的世俗观念格格不入；《水乳》中的苏曼勇敢走出婚姻的羁绊，游弋在不同男人之间，酣畅淋漓地享受身体的欢愉，是女性意识独立与身体自由意识觉醒的体现。她们以行动宣示对身体的主权，不再困于世俗道德，也与金钱无关，她们意识到身体的欲求对于生命价值体现的合理性，她们是身体的主人。
三、让“身体”发声：女性身体话语的书写路径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女性身体书写以肉身化方式展示身体是一种叙事姿态和艺术选择，张扬身体自主意识和追求身体自由是其创作的精神旨归与意义向度，那么让身体发声，创建属于女性身体的话语体系，是其迥异于以往身体叙事的创作进路和书写策略。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的“话语方式一直是男权主义的，女性群体长期以来作为‘沉默者’，不仅被剥夺了话语权，也被剥夺了话语方式”（21）。从女性身体书写的现实来看，此论可谓一语中的。身体虽是女性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它长期游离于自身之外，没有获得独立的话语权利，处于“失语”状态。打破这种状态，构建身体话语是女性身体写作的未竟事业与必然选择。
从根本上看，只有返回身体，让身体发声，寻觅属于女性身体的语言，呈现其独特的体验与精神处境，才可获得话语权利。恰如埃莱娜·西苏所言，“写你自己。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必须“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必须“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才能“将自己的经历写进历史”（22）。对女性而言，身体是独立于世界并能够辨识与突显自身的唯一东西，也是“唯一可以被用来作自我表现的媒介”（23）。“70后”女性作家深切地领悟到这一玄机，她们通过身体与世界交往的文学叙事，直视身体感受与心理意识，构筑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其书写路径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心理意识凸显身体的社会位置和精神处境。从生理上说，子宫、乳房等是女性身体体验的特殊领域，由此而来的性别体验便成了“女性对内建构自我和体认生命、对外与世界建立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24）。可以说，让身体发声是“70后”女性作家身体叙事的重要特征与书写路径。《息壤》以初家女性子宫的遭遇来思考女性生育问题。母亲吴爱香生下儿子后，完成了作为女人的使命，子宫被套上冰冷的金属环，肉体和精神上饱受煎熬，至死都在寻找失去的女性健康与生命活力。女儿初雪的不能生育，带来的自然是女性惯常的不幸命运。如果说吴爱香的身体遭遇可归咎于时代，初雪的命运算是偶然，那么懵懂无知的初秀的意外怀孕诉说的却是女性身体逃脱不了的宿命。文本中关于初秀子宫中胎儿去留问题的争执与妥协，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家族商讨，上演的却是关于女性身体及其命运的深刻反思。
如果身体及其器官在以往文本中是一种工具性或符号化的存在，那么在盛可以、乔叶等“70后”女性作家笔下，它们是作为身体的主体存在并彰显自身的。这些器官代表着身体在表现和发声，不仅呈现女性的独特体验与生命意识，而且是“女性在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所表达的最有利的话语方式”（25），肩负着构建女性话语的使命。乳房、子宫是女性身体独有的，“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26）。“70后”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身体器官的言说，创造出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使身体叙事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方式（27）。
第二，让身体走出逼仄的意义空间，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彰显自身。如上所述，身体是女性文学创作最为直接、独特且有效的表现方式和书写策略，它使女性文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权利，打开并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和意义空间。一方面，“70后”女性身体书写让人物走出逼仄窘迫的生存环境，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求自身的自由与诉求，重塑女性身体的形象及价值意义。付秀莹《他乡》中，面对父权的压迫与夫爱的缺失，翟小梨下意识的“沉默”与刻意的“讨好”并未改善自身尴尬的处境与失语的状况，无奈之下，她选择了逃离，赴京求学。过程虽艰难，但终究赢回了女性尊严，获得了新的生活。《息壤》中的初云、《尊严》中的吴大年、《野蛮生长》中的李春天，与翟小梨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都是默默忍受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逃离，到更广阔的空间，通过努力赢回女性的尊严与身体独立。
另一方面，“70后”女性作家打破以往社会道德文化规约为身体造就的牢笼，以“去历史化”的方式构建女性身心合流的“身体道德”。从历史角度来看，“身体道德”某种意义上就是男性身体的道德，女性身体在其中处于被规训、压制和遮蔽的状态。随着女性主义的兴盛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认知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身体道德”主要表现为身心自由。这一点在盛可以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充分。熟稔盛可以小说的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她的小说常常设定一种“一女三男”模式，或者说女性人物总是同时在与几位男性人物进行着身体交往，如《北妹》中的钱小红与朱大常、廖正虎、夏及峰，《水乳》中左依娜与平头前进、庄严、吉姆朗格，《道德颂》中的旨邑与水荆秋、谢不周、秦半两。在这些男女关系中，女性人物在对待身体方面都保持着近乎惊人的一致性，即她们不再呆板地遵从社会世俗及传统道德的规约，而是顺从身体的需要和内心情感的发展来安置自己的身体及行为。在她们的观念中，身体不再是限定她们行为的“一种拖累，一种障碍，一个监牢”，“而是一个自主的存在”（28）。这是“70后”女性作家以文学书写所打造的新的“身体道德”，并借对这种道德的书写来构筑女性身体的话语体系。
