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闫作雷老师的《平原上的“村庄”——一种“新型农村写作”》，感慨良多，他的认可和鼓励是一方面。二来，就是他的严谨，对小说中出现的几个原型人物的材料搜集，令我深感意外。那我就顺着这些原型人物回应一下，正好也可以交代一下我的创作方式。

一

我在知乎关注的“托村艺术家”的确是“刘雄”的原型。2023年初，他通过留在村里的哥哥加上我的微信。当时他刚移民西班牙，在微信读书上看了我的《都是人民群众》《余事勿取》，从文字中认出相熟的村民，内心激动，和我讨论，这个是不是那谁？有的说对了，有的人物的确是我虚构的。后续的几天，我们又断续聊着，也唤起了我对他的记忆。刘雄和我姐是同班同学，我小时候也去他的家里玩过。后来，他在外求学，很少回村，就算回来，我这人也基本足不出户，很少碰到他。关于他的点滴消息，我也都是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比如他留着长头发，在地里支着画架画画。他的父母陆续死掉之类的。后来，他发给我在知乎上写的文章。我那会正在酝酿写《土广寸木》，和他说，想把他作为一个素材，他欣然同意。

小说中，关于他在西班牙的生活，都是小说的笔法，我并没有仔细询问他的生活。虚构和非虚构，大概就是，虚构是为了服务小说，非虚构要尽可能接近真相。刘雄这个人物在“福利”这篇中的意义，就是以一个国外的视角，来回望当下的家乡，并以他的视角，挪到年底分发福利上：“当刘雄远在西班牙，窝坐在沙发上思念父亲的卤猪蹄时，他并不清楚王本道庄园门口那两尊加上底座和成年人一般高大的石狮子，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变了模样。南边（左边）的雄狮子，被碰掉了半块耳朵。”而“福利”这一章节的最后，写刘雄的奶奶去世这件事。她曾趴在道上，饿晕过去，确有其事。但她肯定没有说那句：“娘啊，没在旧社会饿死，这要饿死俺。”这句话，是我杜撰的。当然，我一开始写的也不是旧社会，是三年自然灾害，被删掉了。

我向来认为自己所写的只是小说，即便是有那么几个人物原型，大部分的事迹都是不存在，偶尔有那么一点真实性打底。为何写得真？这只能说明，我对小说艺术的理解，让读者信任是最基本的。我的立场和观点，其实就在于写出来的部分。我只能保证，自己没有粉饰乡村。有我自己眼睛触及不到的地方，就用虚构来代替。那些没发生的事，不一定在另外的村庄没发生。所有的这一切，都有逻辑合理性在这里，我就按照现实的逻辑在创作。至于是否有人物原型和事件真假，在我看来，并不重要。我写小说，初衷就是有感而发，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呈现出来，态度虽不是明显表达，也是我的看法了。

二

闫作雷提到“盈科环保”“宏远集团”这样的民企（现实中的英科环保与清源集团）。现实中的这两家企业，在我们镇的一东一西，不仅我们镇的很多村民在这里务工，也有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这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全镇的经济和老百姓的生计。我家不少亲戚朋友也都在这两个厂子里上班，这四五年，两个企业发展不同。那些在英科环保上班的，要加班，活儿不断，工资也都能按时发下来。清源集团的老马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在监狱，曾有财团短暂接手这个厂子，后来谈不拢又放弃，如今这个厂子连工资都很难发下来，动辄拖欠大半年。我的那些亲戚们，五十多岁的年纪，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按时去上班，也没什么正经事做，只能无望等待着有一天会有起色。

