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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标签:“素人写作”的2.0阶段
来源:文汇报 | 霍艳  2025年12月26日19:53

近年来文学领域里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素人写作”现象,一批来自基层的劳动者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表达,如外卖小哥王计兵、快递员胡安焉、家政女工范雨素、菜场小贩陈慧、工人张赛等。他们书写大时代背景下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景象,在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和真情实感里凸显尊严和自信,展现着新时代平凡个体的奋斗与坚守。

“素人写作”是新大众文艺里最具代表性的现象,经过几年发展,正在从1.0阶段迈向2.0阶段。

1.0阶段的素人写作虽然出场很成功,但也在发展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宣传营销,都过于强调他们底层劳动者的标签,如“菜贩作家”“农妇诗人”“外卖诗人”等。这使得“素人”的概念变得窄化,从泛指没有经过专业文学训练的普通人变成专指城市的底层劳动者。在标签影响下,读者也会产生一种猎奇心理,更想看到他们书写换了十几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的苦难经历,“素人写作”被当成了一种底层叙事。

这些身份标签虽然能帮助“素人写作”获得更广泛传播,但写作者其实并不认可对于自己“底层”的定位,知道这暗含着一种权力不平等。一些人表示抗拒,一些人被动选择接受,还有一些人逐渐明白媒体所需要的是什么,会刻意按照媒体想要的模样塑造自己。但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当他们一遍遍重复、强化自己身上的底层标签、反复描摹过往的苦难经历时,实际上阻碍了他们对于当下生活的融入,于是会呈现出一种纠结、矛盾的状态。

从文学发展来看,对于这种基层劳动者叙事的过度追捧,使得市场上涌现了许多相似题材,仅外卖员的作品就出版了好几本,一些议题性大于文学性、语言不过关的作品也得到出版。在传统文学界,也存在对于这种充满异质性的劳动者文学创作盲目追捧的现象,把他们树立为典范的同时,却造成对另外一些群体的遮蔽,那些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练习创作、踊跃投稿的文学爱好者只因自己身份是退休职工、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风潮,不被看见。

以上种种,并不利于“素人写作”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样的热潮往往会很快消散。

好在最近“素人写作”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

《我恋禾谷》是70岁老人王玉珍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她根据自身与身边人经历创作的十个故事,呈现了北方乡村生活的细节与代际变迁。她的语言干净、直接,既保留了粗粝的质感,也充盈着丰沛的情感。王玉珍写作并不是因为生活艰难,只是想用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写出内心流淌的感觉,尤其经历了丈夫猝然离世,写作更成为她的渡船。

《花落了》是一部书写天津民间殡葬故事、探讨生死哲学的纪实文学。作者韩云是一位天津的民间入殓师,俗称“大了”。如果说死亡是一面镜子,“大了”师傅则是距离镜子最近的人。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和看惯生死后的豁达,使得她把悲苦的死亡写成了段子,讲给所有人听。书中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至今九场深深感动过她的白事,映照出40年的人间百态和人情冷暖。

这些作品呈现了与之前“素人写作”明显的区别。

就创作者身份而言,与之前“素人写作”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者的身份不同,玉珍曾在中小学任教14年,教历史和政治,也做过13年的基层公务员,社交圈里也大多是教师和基层公务员。因为要撰写课件、公文、报告的缘故,虽然没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但她依然有着比常人出色的文字功底。她也不像杨本芬老人一样窝在厨房里写作,而是有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可以伏在木质书桌上保持规律的创作节奏,一天能写两三千字。《花落了》也并非韩云第一部作品,早在2015年她就在豆瓣阅读从事创作,第一部作品《白事会》获得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非虚构组优秀奖,纸质图书也入选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经过十年的磨练,《花落了》的文学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再看创作内容,这两部作品除了记录作者日常生活、工作外,更多把眼光投向他人,尤其是自己的身边人。《我恋禾谷》里大多是王玉珍亲人的故事,父母、秀儿、大正妈、方老二家、艾红艾春兄妹、表叔一家、老伴……他们都是最普通、坚韧的中华儿女。他们不只是故事里的人物,更是她生命的来处,每个人都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对他们一生的回顾,也让王玉珍对他们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理解。《花落了》里尽管有对殡葬业行规的介绍,但韩云更关注的是人。每篇文章都以逝者名字命名:姥爷、虾皮儿妈、傻二傻大、屌叔、三大爷、永强永旺、瓷娃娃、花猫、王子帅……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民间“大了”主要服务于周边的居民,所以韩云很多服务对象正是她的邻居、亲人。面对这些人的逝去,她的感情更为复杂,在为他们准备葬礼时,脑海中会浮现出相处的一幕幕场景。围绕着逝者又聚集了一组组家庭群像,有哥哥不忍从小一起流浪的弟弟死后感到孤单,第二天也跟着上吊自杀,有身穿忠孝的子女为逝者的房产打成一团,有儿子接受不了母亲突然离世把拳挥向“大了”,有父母请“大了”穿上蜘蛛侠的衣服骗女儿哥哥是被蜘蛛侠带走。如同电影《破·地狱》所传递的,人去世后,活着的亲人同样需要心理建设,那套流传下来的仪式也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一个交待。

从传播来看,过去“素人写作”进入公众视野主要是靠一群知识分子的发掘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北大教授张慧瑜长期担任“新工人文学小组”志愿者,帮助范雨素和李文丽;陈慧的作品是被作家沈春儿发现并推荐给当地文联;在微博上贴出王计兵诗歌的陈朝华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名诗人。在报道“素人作者”时,媒体也会根据自己的调性对他们进行某种改造。

1.0时代的“素人作者”随手记录的、发表在朋友圈的文字仍需要通过图书、刊物、非虚构平台等中介才能抵达大众,缺乏一种即时性的反馈。2.0时代,普通人直接将作品贴在社交媒体上,直达读者。2023年母亲节前夕,68岁的王玉珍在小红书上发布了第一篇作品《感激母亲》,那时她还是先手写,再用语音转录成文字存在备忘录里,然后以截图的方式上传到小红书,几百字的短文记录了母亲勤劳的一生,有网友留言说:“看着你的一字一句让我流泪了,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天下伟大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很像很像,我们都为拥有这么伟大的母亲而幸福而感动而感恩而怀念!愿我们的母亲在天堂快乐!”这一篇文章就有了600次的阅读。后来她写作一个又一个人物系列,拆分成几篇,每篇都配有一张自己拍摄的风景照片作为封面,图片和文字一样朴素。因为语音转录文字的缘故,王玉珍的文字带着口语感,就像是家里老人对往事的念叨,却感动了无数网友,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他们仿佛读到了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当她写到隔壁村一对兄妹中被“换亲”的妹妹,读者评论是:“哎呀,这写的就是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就是给我舅爷爷换亲的。”读者的正向反馈给王玉珍以继续写下去的动力,两年来她在小红书上积攒了30万的文字,终于获得了出书的机会。

“素人写作”的兴起,使得一群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生命价值被了解并得到尊重。如今,“素人写作”进入新的阶段,人们跨越身份、代际的差异,收起猎奇的心理,更多望向自己的身边人、记录身边事,通过书写与阅读不光发现平凡人的不平凡、生活里的闪光,还激荡出情感的共鸣,这样的文学不仅是属于“素人”的,更是属于大众的。

(作者为文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