第三，“去男性化”的文学叙事。这种“去男性化”的文学书写，是将男性人物作为推动文本叙事或情节发展的符号，不具备独立的叙事功能与价值主体性。这在“70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并不鲜见，如乔叶《黄金时间》中男人的邋遢、平庸与猥琐，《零点零一毫米》中丈夫的自私、虚伪与懦弱；盛可以《息壤》中阎真清的不思进取、吝啬，戴新月的偏执冷漠、自私自利，初雪丈夫的伪善虚假、道貌岸然，等等。可以说，在她们的书写中，男性人物要么长相丑陋，要么人格猥琐，要么性情古怪，甚至很多连姓名都没有，只是一些“他”“男人”“丈夫”等符号与代码。当然，“也许只有男性的去势和退场，女性才可能拥有身体的所有权，才可能随心所欲支配和享受自己的身体，身体也才可能从此生发出一系列或神奇或怪诞的充满自恋意味的故事，所以书写男性的去势成为她们身体叙事中明显一致的策略”（29）。可以说，这种将男性人物同质化、类型化、符号化的“去男性化”书写路径，具有明显的彰显女性身体话语与建构身体主体性的意图。
新世纪以来，“70后”女性作家身体书写从叙事姿态、精神建构及创作路径三个向度实现了对以往身体书写的突围与超越，呈现出新的文学征候。一方面，她们的身体书写突破了80年代女性身体叙事极具“道德重负”与“文化重压”之色彩，将身体从与文化和道德的纠缠中剥离出来，有意淡化或消隐启蒙、反思和批判等工具性色彩，借对日常生活中女性身体感受的描摹，展现女性身体的社会现实表征与本真存在状态。另一方面，她们的创作从主题到内容都突破了90年代女性身体写作的私密性与个人性，不再局限于狭窄、密闭的空间中，而是将其展露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与现实语境之下，将女性和女性话语、经验置于鲜活的社会现实中，使其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并构成一种互文性的生成关系。她们笔下的主人公是社会现实中各个阶层的女性，其行为状态及精神风貌就是当下女性群体的真实写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她们通过展示女性身体意识的独立与身体自由的觉醒，构建女性身体主体性与精神图景，彰显女性身体写作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注释：
（1）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2）杨大春：《肉身化主体与主观的身体——米歇尔·亨利与身体现象学》，《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3）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杨经建：《“身体叙事”：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症候》，《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5）（6）谢有顺：《文学身体学》，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196、1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7）（2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8、1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王晓华：《身体诗学》，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齐红、林舟：《从性别到身体——对“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的比较》，《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10）（11）王晓华：《主体缺位的当代身体叙事》，《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12）张志忠：《身体写作：漂浮的能指》，《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
（13）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第2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盛可以：《水乳》，第2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15）盛可以：《时间少女》，第18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
（16）林白：《致命的飞翔》，第7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1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第297页，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8）乔叶：《拥抱至死》，第14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
（19）乔叶：《旦角》，第1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20）黄茜、盛可以：《〈息壤〉写的是女性观念的交锋》，《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31日。
（21）冉小平：《论新生代女作家的女性书写》，《求索》2004年第1期。
（22）（26）（27）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19、129、1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4）刘琳：《生育、疼痛与身体政治——盛可以〈息壤〉论》，《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3期。
（25）杜睿：《“他者”的世界与女性镜像书写——阎连科〈她们〉的女性话语解构》，《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
（2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第8页，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9）顾晓玲：《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