对于这两个企业的老板，我都没有实际接触过。比如盈科环保的老总吕长义（现实中的刘方毅），2020年春天，我在写《王能好》时，想到原型我这个大表哥，生前很想在盈科环保当保安，但又去不成。我从网上查资料，发现刘方毅和他差不多同龄。戳中我对照去写这两个人物的，是有一天我查到刘方毅的微博，看到他曾参加白宫的一个晚宴，样子局促。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有自己的局促，而这个局促和王能好当保安不成，夜里喝多酒就去盈科环保骂人发泄，其中的无奈倒也很相似。小说里，我写道：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份，吕长义在美国参加白宫圣诞晚会。他走向川普总统的亲信——白宫幕僚长基思·席勒，用流利的英语请求合影。晚会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吕长义查看相册，这张他期盼已久的合影，因后方恰好冒出一个做鬼脸的白人老头，十分的失败。仔细再看，基思·席勒双手交叉捂住裆部，眼神下看，一副不情愿的姿态，衬托得吕长义红润欣喜的表情太过殷勤。左思右想，他还是把照片上传到微博。这种糟糕且无奈的情绪，和王能好当初去找刘忠，想在盈科环保当个保安的心态，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王能好》出书后，身边有朋友看到了，也看出了原型是谁。我一个表姐夫和英科环保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想和我说些关于刘方毅的事情，我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知道。对我来讲，我对这些成功人士的生活兴趣不大。如闫作雷老师所说的，我在小说中，写这些成功人士显得“隔”的原因。不仅是成功人士，亲戚朋友们中相对生活体面的人，我也有选择性地不太去着墨。这或许是我认知的问题，并不觉得他们身上有我太需要的“文学性”。当然我这个看法是偏狭的，任何人都应该被书写。说这是我的局限，也是对的。但本质上，我也的确不是成功人士。

《土广寸木》里，我虚构了赵长青这个角色，关于他从政的段落，以及个人生活，我就写得不顺手，概因我并不了解官员，只能把他放置在回乡的境地中去描摹。这当然也是他在小说中的功能，与自己的发小王闻这个货车司机来进行对比。我小说中的成功人士，基本上都是注脚，是那些更卑微的小人物的参照物。我本意上还是认为，这些日常没有话语权不被重视的人，在小说中更值得去书写。

小说中宏远集团马宏远的原型是清源集团的马之清，他是我小姑夫的堂哥。从小到大，关于他在我们当地的财富神话，的确是长辈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尤其是近些年，整个家族开始衰败后，各类传闻更是不断。我选择把他当作一个财富的标签贴在小说里，所有关于他的讲述，也是基于外界报道和网友们的猜疑。这种叙述考量，也是想尽量避免个人情感上的参与，也可以说我是碍于人情的困扰，借用关于他的媒体报道进行一个人物的素描吧。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当地大人物或者身边的许家印式的人物，只是我描写村庄的过眼云烟，村民们只可远观，关于他们过往的点滴，也会长久在村民间谈论。

关于《辛留村道德模范》，我写的褒奖，也都是在网络上搜集到的固有文案，再根据情况稍加润色。至于入选的村民是否有这些事迹，我没有特别关心，宣传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话术”。而对于后面小说中所说的实际情况，也是我的一个小说化表达，有点影子，更多的是添油加醋。当然村里面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值得琢磨，活了几十年，总有一些“污点”，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说到底也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写，也就是借这个来讽刺当下一些过火的地方。但凡有些了解内情，都明白一些道德模范的事迹，也都有人在执笔，这就不展开说了吧。我行文时，总忍不住去戏谑一些事物，也不能说是恶意。我也时常反思，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大约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到了青年时代，就更有些叛逆，也如闫作雷在文章中提到的，我那会儿所受到的文学上的自我教育，一脉相承吧，眼里看到的也都是些问题。

其实在当下的乡村，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起码物质上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丰沛的，吃穿不愁。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老付，也对现在的生活比较知足，毕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只是乡村的生活，经不起对比，和城里的人比较而言，养老金微薄，还有各种因为赡养问题，亲情产生龃龉。我的目光大多落在这些生存上的不易，可以说是一种写作者的本分，或是觉得文学是应该揭露现实的问题。也可以说，我这是在进行自我粉饰。归根结底，落实到文本，只能是我对这些所谓的人性当中的“阴暗面”更有感受去表达、去记录。我在不少的采访中，都表达过这一个观点。也可以说，我在为乡民们叫苦，而这种方式，多半又以揭露他们的不堪为手段。2024年底，因为获奖，也有村民看到这本书，对号入座，找我说理。我先道歉，又解释说，这只是小说。堂嫂也找我，说我怎么把她写成这样了。我也道歉，解释说，这就是小说，写你好的，是你，写你不好的，那不是你。当然，小说里面的事，也都谈不上多么光鲜光彩。倒是《土广寸木》里，出现次数最多的老付，也就是我的母亲，到现在也坚决不看这本书，觉得没什么好看的。那么下面，我就谈一下，小说与现实中的老付。

三

这几天，我正好住在村里，末伏，天热，就躲在屋里，很少出门。我写会儿东西，就和老付拉家常，不知道怎么扯出一个话头，老付就顺着说下去，亲戚的事，村民的事。反正她活了七十多年，脑子里攒的事也多。昨晚，吃完饭，老付又说起我那个傻子大伯，说他傻吧，农忙的时候，就不见人了。玉米拉回家剥皮，大伯剥了没几个，借口去上厕所，一去就不见人了，到了晚上九点多才回来。问去哪里了，也不说。他顺着村西边的铁路，从南走到北。以上，都是我知道的，老付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次，老付又说了点我不知道的事。离我们村七八公里的中埠镇，有我们一个远房的亲戚，按辈分，算是我大伯的一个表姐，我大伯愿意去他这个表姐家。这个表姐，脾气好，也心善，大伯吃饱饭，就回来了。有时农闲，大伯就推着我奶奶，坐上独轮车，四里八乡走亲戚。老付一说起过去的事，就刹不住车。她也说些村子里的事，比如还在生产队的时候，一个人名接一个人名，我就对不上号，她有时喊大名，有时喊小名的，有些名字说了成百上千遍，还需要她再给我指出这个人家在哪个方位，他的孩子叫什么，我才能对准。一说到名字，老付常说的就是：“你不是这个村子的人了”，“说几遍你也记不住，你没长心”。

其实也没什么事需要记住，都是家长里短的，老付说多少，我就听多少，我能记多少，也许有一天会在写小说时当素材，记不住的，也就算了。小说毕竟不是非虚构，没必要去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又去采访当事人什么的。我所写的小说，混杂着我所观察的当下乡村，也有道听途说的一些家长里短。如今，每次回村，就算是没说过话的村民，我叫不上名字的，也有不少被我写进小说，仅是外观或是他的形态，以及大概他干什么营生，这些就足够了。前阵子的傍晚，下完雨，我和老付坐在胡同口凉快，一个妇女从村口买了一块豆腐，一瘸一拐走过来，她就是《土广寸木》里“馒头”这一章节中唐秀云的原型。小说里，她的男人刘长生死了。现实中，这两口子活得好好的，让老付这样的人羡慕。和唐秀云打招呼，见她走远后，老付对我说：“什么叫命好，这两口子才叫命好，一辈子也没干什么活儿，一个月政府给的低保，一两千块钱就用不了花不了的，整天买豆腐和油条吃，咱这干了一辈子活儿，一个月才拿一百多块的退休金。”听到这里，我就说：“谁让你不是残疾人。”

我喜欢住在村里，也说不上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血脉觉醒”，喜欢所谓的田园，或只是觉得村庄没有城里那么憋屈，出门就是天井，能望向天空，接受实在的天气，感受气温。主要的一点，前两年我们家的五亩地承包出去后，也不用务农了，没什么农活儿可以干。现在村里基本都是老年人，青壮年也有点，但基本上也碰不太到，都在厂子里上班，有些在上学的，也基本窝在家里，不怎么出来。老付今年生了一场病，之前我从来没把她当成老年人，现在还在恢复期，行动也慢了，真有了老年人的样子了。时不时地，老付就说起来活着的人，当然提到的死去的人更多。我也快四十岁，也真的就这么看着相熟的村民们变老，然后死去。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文字，也算是一种记录，曾经有些村民是这么过活的。

前些年，我翻看新编的镇志，除了基本的风土人情和大事记之外，篇幅更多的是展现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厂子越来越多，各项指标都在节节攀升。有一点，很难从中看到老百姓具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说梳理的自古以来的大事记，久远的就不提了，说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能入史的具体人名，也就是1970年代曾有一个副省长路过我们镇时发生了交通事故。除此之外，就难寻其余的具体名字了。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官修的史书中，向来就少有普通人的身影。在这之外，我觉得小说是一个记录的方式。起码，我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小说比历史更接近于真实吧。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受奖演说中有一段话：“从古至今，写作者的使命不曾改变。他肩负职责，要将我们种种痛苦惨烈的错误与失败袒露人前，要在我们黑暗、危险的梦境中挖掘疏浚，引入光明，导向进步。”